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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I北京研发中心成立于1998年4月份，当时只有十二、三人。成立这个中心的原因主要是原联想技术中心解散后，一部分人无处可去，被分到了 QDI，而他们又不愿意到深圳工作。研发中心成立之时，总经理缺位，刘晨晖以副总经理的身份主持工作。人员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被撤销的联想技术中心的一部分人；联想程控机事业部的几个技术人员；以及部门成立后新招进来的员工。
进来以后，部门的状况有点让我吃惊。不仅大家都没有相关产品的开发经验，而且开发部硬件负责人，在联想程控机工作多年，也是程控部门主要技术人员的于小童，连项目计划都不太会做。部门几乎不开会商议事情。员工几乎从来不加班。
当时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比较差，用的办公家具，是从联想其它搬走的部门留下的家具中，挑选不太破旧的来使用的。我们这个部门的待遇，也比较低。无形中给了大家一种“后娘养的”感觉。
外部环境也挺困难。这个产品在国外也处于开发阶段，尚未投放市场。我们拿不到别人的样机。而且需要的一些关键器件，都很难找到。我们的产品将要采用的微软的WINDOWS CE操作系统，还没有开始汉文版的开发。
但是，贺志强对我们的要求非常明确：与微软WINDOWS CE的中文版同时发布我们的产品。我刚一到，他就催促我立即开始开发工作。1998年春节期间，于小童打电话给我，高兴地告诉我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于我们产品的液晶显示器。春节假期一过，我们便正式启动了开发工作。
我们当时采用的是飞利浦的嵌入式应用CPU。对方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一个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Neehua，在三月份来北京给我们做培训。第一天的培训结束后，Neehua找到我，相当激动地问我：“你们的人到底能做什么？你想让他们做什么？”显然，我们的技术人员离他的期望，和他在其他国家遇到的技术人员的水平相比，差得有点远，问了很多他认为不需要回答的，很基本的常识性问题。我多少有点儿硬着头皮地安慰他，并和他套近乎：“你别着急，现在你帮我们一下，几个月后我们一定能够在中国的市场上帮助你们。”他恐怕没有相信我的话，勉强把培训做完了。
4月份联想新财年开始，贺志强让我把下面员工的工资做了一些调整，我的工资由他另行考虑。大家的情绪向好的方面有了一些改变。
项目在重重困难中向前推进。微软从西雅图派任建到微软中国技术开发中心，主持WINDOWS CE的汉化工作。任建原来任职于联想，与贺志强是同事，后出国留学。按计划，我要求我们在6月底必须做出一个实际产品大小的，能够工作的样机。当时大家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个样机。因为有许多技术问题，我们还没有在大的实验板上解决，做这样一个样机，在技术上意义并不大。六月下旬，我去美国出差。其间几次打电话叮嘱样机的开发进度。
在我的坚持下，7月2日第一个样机做了出来。尽管软件有很多问题，尽管机器的外壳是用手工做出来的，样子不好看，但是使用两节五号电池，机器可以工作三、四个小时。这使得大家相当兴奋。因为台湾一家公司在4月份和我们谈OEM合作时，他们带来的同类产品的样机，一旦放入电池，电池便会很快发热。
我们的样机出来后，飞利浦负责日本和大陆市场的Hugh Cree从日本SHARP来到北京。当时日本SHARP也在用飞利浦的CPU开发同类产品。Hugh看到我们的样机后，高兴地告诉我：“Your work is no worse than SHARP’s，either in speed or quality（你们的工作不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不比SHARP差）。”由于我们的工作，后来国内同行在开发基于WINDOWS CE的掌上电脑的时候，都采用了飞利浦的CPU。我兑现了自己当初对Neehua的承诺。我们逐步获得了合作伙伴的信任，后来飞利浦对我们的支持力度大大增加了。
贺志强当时常驻深圳和香港。7月15日，他从深圳来到北京。在我们的会议室里，我给他看了我们的样机。他拿着样机，看了很长的时间，听着我的汇报，一言未发。然后他简单地对我说：“谢耘，我们一起去向老板汇报。这可是我们真正完全靠自己开发出来的整机产品。”看得出来，这个还存在很多技术问题的样机，给了他相当的震动。
他离开的时候，走到门口时突然说道：“对了，我忘了给你涨工资了。我马上会通知人力资源部，从4月份开始算起。”
7月17日，我们去向集团领导汇报工作。在我们开始开发工作的时候，集团并没有抱什么期望。因为5月份，集团领导去台湾访问，台湾的同行已经知道我们在开发掌上电脑，他们便劝集团的领导：“你们在大陆很难开发出这个产品的。我们在台湾开发，是借助了很多美国公司的支持才可以的。”
集团领导听完汇报，看了我们做的样机后，说道：“看到你们做出这样的成绩我很欣慰。目前在联想任何其他部门内，还找不到这样一支能干的队伍。”我们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队伍，由于这个小小的样机，引起了联想最高层的注意。
贺志强在集团内与许多人都谈到，掌上电脑的开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因为找对了谢耘。这话有一点儿片面，但是确实为我立足于联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小小的样机，标志着我们的阶段性的成绩；它使我们赢得了贺志强的比较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它帮助我们在合作伙伴那里建立了信誉；它的出现鼓舞了开发团队的士气和信心；它让我们在集团内证明了我们的价值，使我们得到了高层领导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它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内外部工作环境。这便是阶段性成果可以起到的一种重要的作用。如何聪明地利用阶段性结果，去推动影响工作的因素向积极的方面转化，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技巧。
我的职场十年（九）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1日10时04分
【内容提要】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好像长期有一种投机的色彩，而缺少一种对企业核心价值追求的锲而不舍的顽强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即使在这个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仅仅用企业的“生存压力”过大，经济实力不够，技术能力不足等来解释IT行业的问题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惊动IT界
第一个样机的基本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团队。大家全力以赴争取在1998年10月开始产品的试生产。为此我们又做了几轮的样机，反复测试和试验。
