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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国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达到最高潮的1968年，到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1983年，中国的GDP重新超过了日本。［16］低谷不仅体现在在中日GDP总量对比中，也体现在大陆台湾人均GDP对比中。从1820年共同的起点出发，到1992年，台湾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领先国家的差距缩小了近一倍，大陆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领先国家的差距扩大了一倍多。主要原因是在1950年至1992年间，台湾与大陆人均GDP水平的差距扩大了2。5倍，如果截止到1976年，差距就会更大。
顾准生前曾向吴敬琏预言中国的“神武景气”。他去世不久，这一景气就来临了。从1978年算起，中国复兴的第三个上升期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远远超过了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的上升期。
一个世纪的历史总成绩
大国的复兴，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但是中国就做到了。因此，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1922年的时候，梁启超就说过：“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像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17］
在20世纪初，世界上有五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庞大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经历了两起两落，最终瓦解为近20个主权国家，现在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排名已经落后于韩国。奥匈帝国也已经瓦解为好些个国家，其中有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后来还经历了再度分裂。昔日雄踞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垮得更彻底，残留的土耳其国已经退缩在小亚细亚半岛上，在欧洲只保留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印度文化源远流长，而19世纪的印度帝国则是英国殖民化的产物，随着殖民者的撤出，印度帝国立刻分崩离析，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信奉佛教的锡兰（斯里兰卡）各自立国，东巴后来又与西巴分家，成立了孟加拉国。一个世纪后，中国是上述帝国中唯一保持原有疆域基本完整的国家。
当代世界大国至少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众多高素质的人口，辽阔广袤的疆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以及所谓的“软权力”。
总 序谷底与波峰（2）
梁启超说：“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18］在20世纪，中国首先扭转了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的局面，然后又实现了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目标，从而处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态势：既能享有人口众多带来的好处，又能享有人口增长模式从高增长向零增长转换带来的好处。1997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为56％，这在国际标准中是非常高的，它反映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中高比例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和相对低比例的孩子与老人（发达国家一般老龄人口比例偏高，发展中国家一般儿童比例偏高），呈极有利于经济迅速增长型结构。人口学家预测，中国15—59岁人口增加的趋势会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年代。［19］
富有潜力的大国必须是洲际性的大陆国家，例如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而不能是大陆边缘性国家和岛屿国家，例如法国、英国和日本。现在中国的陆地领土面积在世界上坐三望二（由于存在魁北克独立的可能性，届时加拿大将会失去世界第二领土大国的座位），而且大大缩小了与世界第一的差距（俄罗斯联邦比前苏联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对于中国在20世纪基本保全了疆域的完整并收回了上个世纪割让的部分失地——台湾、旅顺、香港、澳门——这一历史性成绩，中国人自己以往没能给予足够的评价。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在20世纪能够取得如此成绩的国家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英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海外殖民帝国，连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也不得不改成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丢掉了很大一部分领土，日本仍在为收复北方四岛而奔波。其次，中国不同于日本、朝鲜，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多元国家，汉、唐、元帝国全盛时期疆域虽然达到过西域、蒙古和新疆，但持续的统治时间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中国现在的疆域是清朝奠定的基础，然而满清对西域、蒙古和新疆的统治方式不同于对汉族地区的统治方式。这些地方归理藩院管辖，但理藩院还负责处理周边其他属国的事务，因此，中国对汉族地区和中国东北以外地方的领土主权尚未完全确立。进入民国以后，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外交和军事努力，中国政府才将清帝国绝大部分的疆域最终继承下来，使之成为新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外患内乱连绵不断，正正经经发展经济的年头并不是很多。一战期间及二十年代初有几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有几年，被称为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49年以后的七八年大陆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不错，随后就被“大跃进”和“文革”打断。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一个时期。只要坚持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可能持续很多年。
柯伟林说：“先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东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商保格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共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20］在20世纪，军事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头羊。
一个世纪以前，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及其所代表的古希腊科学成就在中国还很少有人能够鉴赏领会，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新成果更几乎完全没有进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视野。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科技体系，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也取得了一批达到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
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是这样界定软权力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一般来讲，软权力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的软力量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李光耀指出：在当今时代，软功夫即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变得与硬功夫同等重要。软功夫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想赶超那个国家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才能获得。而在其他国家这样做之前，该国的文明必须首先被视为优越，它还必须是开放的，乐于接纳而慷慨大方，使人们容易接触其中的知识和文化。［21］在前现代的一千几百年里，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固然是靠硬实力，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靠软权力即优越文明的吸引力。进入20世纪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削弱了，但并没有马上消失，尽管日本企图以“皇道乐土”的理念来构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但它在硬实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完全抵消中国传统具有的以及新近获得的软权力。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于与中国处于类似境遇国家的知识分子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在朝鲜和越南，都有以中国国民党为楷模建立起来并受其指导和援助的政党。在中共取得政权后，斯大林曾同意让中共多关照一下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也就是说，将其划为中共的势力范围。一度在东南亚各国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华人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都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理论来源和后勤基地。朝鲜、越南、日本的共产党，也曾在中苏两党的理论论战中站在中共一方。在全球风云激荡的60年代，毛主义的影响力更远播至欧美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
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例如年产多少吨钢，人均拥有汽车或报纸的数量，恩格尔系数高低，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系统的长期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如何恢复和扩大中国的软权力，是中国要成为最后的大国有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总 序21世纪的中国（1）
四、21世纪的中国
中国的复兴，是另辟蹊径，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甚至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复古”、“崇儒”；还是继承上个世纪几代先辈的事业，继续走现代化之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我们认为，21世纪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世纪，在基本实现“追赶现代化”目标——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的基础上，还要和发达国家一起“继续现代化”。
我们把中国在21世纪的任务分为四个方面：制度接轨、社会转型、全球运筹、文明再造。当然，许多事情将会交错进行，但大致上有一个先后次序，每一个阶段都要有工作重心与阶段性成果。
制度接轨：推进民主化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实现了“与世界接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混合经济所有制、大众消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大支柱。在中国，这三个支柱都还没有健全：混合经济所有制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太大而民营经济则还不足；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还没有经过城市化加入到大众消费的行列；公共财政刚刚起步，财政再分配作用薄弱，社会保障甚至还不能覆盖城市居民，更何谈全体国民。因此，距离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尽管如此，就制度接轨的两大任务——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而言，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前者而在后者。对于中国能否在民主化道路上顺利前进，世人大多持观望态度，还存在许多怀疑和阻力。陈晓律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应该使中国的发展“有法可依”，即围绕宪法做文章，使中国不仅有一部治理内政的根本大法，而且能由此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定位。［22］所谓“大国定位”，就是要使世人消除狐疑和忧虑——21世纪中国究竟是宪政民主大国还是军国主义大国，是国际秩序挑战者还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
时殷弘认为：中国“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除了按照世界基本潮流来确定朝什么方向改变之外，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有简明确凿的国家目标和坚定不二的政治决心。”［23］坚定地宣布民主化的目标，是中国明确“大国定位”，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二法门。
如果说中国加入WTO是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与世界接轨的标志，正式批准联合国《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据此修改宪法及修订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全面贯彻落实两个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自由，就是在民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