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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回顾过去的历史学家认定查理十二将其注意力集中到波兰和萨克森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使他的注意力离开了彼得大帝纳尔瓦战败后在俄国强制推行的改革。在众多的外国顾问辅助下，彼得大帝极力广泛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他以其在泥沼中修建圣彼得堡的同样魄力，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当查理于1708年统率一支4万人的大军掉过头来对付彼得的时候，也许已经为时太晚。虽然总的说来瑞典士兵在战斗中打得很出色，但瑞典军队仍旧损失惨重，永远也无法摧毁俄国的陆军主力，而且落后的后勤保障还绊住了它的手脚。当查理挥师南进乌克兰并在那里度过1708—1709年的严冬时，这种困难就更加严重了。1709年7月，当大战役在波尔塔瓦爆发的时候，俄国军队在人员数量和所处的防守阵地上都占了很大优势。这场大战不仅使瑞典军队全军覆没，而且当查理只身逃至土耳其并在那里长期流亡时，瑞典家门口的敌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良机。1715年12月，当查理最后回到瑞典时，他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已丧失殆尽，芬兰的一部分已落到俄国手中。
《大国的兴衰》 第三部分赢得战争（3）
又经过数年征战（查理十二在1718年同丹麦人的一场战争中阵亡），瑞典筋疲力尽，孤立无援，只好在1721年签订的《尼斯塔特和约》中承认失去其在波罗的海的大部分省份。这时的瑞典已降为二等国家，而俄国则上升为一流大国。彼得为纪念1721年对瑞典的胜利而自称皇帝，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尽管沙皇的舰队在以后衰落了，而且国家也极端落后，但它明确地显示出，它像法国和英国一样，“有能力在不依靠外援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大国独立地发挥作用”。用狄西欧的话来说，在欧洲的东部和在西部一样，现在出现了一个“同欧洲心脏的集中力量相抗衡的力量”。
1715年后英法之间持续了近20年的缓和保证了欧洲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这种总体均势。在一场使其对外贸易大伤元气并使国债大为增长（仅支付债款利息的数额就相当于国家的常年收入）的战争以后，法国特别需要喘息一下。此外，伦敦和巴黎的君主政体在其王位继承问题上忧心忡忡，它们对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极其不悦，并且发现在许多问题上两国携手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例如，1719年，两国共同动用武力阻止西班牙在意大利推进扩张政策。然而，到18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的模式再次发生了变化。在这一阶段，法国人对同英国人的联系已不再那么热情，相反，他们试图恢复其昔日欧洲主要大国的地位。如今，法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已得到解决，和平岁月促进了法国的繁荣，并使其海外贸易大为发展，从而向海上强国发出挑战。当法国在其首相弗勒里领导下迅速改善同西班牙的关系并将外交活动扩展到东欧的时候，英国正在谨慎的孤立主义者渥尔波尔的领导下，竭力置身于欧洲大陆的事务之外。甚至当法国1733年进攻奥属洛林和米兰，进入莱茵兰时，英国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由于得不到奉行孤立政策的渥尔波尔和惊慌失措的荷兰人的任何援助，维也纳被迫与巴黎谈判，并于1738年同巴黎签订妥协性的和平条约。有了在西欧取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有法西联盟的支持，加上联合省对法国心存畏惧，以及瑞典甚至奥地利对法国言听计从，法国现在的声望达到了路易十四早期以来的顶点。次年，当法国外交当局通过谈判促成俄奥对奥斯曼帝国战争（1735—1739年）的结束，从而使这两个东方君主国将夺取的领土归还土耳其的时候，法国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在渥尔波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无视发生在欧洲的这些事件，但商业利益集团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则越来越关心英国在西半球利润丰厚的殖民地贸易和互相冲突的殖民者的扩张，为一场争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739年10月，渥尔波尔内阁勉强同意和西班牙开战，作为结果而发生的英西战争，如果没有法国决定给予西班牙各种形式的援助，特别是在加勒比海“界线以外”的援助，可能仅仅会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在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地区性战争之一。同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相比，波旁政权同英国在海上竞争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改善，特别是由于英国的陆军和海军装备很不完备，不能像国内许多权威人士期望的那样，去征服西班牙殖民地。
