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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 第三部分赢得战争（1763—1815）（2）
事实上，到了1782年，为维持如此庞大的一支海军而造成的财政压力，已经损害了法国经济并迫使法国做某些收缩。现在难以弄到船用物资，更严重的是缺乏水手。此外，一些法国大臣担心这场战争使法国过度地将精力和资源分散到欧洲以外，因而使它不能在欧洲大陆发挥任何作用。政治上的这种考虑，加上同时害怕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快会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促使巴黎希望及早结束战斗。经济上，法国人的荷兰和西班牙盟友也同样情况不妙。但是，虽然不列颠财政上的忍耐力要强一些，1782年以后出口显著上升，皇家海军的境况在逐渐改善，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也不可能在眼见北美殖民地就要丢失的情况下，说服国内的各个政治派别支持这场战争。尽管在1783年凡尔赛和约中不列颠做出了让步（米诺卡岛、佛罗里达和多巴哥），这未必就是1763年英帝国取得的巨大利益的逆转，法国人是可以说他们对一个独立合众国的建立及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遭受的打击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从巴黎的角度来看，虽然代价很大，但是在七年战争中被打破的战略平衡如今已明显恢复。
相比之下，1763年以后，几十年期间，三大君主国的策略计谋并未严重改变东欧地区的战略均势。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关系的三足鼎立的性质，不论柏林、维也纳，还是更为踌躇满志的圣彼得堡，都不想挑动另外两个国家组成反对自己的联盟，也不想卷入一场像七年战争那种规模的大战。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时，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扩张企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抵抗。这场战争的短暂而极其谨慎的交锋，仅仅证实了它们普遍希望避免为一场大国争斗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要进一步获取领土只能是各国进行外交“交易”的结果，这种交易是靠牺牲弱小国家，特别是波兰的利益来实现的。波兰在1772—1773年、1793年和1795年相继三次被瓜分。在以后的几个阶段，波兰的命运越来越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即受叶卡捷琳娜二世镇压华沙“雅各宾党人”的决心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在西方反法战争失败而在东方获得补偿的企图的影响。然而，这三个国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新的关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国相互对抗以及这些年间三个东欧国家彼此寻求勉强妥协的政策。
在这种三角关系的地理和外交范围内，俄国的地位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相比，继续得到改善，这是不足为奇的。俄国尽管落后，但受到攻击的威胁却比它的两个西方邻国小，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都极力与令人畏惧的叶卡捷琳娜和解。瓜分波兰时，这种情况以及俄国历来加强在波兰身上的影响，保证了圣彼得堡取得了这个倒霉国家的最大一部分领土。此外，俄国在南方有一条开放的、支离破碎的边界，它借此在18世纪70年代初夺得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1783年，俄国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1792年，又夺取了黑海北海岸的一系列领土。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奥斯曼帝国战斗力的衰弱，同时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暗地里忧心忡忡。另外一些国家（1788年时的瑞典，1791年小皮特领导下的英国）对俄国也同样不放心。它们想尽办法来挫败俄国的扩张主义。但是，由于维也纳和柏林急于逢迎圣彼得堡，西方大国又心有旁骛，无法在东欧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使沙皇帝国的国运得以日益兴盛。
