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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今在音乐中一切〃伟大风格〃的要求，或者是欺骗我们，或者是自我欺骗。这一抉择足以令人深思，它本身包含着对二者价值的决疑（Kasu－isB
tik）。〃期骗我们〃：多数人的本能起而反抗——他们不愿受骗；我本人当然总是宁要这类型而不要另一类型（〃自我欺骗〃）。这是我的趣味。——为了使〃精神贫乏者〃更容易听懂，这样表述：勃拉姆斯——或者瓦格纳……勃拉姆斯不是戏子。——可以把一大部分其他音乐家归入勃拉姆斯的概念中。——我对于那些摹仿瓦格纳的聪明的猴子无话可说，例如戈德马克④人们应当把他的《示巴王后》带进动物园里去
①贝尔尼尼（G．L．Bernini，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家，巴洛克艺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英译本注：这无疑是指尼采的朋友和崇拜者彼得·加斯特（Peler Gast）。
③约翰内斯·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音乐家。
④戈德马克（Karl Goldmark，1830…1915），匈牙利音乐家，歌剧《示巴王后》是他的代表作。
——演给自己看。——如今只有细微末节能够被做得尽善尽美，唯有在这方面还有诚实可言。——然而，在最本质的方面，音乐是无可救药了，无法摆脱它的命运，即：成为生理矛盾的表现——成为现代的东西。最好的课程，最负责任的训练，年老大师圈子中的亲密无间甚或隔离疏远——这一切只是治标的办法，严格地说，只是虚幻的办法，因为我们自身已经不具备这样做的前提，即亨德尔式的强壮种族，或罗西尼①式的充溢野性。——并非什么人都配有任何一位教师的，这一点适用于整个时代。——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欧洲某个地方尚有更强壮世代、更不合时宜的人的类型的残余；从那里出发，一种姗姗来迟的美和完满，即使对于音乐也仍翘首可期。在最好的情形下，我们尚能够经历到某种例外。照常规而论，腐败是主宰，腐败是宿命，没有上帝来拯救音乐。
①罗西尼（Rossini，1792…1868），意大利音乐家。
跋
——任何涉及个人价值的问题总是把精神束缚在一个狭窄的天地里，现在，让我们从中摆脱出来，喘一口气。一个哲学家在如此长久地和〃瓦格纳事件〃打交道之后，需要洗洗手。——我来谈谈我的现代的理解。——每一个时代，在其力量的尺度中也都有这种尺度：它相信哪些道德，它禁止哪些道德。它或者具有上升生命的道德；那么，它就出于至深的本性反对衰落生命的道德。它或者自己就是衰落的生命——那么，它也需要衰落的道德，它憎恨仅以丰盈和力量的过剩证明自身合法的一切。美学与这一生物学前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一种颓废美学，又有一种古典美学——〃自在的美〃如同整个理解主义一样，乃是头脑的编造物。——在所谓道德价值这个更狭窄的领域里，找不到比主人道德和基督教价值观念的道德更为巨大的对立了：后者生长于完全病态的土壤（福音书向我们详尽地展现了它的生理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描写了这种典型），相反，主人道德（〃罗马的〃、〃异教的〃、〃古典的〃、〃文艺复兴的〃道德）则是发育良好的标志，上升生命的标志，作为生命原则的强力意志的标志。主人道德本能地从事肯定，基督教道德本能地从事否定（〃上帝〃、〃彼岸〃、〃无我〃是公开的否定）。前者将其丰满移交给事物——它神化世界，它美化世界，它合理化世界，后者将大千世界贫乏化、苍白花、丑化，它否定世界。〃世界〃在基督教那里是一个脏词。——观察世界的这两种对立的方式都是必然的，靠论据和反驳解除不了这两种看世界的方式。人们并不反驳基督教，人们并不反驳一种眼病。把悲观主义当作一种哲学来反对，真是迂腐得无以复加了。在我看来，〃真实〃和〃不真实〃这两个概念的光学（Optik）中毫无意义。——但人们一定会对此加以抵制，这是作假，是与生俱来的两面性，想要不把这种对立感受为对立：例如瓦格纳的意志，他是颇擅长这样的作假的。他一面觊觎着主人道德，高贵的道德（冰岛神话几乎是它最重要的证书），一面鼓吹〃衰亡者福音〃、拯救之需要的相反教条！……顺便说说，赴拜洛伊特节的基督徒的谦恭令我吃惊。我自己也许忍受不了出自一位瓦格纳之口的某些话。