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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最抽象、最广泛、最深刻意义的艺术创作；——这影响之恒久也正是艺术之恒久的保证。
在能理解这个道理之前，在确实证明一切艺术在本质上是依赖从荷马到苏格拉底那些古希腊人之前，我们必须考察一个古希腊人，正如雅典人考察苏格拉底那样。几乎每个时代和文明阶段都也曾一度愤愤不平地竭力摇脱古希腊人的束缚。因为，后世一切独创的，显然独竖一帜的，人所真诚赞美的作品，在希腊作品相形之下，仿佛突然丧失了色彩和生气，萎缩到失败的仿作甚或歪曲的模拟之地步。所以，人们那由衷的愤恨，时不时发泄出来，反对向来胆敢把一切非本国东西都称为〃野蛮〃的那个傲慢的小民族。我们要追问：希腊人是甚么人物呢？——他们虽则是没有甚么可以夸耀。只有昙花一现的历史光荣，只有贫弱可怜的政治制度，只有实属可疑的风俗优点，甚至还有秽德丑行的污名；可是他们竟敢在其他诸民族中要求才华出众的荣誉和优越地位。可惜我们不幸而不能找到一杯鸠酒，毅然解脱这样的小人之心：因为嫉妒、诽谤、仇恨在我们心中酿成的一切毒液，都不足以消灭他们可以自负的威信：所以，我们在古希腊人面前不免自渐形秽，肃然起敬。除非我们重视一个真理高于一切，而且我们敢于对自己承认这一真理：即，古希腊人象一个御者那样，在手中执着我们的和其它民族的文化之缰索，但是破车驽马毕竟是劣质，而且不配这御者的光荣；——除非我们承认这点，否则谁敢驱破车而临深渊，并以此为乐呢？须知希腊人象阿喀琉斯那样善跳，所以能够一跃而跳过这深渊。
为了授予苏格拉底以这样领导地位的荣誉，那只须认识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物的典型——理论家的典型。我们第二个任务是去洞察这种理论家的意义和目的。象艺术家那样，理论家对于现存事物也感到无限的快慰；象艺术家那样，这种快慰保护他免陷于悲观主义的实践道德观，不致象猫眼那样只在黑暗中闪烁。每当一个真理被揭露之时，艺术家往往以狂喜的目光凝视着在揭露之后还有甚么东西隐藏在幕后；可是理论家一经揭露真理，便沾沾自喜，他的最大快乐在于只靠自己的力量探索而不断成功的揭露之过程。如果科学只崇奉那一位裸体女神，而不顾其他神灵，世间也就不会有科学了。因为，这样一来，科学的信徒们就会觉得自己好象一个人要凿穿大地。谁都知道，即使尽毕生的最大努力，也只能掘入深不可测的大地的皮层，而且后来者的发掘不难就在他眼前填满了他所凿的洞；所以，如果第三者独自选择一个新地点来探凿，那就显得是聪明的做法了。设使现在有人证明了对点是不能用这直接方法达到的，那末，谁还愿意在这旧洞里发掘下去呢，除非他寻得了珍宝，或者发现了自然规律，而还不知满足。因此，最诚实的理论家莱森曾大胆自白，说他关心真理之探索甚于关心真理本身：这一语道破了科学的基本秘密，使得科学界为之震惊，甚或为之愤怒。当然，他这种独到的见解，若不是睥睨群侪，实是过份坦率。不仅如此，它还有一种发人深省的设想。这种设想最先表现在苏格拉底身上，——那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认为思维凭借因果律的引线，便可能达到存在之深不可测的渊源，而且思维不但能认识存在，甚且能变革存在。这种崇高的形而上学的设想以直觉授给科学，而且屡屡引导科学达到它的极限，到了这极限，科学就定必突变成艺术：其实这就是只能凭借这种手段才达到的目的。
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一思想的光辉下来看苏格拉底，我们便觉得，他是第一个不仅凭这种科学直觉之指导而生，而且尤有甚者，为之而死的人；所以临死的苏格拉底的形象，一个借知识与理论超脱死亡恐怖的人物，乃是科学门前的一个标识，它提醒每个人科学的使命，也就是说，科学使生存显得有意义因而是合理的。因此，当然，如果理论有所不递，那就毕竟还须使用神话。我刚才甚至指出：这是必然的结果，是科学的终极目的。
