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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 我在美国当"政客"-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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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先生并无太多崇拜,但是这样和国务院里听说过的人物面对面的机会依然让我期待,我更期待从这位美国政策发言人的嘴里听到官方的答复,并且是对我问题的官方回答,即便全是外交辞令。      
    就在这时候,负责演讲项目的一个工作人员就在喊我的名字,问我在哪里。当时我还在刻苦地学习着简报里面关于鲍彻先生的介绍,了解着他的背景。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也就兴奋地应声站起。工作人员满脸微笑地说:“你可以问你想问的关于美国协防台湾问题,而且这应该 是个很好的机会,而且鲍彻的工作正是专门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来自国务院,也就是处理国际事务的。”      
    


第三部分:代表美国 还是代表中国总统大选 谁是两个人中较好的一个 5

    不用说我就有这意向了,要不我兴奋什么?我也没客气,说道:“是的,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要是用中文问他呢?”工作人员好像被吓到了一样,很是不惑,带有轻松地回答我:“他能听懂吗?中文?”我那叫一个胸有成竹:“是的,你们刚发下来的简报,这里写着他是会讲中文的。”旁边另一个负责“青年美国”的工作人员赶忙补场:“那你也要考虑到大家啊,大家可听不懂中文。” “那我就用中文和他问好吧!?”我继续试图得到一些妥协的许可。我似乎忽略了我身边的人,这时才发现我用中文的建议被提及之后在场的很多人就开始欢呼雀跃了,更有人玩命地和我说:“伊恩,一定要用中文!那样就酷死了……其实,我们也会中文,都听的懂。”美国的年轻人就是这样能折腾,还爱开玩笑,一些和我们相似的玩笑。我看着大家就笑,但是工作人员那里似乎还是很不情愿让我完全用中文和鲍彻先生交流。我坐下之后依然热烈,我似乎成了焦点,众人的目光汇集一处,好似我是一个很酷的家伙。也许,当时的我还算是够酷吧?     
    简报会上的情景让“青年美国”中的很多人记住了我,有的说咱幽默,有的说酷,有的说够邪乎……不管怎么说,我被记住了。而大家似乎很期待我第二天的表现,更关心我会问出什么问题了。我们项目的副负责人凯蒂还特意在结束之后叫我,说用汉语问好真是个好主意,她觉得我到时候问了好之后鲍彻先生会吃惊的。可是事实上,我并没有想好我要问什么问题。我其实十分清楚,台海局势这样的问题其实也算是足够敏感的了,而鲍彻作为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想必会重复自己最近的言论,而最有可能的是被模棱两可的答案所答复。从鲍彻那里听到对布什总统在温家宝总理到访之时的意见交换的肯定或者强调似乎并不很现实。所以我的触角在搜寻着其他可能的和我的祖国有着关联的问题。      
    恰恰在那一天的下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准确地说是那一天朝核会谈要再次在北 京举行。而开始之前,美国方面放出话来,关于对朝鲜的新要求,要求其遵守CVID。所谓“CVID”,即英文“plete,Verifiable,Irreversible Dismantlement”的缩写,意为“完全、可核查、不可逆转地解除核武”。有意思的是,在回到国内之后,我才发现这一CVID的要求好像就是从鲍彻先生的嘴里说出来的。而在当时,CVID是个新词汇,我就想出了关于朝核危机的一个新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的努力?您对现在正在北京举行的新一轮六方会谈有什么预期,或者说,您是否认为朝鲜方面会接受CVID这个新条件?”和许多朋友商量了很久都不知道究竟是台海问题更有意义还是朝核问题更好。当时真是找到谁都要问一问这两个问题之间如何抉择,而到最后,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结果。      
