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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最早的长篇，他最好的东西，也是他那拨人中最好的长篇。我不相信他这辈子能够超越这一篇所达到的高度。不如学学格非，找个名牌大学去教书，培养下一代文学女青年。
《动物凶猛》
有时候一部几千万字关于“文革”的论着不如几万字的一篇小说更说明问题，《动物凶猛》就是一个例子。写得太急了，有些浪费了一个好题材。如果当初沉一沉，就这个题目写个长篇，垫棺材底儿的资本就有了。
《黄金时代》
生命灿烂，人生美好，即使是“四人帮”也不能破坏。好在有小波在，要不大家都认为王朔就全权代表北京精神了呢。
《窗外》
“文章憎命达”，要是琼瑶阿姨考上大学，世界将会怎样？还记得林青霞演《窗外》时的样子，双手托腮，仿佛一朵莲花绽开。现在莲花谢了，结了莲子，自己也搞得不男不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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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小品文的四次浪漫
到底什么是小品文，有多种说法。这个词可能最早现于南北朝，指佛经缩写本。《世说新语》刘孝标的注释提道：“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我望文生义，用我自己的定义。小品文第一要小，篇幅小，少则一二十字，多不能过几千字。小品文第二要有品，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小品文第三要是文，不是诗不是词不是曲，不谈韵脚，没有定式，天真烂漫，无法无天。
小品文第一次烂漫是在先秦，庄周、孔丘、老聃、吕不韦以及那些凭舌头吃饭的苏秦张仪们（他们的臭贫被详细记录在《战国策》）。这里面文采最盛的是庄周。他细致时，逻辑之缜密不让17、18世纪的那帮德国哲学家。他灵动时，鱼在瞬间变成大鸟，人在瞬间变成蝴蝶，比卡夫卡的《变形记》更牛。少年时读到“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正在困惑自己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庄周立刻成了我的青春偶像。在之后的岁月里，我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来越不明白，不知道自己这块料该怎么办，还是庄周的小品给我提示。庄周说他得到一个硕大无比的葫芦，无可处置，最后决定把硕大无比的葫芦放到硕大无比的海里，一无是处的自己坐在里面到处漂着。
小品文第二次烂漫是在明朝，李渔、张岱、三袁、金圣叹、王季重。这里面邪气最足的是李渔，别人因为吃喝玩乐而身败名裂，李渔靠吃喝玩乐安身立命。有一阵子，我把庄周和博尔赫斯掺着看，越看越觉得世界古怪，山非山，水非水。我问我妈：“您是我妈吗？我爸前世是外星人还是北溟的八爪鱼？”我妈当时一句话没说，骑车就去学校找我老师谈话去了。后来，我把李渔和亨利·米勒掺着看，发现生活真的像席慕容说的那样：天是这么蓝，草是这么绿，生活本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丽。亨利·米勒说：实在想不清楚就找个姑娘干。李渔在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中简洁明了，说未央生要先做成世间第一才子和娶到天下第一佳人之后才能皈依佛祖。爬到山上，跳进水里，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小品文第三次烂漫是在民国，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梁遇春。这帮人，小时候在私塾被灌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长大被送到东洋西洋学物理数学植物人体。小时候摸过小脚，长大近距离闻过洋婆娘的香水味道。世道动荡，摆不稳一张书桌，这些人所有幼时功夫成年阅历都挥洒在小品文上，不惊天地泣鬼神也难。周作人的小品文更是臻于化境，白话文五百字，从从容容把一个大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不带一丝火气，难得的涩味和简单。俗话说，文人相轻，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但是记者问周树人，当今谁的小品文好，周树人还是做出如下排序：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
小品文第四次烂漫是在现在，阿城、黄集伟、李敬泽、李碧华、王小波、张驰、布丁、狗子、冯唐（排名不分先后，具体排名见2100年1月1日各大报纸杂志文学副刊）。时代好呀，文人好像又可以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了。一方面，“礼崩乐坏”，旧思想旧体制在改革中被打破，没人替你想了，大家不得不自己动脑子了；另一方面，那么多的报纸杂志冒出来，有人付钱给你让你好好想想，不一样地想想；最后，现在都后现代了，人们时少事烦，没精力按过去的方式仰观天象俯思人生。再短一点，再快一点，方便面、麦当劳、流行歌曲、一夜情，小品文正好满足大家的要求，出个彩儿，晃你一下，就好了。然后你打开电脑，又该干正经工作了。
小品文从来不登堂入室。小品文不是满汉全席，不是黄钟大吕，不是目不斜视的正室夫人。小品文是东直门的香辣蟹、麻辣小龙虾，是《五更转》、《十八摸》，是苏小小不让摸的小手，是董小宛不让上的小床。文人们不可能靠小品文当一品大员或是进作家协会，但是他们靠小品文被后人记住。当他们的尸骨早已经成灰，他们的性情附在他们的小品文上，千古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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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好色而淫，悱怨而伤
小时候读古书，再大些读洋文，遇到不认识的字，我从来不查字典。如果不认识的字少，看看上下文，蒙出个大概意思；如果不认识的字多，索性大段跳过，反正也不是高考试题、新婚必读，也不是我家的族谱。
《诗经》也是这样读的，连蒙带猜读《国风》，大段跳过《大雅》、《小雅》。《国风》写得真好，“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和冯梦龙编的《挂枝儿》一样好，“怎如得俺行儿里坐儿里茶儿里饭儿里眠儿里梦儿里醒儿里醉儿里想得你好慌”。和中学操场边上的厕所墙壁一样好，“校花奶胀，我想帮忙”。