你一旦看清楚：在科学的神秘论者苏格拉底之后，哲学的派别相继而兴，一浪接一浪，于是一种料想不到广泛的求知欲普及于全知识界，仿佛求知是一切得天独厚的人们的特殊任务，这就把科学引入汪洋大海之中，从此它一去不返。由于求知欲的普及，一个共同的思想之网第一次笼罩着整个世界，而且大有穷究整个太阳系的规律之展望；——如果你看清楚这一切，以及现代科学的高得惊人的金字塔，你就不禁要设想，在苏格拉底身上见到所谓世界历史的转捩点和漩涡。因为，试想那种普遍倾向所使用的无数力量之总和并不是为知识服务，而是为实践的，也就是说，为个人与民族的利己目的服务。大概，在遍地兵燹和不断移民当中，乐生的本能已经大为削弱，以致自杀成风，个人或许还有劫后残存的责任感，正象非支（Fiji）群岛的蛮族认为子杀其父，友杀其友是一种责任。于是，一种实践的悲观主义可能产生一种残忍的道德观，认为大屠杀是出于怜悯；——况且，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处不论从前和今日都有的，凡是在任何形式的艺术，尤其是宗教艺术和科学艺术还未出现，以治疗或预防这种败德窳风的地方，莫不有之。
针对这种实践的悲观主义而言，苏格拉底是理论上的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自谓相信万物的本质皆可以洞悉，认为知识与认识具有万应灵丹的能力，而错误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在苏格拉底式的人们看来，深入万物的秘奥，辨别真知灼见与假象错觉，乃是最高尚的，甚至唯一真正的人类天职。所以，自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建立概念、判断、结论等等手段，就被重视为在一切才能之上的最高尚的事业和最值得赞美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恻忍之心，自我牺牲，英雄主义，乃至极难达到的〃心如止水〃，即梦神式希腊人所谓〃涵养〃的境界；——在苏格拉底以及直至今日赞同他见解的后继者看来，这一切都导源于知识的辩证法，从而是可以传授的。凡是体验过苏格拉底认识论的快感，而觉得这种求知快感不断扩大其范围，势将包万象的人，总会从此感到；最强烈的鼓励乐生的刺激，莫如对一切知识〃竭泽而渔，不容漏网〃的占有欲。对于有此种抱负的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就俨然是一种崭新的〃希腊的乐观〃和生存的幸福之导师，这种幸福竭力表现于行为上，尤其是表现为对贵族青年所施的〃思想助产〃①和人格陶冶上，其目的在于促使天才终于诞生。
①苏格拉底以助产术比喻用辩证问答使人明确地认识心中漠然存在的思想和概念，这谓之思想助产。
然而，科学受了强烈的幻想鼓舞，一往无前地奔赴它的极限，于是蕴藏在它理论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那里碰碎了。因为，科学领域的圆周有无数的点，至今尚丝毫不能想象这领域能否彻底测量；所以才德兼备的人，未到人生之中途，便接触到这圆周的边缘，由此看入渺茫的所在。一旦慄然见到理论到了科学的极限便蟠虬乱转，终于咬住自己的尾巴，于是，一种新的认识，悲剧的认识，突起浮上心来，那就需要艺术的保护和救济才能忍受得住。
古希腊人使我们眼界开朗而清新，现在让我们看看周围世界的最高境界。我们目睹苏格拉底所代表的永无厌足的乐观的求知欲，突变为悲剧的听天由命和艺术的自我陶醉；但是这种求知欲在较低的阶段上当然是与艺术为敌，尤其是对酒神悲剧艺术势必深恶痛绝，苏格拉底主义与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对抗可以为例。
现在，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扣现在与未来之门：这种〃突变〃是否将导致天才的不断新生，尤其是使学习音乐的苏格拉底能够成功吗？这笼罩万象的艺术罗网，无论名之为宗教或名之为科学，是否将越织越密，抑或命定被自命为〃现代〃的蛮风和狂澜撕成碎片呢？我们忧心忡忡，但并不绝望，且稍待片刻，冷眼旁观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与变革吧，然而，这场斗争的魅力是如此之大，即使旁观者也要挺身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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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十六章