有一种观念，它不属于拜洛伊特……怎么？有一种为女瓦格纳之徒准备的、也许由女瓦格纳之徒创造的基督教——因为瓦格纳在晚年完全是女流之辈（feminigeneris）？再说一遍，在我看来，今日的基督徒是过于谦恭了……如果瓦格纳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李斯特也许就是一个教父！——得救的需要，基督教全部需要的这一集中体现，同这些丑角毫不相干；它是颓废最诚实的表现形式，是在崇高的象征和实践中对颓废最坚定、最痛苦的认可。基督徒想摆脱自己。自我总是可憎的①。——相反，高贵的道德，主人道德，却扎根于对自己的胜利认可——它是生命的自我肯定、自我颂扬，它同样需要崇高的象征和实践，但仅仅〃因为它的心灵过于充实〃。一切美的艺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属此列，二者的实质是感谢。另一方面，在它们之中，不能忽略对于颓废的一种本能反感，对于颓废征兆的一种讥讽和厌恶，这类情感差不多是它们的证据。高贵的罗马人觉得基督教是丑恶的迷信（foeda
superstitio）；我想起最后一位德国人有多么高贵的趣味，歌德对十字架有怎样的感受。人们徒劳地寻找更有价值、更必然的对立。②
①此句原文为法文。
②原注：我的《道德的谱系》一书最早考察了〃高贵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的对立，在宗教认识史和道德认识史上，也许没有更为关键的转折了。这本书是我对于一切属于我的东西的试金石，它的幸运在于它只能被最深思熟虑的心灵接受，其余人则缺乏它的耳朵。人们必须具有它对于事物的那种激情，而如今无人有这种激情……
——但是，象拜洛伊特人这样的作假，在今天并不是例外。我们大家都熟悉基督教容克贵族的那种非审美的理解力。左右逢源而毫无罪恶感，撒谎而〃心安理得〃，毋宁说是典型的现代特征，人们差不多以此来定义现代性。现代人体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价值矛盾，他脚踩两只船，他同时说〃是〃和〃否〃。正是在我们的时代，作假翩翩降临人间，甚至化身为天才，而瓦格纳〃生活在我们中间〃，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我不无根据地称瓦格纳为现代的卡里奥斯特……然而，与我们的认识和意愿相违背，在我们躯体中都有着同价值、词、公式、道德相对立的根源——从生理上看，我们是虚伪的……诊断现代心灵从何着手？快刀切入这种矛盾的本能，解开其对立的价值，解剖其中发生的最富有教益的案例。——瓦格纳事件对于哲学家乃是一个难得的案例，——可见这篇文章乃是受了感激之心的鼓舞……
（周国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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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原序
一
对于离远的人物，我们只要知道他们的目的，便足以笼统地臧否他们了。对于靠近的人物，我们则依据他们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来作判断；我们常常反对其目的，却因为其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式而喜欢他们。
哲学体系仅在它们的创立者眼里才是完全正确的，在一切后来的哲学家眼里往往是一大谬误，在平庸之辈眼里则是谬误和真理的杂烩。然而，无论如何，它们归根到底是谬误，因此必遭否弃。有许多人反对一切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的目的和他们自己的迥异，哲学家离他们太远。
另一方面，谁若喜欢伟大的人，他就会喜欢宏大的哲学体系，哪怕它们也是十足的谬误：它们毕竟包含着一个完全不可驳倒的因素，一种个人的情绪、色彩，人们可以据之复现哲学家的形象，就象可以由某地的植物推知土壤性质一样。或许总可以说：〃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看待人事的方式，无论如何是一度实存过的，因而是可能的。〃〃体系〃，或者至少〃体系〃的一部分，乃是这片土壤上的植物……。