    第二天我们似乎起的很早,而“青年美国”的工作再一次强调了来自国务院的苛刻要求。这次我似乎听到了一个之前并不熟悉的规定:在国务院外不可以照相,即,不可以在国务院外照国务院的照片,否则国务院的安全人员会处理你的相机。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著名的战地记者,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唐老鸭,新华社的唐师曾先生。想到这位先生的原因是,我当时似乎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外面照一张国务院的照片,不管如何,我就不信我的偷拍技术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的大巴在本不大的华盛顿市区中穿来驶去,绕的我似乎已经有点累了,还没见到国务院的踪影。其实国务院离我们住的乔治城不远,似乎只是隐藏的很深,到底还是找到了国务院。而且国务院的出现是属于那种措手不及型的,害得我这个不合格的摄影爱好者都没来得及拿起手上的相机偷拍下国务院的外观。恐怕不用我多说了,十分明显,国务院像华盛顿市内的所有政府部门一样,被隔离了。一排又一排的水泥墩把国务院围的看上去安全的不能再安全了,而国务院的周围也因此变得很是安静。之前的美国很少有像北京的使馆区一样僻静、高度戒备的地方,而现在,在华盛顿的市区,似乎是比比皆是。下了车的我,彻底失去了偷拍美国国务院外景的机会。      
    进国务院的安检在华盛顿市内的所有活动中应该是值得一提的,但是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国务院的安检严格到了什么程度,甚至都不如我们日后去的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当然,或许是由于“青年美国”之前预备工作出色的缘故才让我有了如此感觉。我们在国务院的门口至少排队就排了半个小时,每个人的手上都拿好了有照片的证件,在美国,一般就是 驾照。没有驾照的我,拿的是护照,就这护照,还被我的美国同学们传阅了很多次。其实安检的严格仅仅在于这里的安全人员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认真的核对身份,并用了更长的时间。安检门的灵敏度并不及国内许多机场高,登记的人也就看了一下我的签证,连我的护照身份页都没有看,就把国务院的胸卡发给了我。    
    胸卡实际上就是许多公司进门用的那一种。后来我和尼考拉斯(Nicholas)坐下来闲聊,我俩似乎都对这胸卡有着极大的兴趣。我们的胸卡上面写有“PUBLIC AFFAIRS”(意为“公共事务”)字样,中间很不清楚并且明显走型的美国国徽下面有行很大,并且很让我们失望的字:“ESCORTREQUIRED”(需要护送)。这意思很明显,在国务院内的任何活动,只要出了我们所应该在的迪安·艾奇逊会议厅(Dean Acheson)就需要和相关国务院工作人员协商,即使是上卫生间也需要国务院人员的贴身陪同。我们很不满意,但是依然没有办法,继续研究这胸卡。我俩竟想把这胸卡作为纪念物留下来带出去,后来在背面的说明上清楚地看到说这张胸卡是要在离开国务院的时候交还给门卫的。这样看来,如若不还,恐怕连出都出不去,所以,留卡做纪念是不可能了。打从进入迪安·艾奇逊会议厅(Dean Acheson),我就不老实,非要拍照一下这内部景象不可,但是还没等我构好图,前面国务院的人就叫我过去了。实在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紧张。我最后并没有坐在正面,而是像第一次一样坐在了侧面。右侧(讲台的左侧)的第二排,第一排是所有介绍演讲者和答谢演讲者的人坐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固执地认为坐在侧面会有更大的概率被叫到提问题。      
    


第三部分:代表美国 还是代表中国总统大选 谁是两个人中较好的一个 6

    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第一位国务院官员,夏洛特·彭蒂塞利(Charlotte Ponticelli)女士就利索地进来并站在了讲台前。不知道在美国的政界女共和党人是否真的很少,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她一个女性共和党人的身份如此有兴趣?彭蒂塞利女士上来之后还算比较有亲和力,虽然不讲笑话,但是说话没有任何架子。不过有意思的是,她上来就发现了一个睡着了的,还叫人把那个人叫醒了。不知道这睡了的,和彭蒂塞利都是怎么想的?一个是在这种情况下尴尬睡去,一个是还没开始说话就被尴尬了一把。关于女权的问题,讲起来就停不下来,好不容易跑题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又说回来。对于如此健谈却又能全球跑题的水平,我是佩服有余。说到很多事情,彭蒂塞利女士还会十分动情,慷慨激昂之余还有感动,我只能说我更加佩服了。说到女权,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彭蒂塞利女士说的战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女权问题。      