在1998年9月，’98中国计算机世界展（DEX BEIJING 98）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我们展出了自己的样机。当时的样机已经是生产样机了。从性能到外观，和第一个样机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在展览会上，不论是海外厂商还是国内人士，看到我们的样机，没有人认为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无一例外地问我们：“你们的产品是从谁那里OEM过来的？”许多人需要我们反复讲解，才肯相信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产品。
当时国内还有两家公司和我们几乎同时在开发这个产品。一个有着多年PDA开发经验，另外一个是著名的家电厂商，开发团队有多名博士。但是他们的产品迟迟不能与外界见面。
展会开始后的第二天，贺志强从香港给我打电话。他高兴地告诉我在香港的大公报上，看到了我们的员工在展会上，手持我们的产品的大幅照片。他通知我，他会马上批一笔钱，用于给我们部门的员工发奖金。
《北京青年报》在展会结束时，评价这个展览会有五大热点，其中之一就是联想在国内率先成功开发出基于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掌上电脑。记者们纷至沓来。路透社的老外记者，也扛着摄像机，到我简陋的办公室对我进行采访。这一切为我创造了条件，开始逐步学习与媒体打交道。
有一天，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我的一个儿时的朋友柴亮给我打电话。他兴奋地在电话中说：“小耘哥，我在东方台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你和嫂子在溜你们的小狗了！”当时的小狗，今天已经是一个有二十六斤重的“小熊”了。
应该说，尽管我的小狗都上电视露了脸，我自己对我们做的事情和媒体的热情，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的。
当国内的一个记者问我对于成功开发出这个产品，并在IT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什么感想的时候，我说了自己的心里话：“说实在的，我没有特别兴奋的地方。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炫耀的事情。我们开发出这个产品，用的是国外的芯片和操作系统，竟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其实这是中国IT行业的一种悲哀。”
这话或许有些刻薄。但是我认为我的话确实是我真实的感受。与我曾经参与开发的雷达系统，以及后来主持开发的电视加密收费系统相比，这个小小的掌上电脑，我们自有的技术含量和我们跨越的技术难度是最低的。
中国的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至少在当时看来确实好像有些问题。其实在计算机行业有很多事情，国内的企业是有足够的实力去做的，也应该能产生经济效益，可是却没有人来做，或做成功。
而在电信行业，与计算机企业几乎同时起步的华为等公司却可以孤注一掷，在行业的核心产品和技术上，历经千辛万苦，取得了突破，与国外厂商一拼高低，令对方刮目相看，视为心腹大患。
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好像长期有一种投机的色彩，而缺少一种对企业核心价值追求的锲而不舍的顽强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即使在这个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仅仅用企业的“生存压力”过大，经济实力不够，技术能力不足等来解释IT行业的问题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毕竟电信行业的一些企业在同样的时代，同样残酷的市场上，在同样的中国的土地上，演绎着另一番景象；当国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投入建设的一汽工业基地的老总们，旁征博引，理直气壮地宣称，按照他们现在的市场能力，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完全没有能力自主开发新车型的时候，奇瑞这个比一汽小很多的安徽企业，不仅从一开始就自主设计车型，而且已经远销国外，在异国他乡建立合资企业了。我们固然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解释这个世界，但是客观事实，却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来随意改变的。
历史，不总是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当然，行业的普遍情况，不能够简单地归咎于某些个别人的作用。
我的职场十年（十）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2日09时47分
【内容提要】正是在贺志强充分的信任和放权，无私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下，我才逐步进入了IT行业，由一个技术管理人员，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管理人员，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贺志强
QDI是联想集团内部专门做PC主机板业务的子公司。其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当时是全球第五大主机板供应商。QDI总部设在香港，研发和制造在深圳。贺志强是常务副总裁，负责技术和生产。贺总比我大一岁，是中科院计算所的硕士，毕业后即加入联想。倪光南事件以后，贺志强好像是惟一留下来的技术出身的高层管理人员。
随着我们工作成绩的显现，贺志强对我表现出了高度的信任和支持。我们通常每个月只是简单地通几分钟的电话，我还会定期给他文字的工作报告。他曾经告诉我，当时聘用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了我的经历后，感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找到一个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懂如何做产品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他一直鼓励我在这条主线上不断努力去做得更好。
1998年7月以后，他在集团内部的不同场合经常谈起我，帮助我在集团逐步建立起了一定的知名度，并在后来得到柳传志的重视。
当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我一般总是要从贺志强开始谈起。我会向记者介绍掌上电脑的立项，是贺志强克服重重困难推动起来的。我只是一个执行者。这确实是实情。没有贺志强，便不会有联想的掌上电脑这个项目，自然也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了。我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决策，其作用要超过执行层面的工作。
集团人事部曾经告诉我，他们看到我和贺志强之间的关系，“非常地感动”，认为是上下级之间默契配合，成功合作的一个难得的案例。
贺总对我另外一个重要的帮助，是使我学会了如何集中精力做有限的事情。1998年下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