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六世皇帝死后，玛丽亚·特利萨继承了王位。
腓特烈大帝利用这个时机于1740—1741年冬天夺取西里西亚，这一连串的事件使欧洲局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使英国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法国国内的反奥地利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抑制不住其反奥情绪，全力支持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攫取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但这必然导致英奥重新结盟，这给四面楚歌的玛丽亚·特利萨带来了巨大资助，英国人通过向奥地利人提供援助，通过调停使普鲁士和萨克森暂时退出战争，通过1743年在德延根的军事行动，英国政府为奥地利解了围，保护了汉诺威，消除了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到1744年，英法的对抗演变为正式的战争，冲突更形激烈。法国大军挥师北上，穿过奥属尼德兰的边境要塞，直奔吓得六神无主的荷兰。在海上，皇家海军由于没有遇到波旁王朝舰队的严重挑战，对法国的贸易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封锁。在海外，在西印度群岛，上溯圣劳伦斯河，在马得拉斯周围，沿着通向利凡特的商路，进攻和反攻连续不断。1743年，普鲁士重新对奥开战，但两年后，又被英国说服，再次退出了战争。英国的钱财资助可以用于维护奥地利的秩序，用于收买雇佣军来保卫汉诺威，甚至还可用于雇佣一支俄国军队来守卫尼德兰。用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样打仗花费太大，许多英国人对日益增长的赋税和增加了两倍的国债抱怨不已。但是逐渐地，战争迫使比英国还要精疲力竭的法国寻求一种妥协性的和平。
上面曾讨论过的两个关键因素：地理因素和财政因素，终于迫使英国和法国政府签订了《亚琛和约》（1748年），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到此时，荷兰已处在法国大军控制之下，但这能补偿法国被英国日益加紧控制的海外贸易吗？能补偿法国主要殖民地的丧失吗？相反，如果法国征服了低地国家，英国占领圣劳伦斯河上的路易斯堡以及安松和霍克斯取得的海战胜利又有什么益处呢？结果，外交谈判使得原状全面恢复，仅以腓特烈征服西里西亚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外。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亚琛和约实质上仅是一个停战协定而不是一个持久的和平条约。它使玛丽亚·特利萨急于报复普鲁士，使法国考虑如何在陆上取胜的同时也在海上取胜，并使英国处心积虑地要在下一场战争中不仅将它的劲敌在海上和殖民地战争中彻底打败，也要在大陆战争中把它彻底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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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殖民地，英国和法国的移民（每一方都有印第安人和当地一些驻军的援助）在18世纪50年代初，一再发生冲突。“停战”一词简直是有名无实。这种棘手的军事对抗对本国政府来说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更何况每一个国家本土都有一个“爱国者集团”，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支持本国殖民者，并助长这样一种看法，即一场关系到你死我活的重大斗争正在进行中——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争夺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流域地区，而是为了加拿大、加勒比海、印度，不，是为了除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到了1755年，在双方都派出更多的援军并使各自的海军处于战备状态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又一场英法战争的前景而开始调整各自的战略。对于当时已沦为二等国家的西班牙和联合省来说，它们极为担心自己的国家会葬身在这两个西方大国的冲突中。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持中立，虽然这对像荷兰人那样的商人来说是极为困难的。
