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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刷纸币，也还是难以在和平时期供养分工复杂的军队和宫廷。所以战争的爆发就迫使各国采取特殊的财政措施以应付国家的紧急需要。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增加对西欧金融市场的依赖，或者是更加依赖伦敦、阿姆斯特丹或巴黎的直接接济。这些钱便可用于收买雇佣兵和军需品。“没有钱，就没有瑞士雇佣兵”可能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王公们的一个口号，但直到腓特烈和拿破仑时代，这仍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基本现实。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决定列国在18世纪各场战争中命运的总是财政因素。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但仅此一点并不能阻止联合省从一个主要大国的地位跌落下来。相反，俄国虽然经济落后，政府资金相对匮乏，但该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和实力却与日俱增。要解释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有必要给予第二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地理对国家战略的影响——给予同样的重视。
《大国的兴衰》 第二部分地缘政治（1）
二 地缘政治
由于欧洲列强政治固有的竞争性，以及贯穿于整个18世纪各国之间同盟关系的不断变动，敌对国家常常从一场冲突到另一场冲突时遇到截然不同的情况，有时是极为变幻莫测的命运。秘密条约和“外交革命”造成列强之间组合的不断变化。由此引起欧洲均势、陆军和海军两个方面的力量对比的动荡变化。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各国极大地依赖其外交家的聪明才智，更不用说武装部队的效能了。同时它还表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地理因素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气候、原料、农业生产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一国的全面繁荣强盛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指每个国家在这些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某一特定国家是否能将其全部力量集中投入到一条战线，还是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它是同弱小国家接壤呢，还是同强国接壤？它主要是陆上大国呢，还是海上大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一切又给它带来何种有利因素，何种不利因素？如果它想退出战争的话，能否轻易地从一场中欧大战中脱身？它能否从海外获得额外的资源？
联合省在这个时代的国运兴衰是说明地理因素对政治产生影响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在17世纪初期，它具备了国家发展的许多要素，诸如国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陆军训练有素，海军实力雄厚，而它的地理位置当时也看不出对它有何不利之处。恰恰相反，纵横交错的河网为它对付西班牙提供了天然屏障（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而濒临北海，又为它利用富饶的鲱鱼资源提供了通路。但一个世纪之后，荷兰面对几个强敌，却在保卫自己的困境中挣扎。自从克伦威尔的英国和柯尔培尔的法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后，荷兰的商业和航运就受到了打击。不论特隆普和德·吕泰尔那样的指挥官战术指挥才能多么杰出，在对英国的海战中，荷兰商人或者不得不闯过两翼受敌的英吉利海峡，或者不得不兜个大圈子，绕过波涛汹涌的苏格兰，而这条路线（像他们捕捞鲱鱼一样），在北海仍然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盛行的西风助了英国海军将领们一臂之力，而荷兰沿岸的浅海，限制了荷兰战舰的吃水深度，从而限制了战舰的吨位和火力。同样，它同美洲及印度的贸易也越来越暴露在不列颠海军的炮口之下。它在波罗的海的转口贸易，曾是它早期崛起的支柱之一，也一样被瑞典人和沿岸的其他对手所削弱。尽管荷兰可以暂时派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往受到威胁的某地重振雄风，但它对长久维持远海的广泛而脆弱的利益还是束手无策。
从17世纪60年代起，荷兰在陆上的弱点就暴露在路易十四法国的威胁之下，这使荷兰处境更加艰难。由于这一威胁比一个世纪前西班牙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荷兰被迫扩充自己的陆军（到1693年实力为93 000人），并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防守南部边界的要塞中去。这从两方面耗尽了荷兰的力量：它使大量的金钱用于军事开支，从而造成战债和利息支出的螺旋式上升；提高消费税和工资，削弱了本国商业的长远竞争力。荷兰在战争时期遭受大量的人员损失，而在整个这一时期，荷兰人口反常地停滞在200万人上。由于这个缘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期间接踵而至的战斗中，当马尔伯勒执意派遣英荷联军对法国的正面防线发动浴血进攻而造成人员的惨重损失时，荷兰人理所当然地感到惊恐。
1689年由威廉三世所缔造的英荷联盟同时起了双重作用，它既挽救了联合省，同时又是促成它作为一个独立大国衰落的重要因素。这同两百余年后的“租借法”和英美同盟如出一辙。它们既挽救又削弱了当时在马尔伯勒的后裔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为生存而战的不列颠帝国。在1688年和1748年之间对法国的数次战争中，荷兰都感到资源不足。这对它意味着必须把防务开支的3/4用于陆军，因而忽视了舰队。而英国却在海上和殖民活动中占了越来越多的份额，并从中捞取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简言之，当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们兴旺发达起来时，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却倒了大霉。由于英国不顾荷兰要保持同法国商业联系的意愿，在战争期间经常竭力阻止同法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就使荷兰商人损失更大。这也反映出联合省在整个这一时期是多么深地卷入（因而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和金融往来。而英国的经济相对来说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即使到七年战争时期联合省宣布保持中立，也没有帮它多少忙。因为骄横的皇家海军拒绝承认“自由商船，自由货物”的原则，决意要封锁法国，阻止其用中立国船只进行海外贸易。英荷两国在1759年间就这一问题所发生的外交纠纷，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又多次发生，并最终导致两国1780年以后的公开冲突。这些冲突丝毫无助于英国或荷兰的海上贸易。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荷兰人发现他们自己愈加陷进英法两国的夹缝中间，受到普遍赖债的损失，受国内分裂的影响，同时，在它既无法避免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世界竞争中，丢失了自己的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金融上的精明强干以及对“剩余资本”的依赖也是无力回天的。