我将概述那些哲学家的历史，我想在每个体系中仅仅提取某一点，它是所谓〃个性〃的一个片断，因而是历史理应加以保存的那种不容反驳、不容争辩的东西。这是一个起点，其目标是通过比较来重获和再造那些远古的名声，让希腊天性的复调音乐有朝一日再度响起。任务是阐明我们必定永远喜爱、永远敬重的东西，那是后来的认识不能从我们心中夺走的东西，那就是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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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原序二
这一阐述远古希腊哲学史的尝试，以其简短而有别于类似的著作。其方法是对于每个哲学家只论及他的极少数学说，也就是不刻意求全。不过，在所择取的学说中，哲学家的个性有着最强烈的显现。相反，象许多通览式读物通常所做的那样，尽其可能地如数列举流传下来的全部原理，势必会埋没那些个性的东西。这样，陈述就会变得如此乏味。因为，在种种被驳倒的体系中，恰好只有个性的东西能够吸引我们，那是永远不可驳倒的东西。用三件轶事可以构画一个人的形象；我试着从每个体系中提取三件轶事而舍弃其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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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一 HELLAS 希腊与哲学的命运
1．1 哲学与民族的健康
有些人反对一切哲学，他们的话有时倒是值得一听的，尤其当他们奉劝德国人的病态头脑拒斥形而上学，而代之以象歌德（德国大文豪Goethe，1749…1832）那样借体魄获得净化，或者象瓦格纳（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Wagner）那样借音乐获得圣化之时，更是如此。民族的良医唾弃哲学；因此，谁想替哲学辩护，他就应当指出，一个健康的民族为何需要并且确已运用了哲学。如果他能够指出这一点，那么，也许病人也就能够实实在在获得一种教益，懂得哲学为何恰恰对于他们是有害的。
诚然，完全不要哲学，或者对哲学只有极其浅薄的、几乎是儿戏般的运用，却依然能够健康，在这方面不乏令人信服的例子，全盛时期的罗马人就是这样无需哲学而生活的。但是，一个病弱的民族借哲学重获失去了的健康，这样的例子又在哪里？如果说哲学果有显示过其助益、拯救、预防的作用，那也是在健康人身上，对于病人，它只会令其愈益病弱。如果一个民族业已分崩离析，其组成分子的维系力业已弛而不张，那么，哲学从来不曾使这些个体与整体重新结合起来。
如果一个人冀望兀然自立，在自己周围筑起自足的篱笆，那么，哲学总是准会使他更加孤立，并且让他在这孤立中给毁掉。哲学如果不是圆满足备地存在，它也就是危险的，而能让哲学充足完备的，就只有一个民族（但不是每个民族）的壮健体魄而已。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它表明在一个民族身上什么东西可以称作健康。Hellas——希腊，作为真正的健康人，它的民族从事哲学，而且从事此中，较诸其他任何民族要多得多；他们就此为哲学作了一劳永逸的辩护。他们未能适时而止，甚至到了风烛残年，他们的举止仍然象是哲学的热血弟子，尽管这时他们已经只把哲学看成对基督教教条的虔诚的烦琐考证和神圣的项屑论争了。由于他们未能适时而止，从而大大削弱了他们对于那些野而未驯的后代的贡献；他们后代正值桀傲不驯的青春年华，不得不被那巧工编结而成的网罟缠住。
另一方面呢，希腊人倒懂得适时而始，并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为明确地演示了，必须怎样开始从事哲学。也就是说，不是等到悲苦之时，象某些从郁闷心境中推演哲学的人所臆断的那样，而是在幸福之时，在成熟的成年期，从勇敢常胜的男子气概的兴高采烈中迸发出来。希腊人在这样的时期从事哲学，这一点恰好启发我们理解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什么，更启发我们理解希腊人本身。如果象我们今天那些道学市侩所想象的，当时的希腊人不过是冷静世故的技匠和乐天善感的人，或者象无知的空想家所津津乐道的那样，他们是沉溺在自我的迷雾中，深深吐纳而深有所感，那么，哲学的源头就决不会在他们身上得以昭示；他们身上最多只有顷刻流失沙滩或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