    不出我所料,我听到了我很习惯的那种口气。在战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曾经十分可怜的妇女们被给予了更大的空间以及更多的权利,她们欢欣鼓舞,对今天的生活真是满足的不得了。我不能说美军的到来没有给那些从前受压迫的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我也不能说所有的美军都对被占领地区的居民漠不关心。可是这种把美军的出现说成光明使者的感觉总是让我难以接受,更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哪个政权会是光明的使者。说美国人去伊拉克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你把我当羊肉涮?就说你们不是为了石油,难道不是因为看萨达姆不顺眼?可怜布什先生打仗欺负人家都不找个牢靠点的理由,闹到现在盟国都要蹬腿不干,把自己搞得也很没面子。我敢说除了我认识的几个强硬保守派朋友,其他的年轻人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之后的问题就能看得出来。或许美国的大多数年轻人心里都潜意识地认定政府是在说谎吧,无论情况如何。      
    彭蒂塞利女士很会避重就轻,也许是她心里也有数,我们这些年轻人,很可能疲于片面地说美军的到来给阿富汗和伊拉克曾经受压迫阶级以光明这样的话,就要用事例来感动我们。而她讲话过程中,用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不久前。不久前……来自阿富汗的被解放妇女和我讨论了如何具体在阿富汗更大范围地推行男女平等,保障女性的权益;不久前,来自伊拉克的妇女参观了华盛顿,并被要求到许多内阁部门进行学习,而现在的伊拉克临时政府中就有多少多少名女性(潜台词是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她们多么渴求看到学到更多的东西回去服务她们的国家,她说……如此这般,还有太多的不久前。我只能说,彭蒂塞利女士的记忆力实在超群,不久前的如此多事可以历历在目,想必事实定让人十分感动,要付出大把泪水才是。        
    重点其实还是提问题,而一开始提问题,我首先就意识到了问题的喜忧参半。为什么说喜忧参半呢?因为实际上这次不是像新闻发布会上那样点人提问题,而是请想提问题的人走到两个过道的话筒后面去排队。好是好在这样如果能排得上就不用担心不被叫到,可是坏又坏在如果排队的人多,有的人没机会问怎么办?而后来事实证明,每次排队的人都有很多,而其中只有一部分真正有机会问出问题。        
    彭蒂塞利的的确确十分健谈,而由于她的健谈甚至差点忘了给我们时间提问。我前面说到从提问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年轻人有很大一部分愿意“揭批”政府的本质,更乐意相信政府是有重重黑幕的,是在说谎。当然,言辞之中还是有客气的。提问从简单的女权问题开始,后来自然而然就扯到了敏感的问题上面。比如:美国女兵的问题;以及在美军占领区,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都存在着严重的贩卖妇女和儿童的问题;而且妇女的权益在绝大多数,或者说广大地区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以及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女性的权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等等……我应该说,这样的比较尖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彭蒂塞利女士刚才讲过的一切的挑战。而这样尖锐的问题应该占到了绝大多数,可是相同的问题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原因是每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一个故事,至少听上去是这样的。抱歉,我似乎不应该用故事,以避作假之嫌,应该说是彭蒂塞利女士的一段经历吧。    
    实际上后来我了解到,很多人对彭蒂塞利的回答很不满意。彭蒂塞利女士像我说的一样,每个问题都以一段经历作回答。当然这每段经历在事实上是和前面讲的许多“不久前”如出一辙,有的干脆是“不久前”的续集。大家首先对内容就不满意,因为就是根据前面的“不久前”提出的问题,或者,应该说是挑战前面许多“不久前”的普遍适用性,而换回来的却是对“不久前”的深入讲解。对此,我不以为这是政治手段,更不以为这是什么外交辞令,因为这似乎是彭蒂塞利女士被弄的恼火的结果。原因何在,有情景为证。当时的彭蒂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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