与此相类似，法国在更大程度上由于它是海陆混合型国家而在18世纪吃尽了苦头。它的力量一方面要用于大陆上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要用于海上和进行殖民的勃勃野心。在路易十四统治初期，战略上这种顾此失彼的情况还不是很明显。法国的力量坚固地建立在固有的物质力量上：广袤又比较单一的领土、自给自足的农业以及约2 000万的人口，这允许路易十四把他的大军从1659年的3万人增加到1666年的9。7万人，进而扩充到1710年的35万人。太阳王外交政策的目标也是建立在欧洲大陆传统之上的：通过在南部打击西班牙，向北向东夺取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易受攻击的联系地带以及德意志的领土弗朗什…孔戴、洛林、阿尔萨斯、卢森堡和南尼德兰，从而进一步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位。
当时由于西班牙已精疲力竭，奥地利忙于应付来自土耳其的威胁，而英国起初保持着中立或友好，路易十四在外交上得以赢得20年的胜利。但是好景不长，法国贪婪的胃口激起了其他大国的不安。
法国战略上的问题在于，尽管它在防守上力量很强大，但它的地理位置不那么有利于进行决定性的对外征服战役：它在各个方向上都受到阻碍，部分是一些大国已有的领土要求和既得利益的妨碍。例如，进攻尼德兰南部（由哈布斯堡王朝占有），就要进行艰苦的战斗通过布满要塞和河流的地区，这不仅要招致哈布斯堡王朝本身的反击，而且会招致联合省和英国的反应。法国进攻德意志领土的道路也是荆棘丛生：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边界防线，但法军的交通线却要长得多，同时还要面对不可避免的敌国同盟，即奥地利人、荷兰人、英国人（特别是从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继承英国王位后），还有普鲁士人的同盟。即使到了18世纪中叶，当法国想要挑选出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奥地利或是普鲁士作盟国时，这一联盟的必然结果便是另一个德意志大国站到法国的对立面，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后者将竭尽全力争取英国和俄国的支持，以便挫败法国的企图。
《大国的兴衰》 第二部分地缘政治（2）
不仅如此，法国同海上大国进行的每一场战争，都要把它的力量和注意力从大陆上分散开去，这样就使其在大陆上进行的战争更难取得胜利。一方面要在佛兰德、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打仗，另一方面又要在英吉利海峡、西印度群岛、下加拿大和印度洋作战，法国在这两个战略抉择之间摇摆不定，经常导致它“两头落空”。虽然法国历届政府从来也不情愿在财政上做出向英国皇家海军优势挑战所必须的最大努力［4］，但还是要拨出一部分资金给海军。如果法国是一个单一的内陆国家，这笔钱原本可以用来加强其陆军的。只有在1778—1783年的战争中，法国支持美国人在西半球的反叛，同时又放弃了对德意志的任何军事行动，法国才得以羞辱它的英国对手。而在其他所有战争中，法国从来没有能够在战略上集中于一点，结果饱受损失。
总之，旧制度的法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实力又不够充实，管理国家的效率也不够高。它在大陆上受到限制，在海上又被牵制，因而不可能战胜由于它自己的野心必然激起的敌国联盟。法国的所作所为，加强了而不是打乱了欧洲列强的多极体系。只有当大革命改变了它的国力，而后被雄才伟略的拿破仑恰当地动用起来以后，法国才得以让欧洲大陆在一段时间里对它俯首帖耳。但即使如此，它的成功也只是暂时的。任何军事天才都无法保证法国对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的永久控制，更不用说俄国和英国了。
在几条战线上同时面对几个潜在的劲敌，这个地理战略上的问题并非只困扰着法国。不同的只是因为法国自己反复的侵略和长期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罢了。这一时期的两个德意志大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也因为其地理位置，注定要处理同样棘手的问题。对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务。他们管辖的形状极不规则的领土联合体（奥地利、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以及1714年以后的尼德兰南部，参看地图5），再加上其他强国同这些领土所处的地理位置，都迫使哈布斯堡王室要想保住帝国的遗产，就不得不在外交上和军事上使尽浑身解数。若要扩大这份遗产就需要更多的聪明才智或者还需要吉星高照，也许两者都不可缺少。
这样，虽然同土耳其的几次战争（1663—1664年，1683—1699年，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8—1791年），显示出哈布斯堡的军队全面加强了在巴尔干的地位，但同日趋没落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也耗尽了维也纳在这些时期的大部分精力。比如说，当1683年土耳其人兵临帝国首都城下时，利奥波德一世不得不对法国保持中立，虽然就在同一年发生了路易十四“重新合并”阿尔萨斯和卢森堡的挑衅事件。在九年战争（1689—1697年）和稍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年）时期，由于维也纳在此以前已经成为强大反法联盟的一员，它此时顾此失彼的矛盾才不那么显著。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这个矛盾也并未完全消失。哈布斯堡王室对外既要在欧洲保护其总体利益，在普鲁士崛起之后又要在德意志内部特别加以防范。18世纪晚期的许多战争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都更加变幻莫测。至少从1740年普鲁士夺走西里西亚省之后，维也纳在制定其外交和军事政策时总得用一只眼睛牢牢地盯住柏林。这必然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变得空前复杂：要在德意志内部阻止普鲁士的崛起，奥地利人需要在西方求得法国的援助，并更经常地在东方请求俄国的帮助。但是法国本身也是靠不住的，还时常需要英奥联盟加以钳制（例如1744—1748年间）。此外，俄国的步步崛起也是一个新的麻烦，特别是当沙皇的扩张威胁到立足于巴尔干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