然而，对于东部君主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来说，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避开一场英法战争是不可能的。第一个原因是，尽管某些法国人鼓吹应该把仗打到海上和殖民地去，但是巴黎自然倾向于通过进攻汉诺威来打击英国，这是岛国人战略上的阿喀琉斯［7］之踵。虽然这样一来，法国不仅会使德意志各国发生惊慌，还会迫使英国人去寻找一个可以用金钱资助的盟国在大陆上扼制法国。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奥地利横下一条心，要从普鲁士手中收复西里西亚，而女皇伊丽莎白统治下的俄国也在寻机惩罚桀骜不驯、野心勃勃的腓特烈。这些大国各自都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普鲁士超过15万人，奥地利近20万人，俄国大约33万人）并且都在筹划出击的时机，但是它们都得从西方争取金钱资助以维持其军队的规模。最后，如果这些东部对手的任何一方在巴黎或伦敦找到“搭档”，那么其他各方就会被迫加入对方阵营，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大国的兴衰》 第三部分赢得战争（4）
这样看来，1756年著名的“外交革命”从战略上讲似乎仅仅不过是重洗一遍牌而已。法国现在摒弃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前嫌，加入到奥地利和俄国阵营对普鲁士作战，而柏林则取代维也纳，成了伦敦在大陆上的盟国。乍看起来，法…奥…俄同盟似乎占了上风。从军事角度上讲，它比对手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到1757年，腓特烈失去了他早先夺取的所有领土，坎伯兰公爵指挥的英德联军已缴械投降，这使汉诺威以及普鲁士本身都处于前途险恶的境地。米诺卡岛已落入法军之手，在更遥远的战场上，法国及其当地盟友们也取得了节节胜利。撕毁乌特勒支和约，对奥地利来说是撕毁亚琛和约，现在看来是唾手可得了。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原因，在于英…普联盟在3个重要方面占了优势：领导才能，财政支撑能力，以及陆军、海军的战略战术。腓特烈的治国才能和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成功地把普鲁士举国上下的力量全部集中于夺取军事上的胜利这一目标，他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然而功劳或许应该主要归于威廉·皮特，他毕竟不是独裁君主，仅仅是政治家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同那些敏感的、嫉妒他的同僚们，同变化不定的公众和一个新登基的国王巧妙周旋，与此同时，他还要贯彻、实行一种有效的大战略意图。他所取得的成就无法简单地用英国夺取的几个产糖的岛屿或颠覆法国支持的几个印度土邦王来衡量，因为如果英国的敌人占领汉诺威和消灭了普鲁士，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暂时的。皮特逐渐地意识到，通向最后胜利的成功之路，在于用一项“大陆”战略来弥补大家所热心的“海上”战略之不足，其条件是向腓特烈的军队提供大规模的资助，并向在德意志的一支规模可观的“警戒大军”付款，以保护汉诺威并扼制法国。
但是这样一种政策必然依赖于国家充足的资金来度过年复一年耗竭人力和资源的战争。腓特烈和他的税收官们使尽浑身解数在普鲁士募集资金，但是如果同英国相比，普鲁士的实力就黯然失色了。英国在大战高潮时，拥有一支超过120艘主力舰的舰队，军需花名册上有一支超过20万人的军队（包括德意志雇佣军），同时还为普鲁士提供资助。实际上，七年战争花费了财政大约1。6亿英镑，其中6千万英镑（37％）是在金融市场上募集的。虽然国债的进一步增长引起了皮特同僚们的不安并导致他于1761年10月下台，但该国海外贸易却在增长，使得关税收入增加并促进了全国的繁荣。这是利润转化为实力、英国的海军力量被用来（例如在西印度群岛）保障国家利润增长的一个极好例证。正如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曾被告知的那样，“我们在做士兵之前必须先做商人……贸易和海军力量互相依赖，而且……本国的真正资源财富仰仗于它的贸易。”相反，所有其他交战国的经济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即使在法国国内，法国首相舒瓦瑟尔也悲哀地承认：
在目前情况下的欧洲，决定大陆均势的是殖民地贸易及海军力量。像所有其他没有贸易大国津贴就不能打仗的国家一样，奥地利王室、俄罗斯王室和普鲁士国王不过是二流君主而已。
英普联盟所显示的陆军和海军军事艺术，至少是在初期的挫折之后，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在海上，安松麾下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