在这种局势下，1792年以前约10年中，国际关系的格局几乎没有显示出正在迫近的大变动迹象。这主要是因为大国间偶尔发生的争端仅仅是互无联系的地区性事务，似乎并不存在对总体均势的威胁。如果说东欧大国在忙于确定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未来，那么历来围绕低地国家的命运和“竞争着的商业帝国”所进行的你争我夺，却占据了西欧列强的注意力。英国和西班牙围绕努科塔海峡的一场冲突（1790年）把两国推向了战争边缘，直到后来西班牙勉强屈服才算了结。英法两国1783年以后各自都精疲力竭，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两国的贸易竞争仍在继续。在1787—1788年尼德兰国内危机时期，武断专横的小皮特鼓动普鲁士趁机率军将尼德兰的亲法“爱国”派赶下台，这时，英法之间的相互疑忌便很快表露无疑。
皮特内阁十分活跃的外交活动不仅反映了皮特本人的个性，也体现了自1783年受挫后，不列颠在大国中的地位已得到很大的恢复。美国殖民地的丢失并没有影响英国在大西洋的贸易。实际上，对美国的出口还在日益增长。英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市场比法国拥有的份额更大。在1782—1788年的6年中，英国的商船队在数量上增加了一倍还多。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发展，它受到本国和海外消费需求的刺激并得到大量新发明的推动。而且农业生产率与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同步增加。皮特的财政改革改善了英国的财政状况，恢复了它的信誉。而且海军总是得到大量拨款。此时的皇家海军战舰如云，指挥有方。有了这些坚强的后盾，英国政府深信，一旦国家利益需要时，英国就可以在海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总的来说，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治领袖们却并未预料到欧洲即将发生一场大国间的战争。
但是，为什么欧洲没有被一场全面冲突所震撼呢？最明显的一个原因似乎在于法国日益恶化的处境。1783年胜利以后的几年中，法国的外交地位似乎空前巩固，国内经济，以及它同西印度群岛和利凡特的海外贸易也正迅速增长。然而，1778—1783年战争的绝对损失总额超过了法国在前三场战争中损失的总和，加之国家财政制度改革的失败，与日益严重的政治不满、经济萧条和社会混乱互相影响，使得法国旧制度信誉扫地。1787年以后，随着国内危机加深，法国愈加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法国在尼德兰的外交失败，主要是因为法国政府意识到，在财政上它承担不起对英国和普鲁士的大战，而法国议会对路易十六的宣战权提出异议，则是法国在努科塔海峡争议中撤回对西班牙支持的原因。总之，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法国很快就会图谋推翻欧洲的整个“旧秩序”。
于是，在20多年中耗费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精力的冲突，缓慢而又时起时伏地展开了。在巴士底狱陷落后的一段时期里，法国人还只是关注国内斗争。尽管法国政治变得愈来愈激进，使得某些外国政府非常担心。但是随之发生在巴黎和外省的动乱则表明，法国在欧洲强权政治体系中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基于这个原因，直至1792年2月时，皮特还在谋求削减英国军事开支。而在东欧，三大君主国更热衷于瓜分波兰。仅仅因为关于亡命者阴谋恢复波旁王朝的谣言日益增多，以及法国革命党人在边境地区推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外部事变和内部事变才逐步升级为战争。反法联军在越过法国边境时行动迟缓，举棋不定。反映出它们对这场战争的准备是多么不充分。这种情况使革命党人在瓦尔密的意外遭遇战中（1792年9月）大获全胜。只是到了第二年，当法军的胜利威胁到莱茵兰、低地国家和意大利，以及处死路易十六充分显示了巴黎新制度的极端共和主义倾向时，战争才在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全面展开。除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这两个最初的交战国外，现在，以不列颠和俄国为首的一系列国家，包括法国的所有邻国，都加入到反法战争中来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次反法同盟（1793—1795年）惨败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当时，这一结果却是令人吃惊和沮丧的，这场战争中双方力量的悬殊毕竟比以往所有战争中都大。在这一事件中，法国革命本身的原动力导致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全民皆兵，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同法国人数众多的敌人战斗。此外，还如许多作者指出的那样，1789年前的20年或30年间，是法国军队进行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时期，诸如组织指挥、参谋计划、炮兵的运用以及作战战术等等都进行了改革。