之后看关于《国风》的书评，说《国风》“好色而不淫，悱怨而不伤”，心中充满疑问。如果“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是“好色而淫”，“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不是“悱怨而伤”，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好色而淫，悱怨而伤”了。或许书评人是白痴，不知道长期“好色而不淫”是要憋出前列腺癌的，不知道长期“悱怨而不伤”是要促成精神分裂症的。或许书评人只是心好，珍爱文字，担心被封杀，给这些鲜活的文字续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不至于太明目张胆。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国风》之后，这样“好色而淫，悱怨而伤”的文字在主渠道再也看不到了。《红楼梦》只是“好色”，《金瓶梅》、《肉蒲团》只是“淫”。杜牧、李商隐只是“悱怨”，屈原只是“伤”。现在的苏童、余华、贾平凹什么也不是，他们的文字扫过去，感觉好像在听高力士和杨玉环商量用什么姿势，真性情真本色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被骟掉了。曾国藩的才气精力耗在了治世，文章实在一般。但是他大山大河走过，大军大事治过，见识一流。他说文字有四象，“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即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其实，太阳、太阴的文字是治世的文字，与传世无关，与狭义的文学无关。如果纯看传世的文字，“好色”是少阴，“淫”是少阳，“悱怨”是少阴，“伤”是少阳。趋势是，上古以来，阴气渐重，阳气渐少，一言不合拔刀相向、两情相悦解开裤裆的精神越来越淡了。
《国风》之后，这样直指人心的文字继续隐忍恬退地生长在酒肆歌寮，床头巷陌，厕所墙壁，互联网络。
日本的文字是个特例，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仿佛日本的庭院山水，相比中国本土，更好地继承了战汉盛唐的筋脉气血。
喜欢川端康成的沉静、收敛、准确、简要。“好色而淫，悱怨而伤”集中体现在他的《千只鹤》。茶道大师的儿子睡了父亲临终前钟爱的女人以及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后来那个女人相思太苦，死了。那个妹妹相思太苦，走了。那个阴魂不散的志野陶茶碗，碎了。一百页出头的文章，一上午读完，天忽然阴下来，云飞雨落，文字在纸面上跳动，双手按上去，还是按不住。那句恶俗的宋词涌上心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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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非典”时期读《鼠疫》
四月前，“非典”病毒好像计算机病毒，只在互联网上乱传。市面上歌照唱、舞照跳、马照跑。当时在深圳做项目，客户把谣言从网上打印出来，问，您原来做过大夫，这病是真的吗？板蓝根、醋熏管用吗？我说，第一，我原来是妇科大夫，主攻卵巢癌；第二，这网上的描述一会儿说是粪口传播，一会儿说是血液传播，一会儿说是空气传播，至少有谣言的成分；第三，板蓝根和醋熏没有特异性，和自己骗自己差不多。客户还是很兴奋地去抢购了板蓝根和白醋，过了一阵很兴奋地对我说板蓝根和白醋都脱销了，又过了一阵很兴奋地对我说有广州市民喝预防药中毒了、熏白醋熏死了。
四月之后，“非典”病毒好像柳絮因风起，到处都是：电视里、广播里、报纸里、杂志里、大街的墙上，当然更少不了互联网。最拍案惊奇的是小区里出现了广播车，二十几年没见了，每天下午，广播“‘非典’防治十条”，喇叭的质量真好，音频调得真好。在十八层楼上，我听得真真儿的。
深圳去不了了，“天上人间”关门了，“钱柜”关张了，“甲55号”没人了，水煮鱼谢客了，健身房停业了，网吧封了，“三联书店”的消毒水够把人呛成木乃伊了，按摩的盲人师傅摸着黑跑回老家了。
所以闭门，所以读书，所以重读加缪的《鼠疫》。
《鼠疫》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一个北非的小城：奥兰。一场鼠疫莫名其妙地到来，肆虐一番之后，又莫名其妙地离开。一个叫贝尔纳·里厄的医生和他的战友们如何面对死亡。
一切奇怪地相似。
“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也是四月。
之后，也是经历了震惊、否认、愤怒和悒郁几个阶段。
震惊之后最明显的也是否认：“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市政府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讨论。”“里夏尔认为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惊人。”
然后是愤怒和悒郁：“贝尔纳·里厄一边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却使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在这阴沉沉的城市里兜来转去，日复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丧的回忆中。”“这样，鼠疫给市民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
也涉及通信，当时没有gsm，用的是电报，相当于现在的短信：“人们长时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怆的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几句现成的套语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也提及广州：“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之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
也有人抢购，有人囤积居奇，有人酗酒（因为有人宣称“醇酒具有杀菌效能”），有人吃薄荷糖（“药房里的薄荷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也放长假，也隔离，也涉及警察和军队。贸易也停顿（“所有店家都关着门，但有几家门口挂着‘鼠疫期间暂停营业’的牌子”），旅游也完蛋（“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男女也糜烂（“有一些年轻男女招摇过市，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到在大难之中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如果一切都相似（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省里宣布鼠疫可以算是结束了”。“在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拂晓时分，城门终于开放了。”
据说，《鼠疫》可以从多种角度阅读（就像现在的“非典”，也有电视里“白衣天使”版，《经济观察》“走向健康国家”的泛政治版，以及《21世纪经济报道》“天佑华夏”的神鬼版），甚至读出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