在上述的历史例证中，我们努力阐明这点：悲剧决然是随着音乐精神之灭亡而灭亡的，所以它也决然只能凭借音乐精神而复活。为了缓和这耸人听闻的危言，另一方面为了指出这种认识的来历，我们现在必须扩大视野，面对着现代的类似的现象；我们必须走入那场斗争的中心。我刚才说过，贪得无厌的乐观的求知欲与悲剧艺术的自我陶醉之间的斗争，是在现代世界的最高境界里进行的。我将放下其它反对倾向不谈，因为它们一贯反对艺术，尤其是反对悲剧，现在又凭借其必胜的信心猖狂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戏剧艺苑中只有趣剧和舞剧之流稍为茂盛，然而一花独放，尚且未必人人欣赏它的色香。我将只谈对悲剧世界观最有威信的抗议，我是指滥觞于始祖苏格拉底的那种最主要的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然后，我将随着即列举那些势力，在我看来，它们足以保证悲剧的再生，甚或对德国的天才提供前程似锦的希望！
在投入斗争中之前，让我们以已经占有的知识武装起来。有人辛辛苦苦推断艺术起源于单独一个原理，仿佛一切艺术作品同出于一个不可缺少的生命根源；我却不然，我始终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两位希腊艺术神灵，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我看出他们是其内在本质和最高目的皆不相同的两个艺术境界之生动活泼的代表。我把梦神阿波罗看作〃个性原则〃所化身的天才，只有依赖这原则才能真正获得假象的救济，但是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秘的欢呼之下这种个性化的魔力就破灭了，于是那条通向〃万有之母〃，通向万物核心的道路便敞开。这种巨大的对立，象一道洪沟分隔梦神的造型艺术与酒神的音乐艺术，在现代伟大思想家中只有叔本华一人看得如此清楚，所以他无须这两个希腊神灵象征的指导，也能看出在各种艺术中唯独音乐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古远的根源，因为音乐不象其他艺术，它不是现象的复制，而是意志本身的直接写照，所以它对宇宙间一切自然物而言是超自物的，对一切现象而言是物自体（意志及表象之世界）。关于这一最重要的美学见解，（严格的说，真正的美学是从它开始的），理查·瓦格纳曾予以保证，肯定它是永恒真理。他在〃贝多芬论〃中曾断言：音乐的评价，必须依照不同于一切造型艺术原理的审美原理，一般地说，不应该根据美这范畴来评论；虽则今日有一种错误的美学，依据一种腐化堕落的艺术，习惯了那只适用于造型艺术的审美概念，要求音乐产生与造型艺术相同的效果，换句话说，要求音乐能唤起对美的形式的快感。根据这一巨大的对立，我觉得很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希腊悲剧的本质，从而深刻地揭示希腊的天才，因为我毕竟相信我能运用一种魔力，可以超出今日流行的美学术语之外，使悲剧的基本问题鲜明地浮现在我心中。因此，我对于希腊人的特性获得非常深刻的体会，使我不禁觉得：那些自命不凡的希腊古学研究，至今还是捕风捉影，只满足于肤浅的认识而已。
我们不妨以一个问题来接触这个基本问题：当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艺术力量，梦境与醉境，一起发生作用之时，将产生甚么美感效果呢？或者更简单地说：音乐对于形象和概念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理查·瓦格纳，特别关于这个问题，盛赞叔本华的阐明是不可超越地明晰和精辟。叔本华在下面这段中讲得最为详细，我试征引他的全文如下：——
〃按照这一切，我们可以把现象界或自然界与音乐看作是同一东西（按，指意志）的两种不同表现，因此意志是这两者的类似之唯一媒介；要了解那种类似，就需要对它有所认识。所以，如果把音乐看作世界的表现，那末音乐便是一种最高度的共同语言；它对概念的普遍性之关系，决不是抽象概念的空洞的普遍性，而完全是另一种的；它含有极其清楚的明确性。在这点上，音乐就颇象几何图形和数目了，后两者是一切可能的经验对象之共同形式，而且是a
pri－ori（先验地）可以应用于一切事物的，但仍然不是抽象的，而是显而易见和极其明确的。种种可能的追求、激动、意志之表现，人类心灵中一切经历，凡是被理性划入所谓感情这个广泛否定概念中的一切，都可以用无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