战争爆发后，法国大革命所做的，就是扫除贵族对新思想的阻碍，使改革家获得把自己的观念付诸实施的机会（和人员）。在国内采用“总体战”方法和在战场上应用新战术，是法国人新释放出来的能力的反应，正像反法联军军事行动的谨小慎微和犹豫不决是旧体制习惯的表征一样。法国人以受热情激励并冒长途跋涉和进攻策略风险的近65万法国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邻国领土，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维持这样一支庞大军队的大部分负担将落在法国边境以外人民的身上，这必然会使法国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大国的兴衰》 第三部分赢得战争（1763—1815）（3）
因此，任何国家要想阻挡法国人猛烈的扩张主义，就必须找到一条可行的途径来对付这种打破常规的新作战形式。这并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法军在其早期将领杜穆里埃将军指挥下的作战行动，甚至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规模大得多、更加精心策划的战役，都暴露出在部队组织、训练以及后勤保障和交通联络方面的弱点。一支训练有素的敌军完全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弱点。但是这样训练有素的对手又在哪里呢？反法联军年迈的将领们以及行动迟缓、受辎重拖累的部队，在坚不可摧的法军阵势和蜂拥而上的士兵面前，战术上极不得当。然而，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法国的对手们缺少必要的政治协调和明确的战略。很显然，旧制度不能以卓越的政治信念激励它们的士兵和民众。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令人陶醉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只是在很久以后，当拿破仑的军队由“解放”转为征服和掠夺的时候，他们才得以靠爱国主义来挫败法国的霸权野心。
此外，在开始阶段，同盟中没有几个国家认真对待法国的威胁，同盟各成员之间对其作战目的和战略缺乏总的协调。各成员国在向英国要求日益增多的财政资助时，同盟合作上的不稳固状况便暴露无遗。首先，革命战争的前几年正好与波兰的灭亡巧合，并被其冲淡。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恶毒地咒骂法国大革命，但她更关心的是消灭波兰的独立，而不是出兵莱茵兰。这使得已从早期西部战役中清醒过来的焦急不安的普鲁士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军队从莱茵河调至维斯杜拉河。普鲁士的这一举动又迫使奥地利在其北部边境驻扎一支6万人的大军，以防俄国和普鲁士向仅存的波兰领土推进。1795年波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瓜分，可见，波兰作为法国的盟友在灭亡时所起的作用比它作为一个现实而能动的国家更大。此时，普鲁士已向法国求和，并将莱茵河左岸地区拱手交给了法国。这样，就使德国处于左右为难的中立地位，从而让法国能够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多数弱小的德意志国家都仿效普鲁士的这种做法。尼德兰被打败，变成巴达维亚共和国。西班牙脱离反法同盟，重新回到了以前同法国结成的反对英国的联盟中。
现在就只剩下萨丁…皮德蒙特，它在1796年初被拿破仑打败；时运不济的哈布斯堡帝国在被赶出意大利大部以后，被迫签订《康坡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此外就是不列颠。尽管小皮特有心仿效其父亲阻止法国的扩张，但是英国政府也未能以必要的决心和明确的战略来进行这场战争。英国在1793—1795年间派往佛兰德和荷兰的远征军，在约克公爵的指挥下，既缺乏足够的力量，又没有高人一筹的作战艺术来对付法国的军队，最终只能是大败而归，其残部经不来梅撤回英国本土。此外就像在这前后经常发生的那样，英国的大臣们（如邓达斯和皮特）宁愿采取“英国的作战方式”——殖民战争、海上封锁、袭击敌人的海岸线，而不情愿在大陆上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在英国皇家海军占有绝对优势，而其对手法国海军兵力分散的情况下，这看来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简单易行的选择。但英军在1793—1796年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中由于疾病流行而大量减员。这说明伦敦为其兵分多路的战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4万人死亡，4万人丧失战斗力，这一数字超过了英军在西班牙半岛战争中的伤亡总数，这些战役还至少耗费了1 600万英镑。英国对欧洲以外战区控制权的逐步加强或它对敦刻尔克和土伦采取的外围作战行动，能否抵偿法国势力在欧洲的日益增长，还颇值得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