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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雨，我离父亲又有多远
挖沙子的二嫂
弯着腰，挖沙子的二嫂弯着腰
她用锹翻动石头，石头下的沙子
沙子与铁锹弯腰尖叫的灰尘
她把沙子一筐一筐堆到岸上
再一锹一锹滤去碎石和柴屑
干净细软的沙子才更像沙子和黄金
像第一遍间苗第二次锄草
挖沙子的二嫂弯着腰，她不说话
弯腰干活的人从来都很安静
一直弯腰挖沙子的二嫂挺累的
挺累时想想儿子的学费女儿的嫁妆
想着想着就不累了也就幸福了
岸上的运沙车据说来自北京
弯腰挖沙子的二嫂想过但没去过
北京有多远？她的沙子却去了北京
静心写诗
■ 刘福君
如今的中国正发生着巨变，如今的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因此，我们的情感也应紧紧与时代相随。作为诗人，在芸芸众生中，让自己的心灵高站，以一个平常人的心态而又用不平常的睿智，来审视这个多彩的世界，来觉悟繁杂的人类，惟其如此，我们写的诗，才能搔到时代的痒处，在阅读之后，才能享受到内心的震撼与甜美。
诗，是强调语言功夫的。可现在为数不少的诗是，你若看一行诗确实很美，可把整首诗读完，美的又非常零乱。诗以抒情为主，最美的情是未被雕琢的感情，可不少的诗人，为文造情，为写诗而写诗，总以个人的心境孤独为美，远离现实生活抒一己之情，淡漠了时代的印记，淡漠了对人性的关切。
此外还有一种不幸发生在我们诗人身上，如今读诗的人大都是写诗的人。不写诗的人，无论文化高低，也就是说不管是初中生还是博士生，都很难读懂我们诗人所写的诗。而读者认为的好诗，我们诗人们认为肤浅、直白，甚至嗤之以鼻。如今诗歌之所以受到冷落，这是不是重要原因之一？判断一首诗的好坏，其实并不很难。除了时间的检验，读者的认可，受众面的广泛与否，大约也是不可忽视的标准。
诗人们都知道，诗歌敏锐地伴随着历史的潮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诗人是时代的见证者，诗人用最深的凝望纵览千秋。我们诗人对生活和艺术的忠诚也应是始终不渝的。如果我们还想做一位诗人，就应该静下心来，站在峰峦俯瞰昔日与未来，根植在人们的喜怒哀乐之中，尽可能的创作一些时代主潮和改革宏图的精美诗篇，并且放下架子走近读者。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诗歌还会受到读者们的喜爱。
天空从来没有像在稻田上这样湛蓝
■ 魏 峰
2004年金秋。皖南。云在青天水在瓶，阳光有着初恋的味道，该开的花，都开了，能绿的树，都绿了。晚稻在田里等待镰刀，黄山在等待一群把文字分行的人。九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他们正拎着皮箱，怀揣诗稿，从伟大祖国的不同角落，赶赴黄山脚下的黟县——许多人，因为这次青春诗会，而知道“黑多”两字一抱成团，就读yi音了——他们中有政府公务员，广告公司经理，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报社编辑，个体经营者，公司董事长，骑破自行车上班下班的乡村医生。因为诗，他们被合并同类项了。胸中的热情，比秋日的天空更高。20、21日两天时间，十四位诗人，从陆地、空中，与他们心中的梦想，热情，信念，轻松，闲适一起，上车，下车，腾空，俯冲，最后汇聚在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宏村、南屏、关麓所在地的中城山庄——一个有着稻田、松树，蛐蛐和不知名鸟啼的旅游度假村——在前台，十四位诗人在亮出身份证的同时，在一张白纸上，也签下各自的名字：周长圆、徐南鹏、盘妙彬、叶丽隽、王太文、陈先发、孙磊、朱零、阿毛、刘以林、大平、叶匡政、刘福君、川美。
9月22日上午9点30分。与北京大学联合召开的开幕式刚一结束，青春诗会全体与会者，来到另一幢楼的二楼会议室，在宽大的椭圆形桌子前，团团围坐，《诗刊》副主编李小雨以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撩开了第二十届青春诗会的面纱。
百年新诗站在何处？
来自北京的诗人刘以林，被大家私下里封为班长，他曾独自驾车走中国，后又悠哉游哉游世界。有着温柔而谦逊的笑，嗨，别被他的笑所迷惑——笑里藏“招”哦。刘以林说：新诗还远远没有形成新高峰，此前所有诗人取得的成就都是极其有限的。最主要的表现有两点：一、新诗还没有获得表现生活的真正能力，它的审美力量未足以唤起普通读者的人生经验，人们对旧时代的唐诗宋词的信任仍然超过当下的时代新诗；二、总轮廓上的审美标准尚未出现统一，唐诗有唐诗的标准，宋词有宋词的标准，新诗也必有新诗的标准。标准的确立才会使诗与诗之间产生可比性。有可比性，整个社会才会产生合力共同鉴别优劣，新诗爬上高峰的仰角才会产生。
对此，来自北京的徐南鹏，对刘以林的看法“不敢苟同”。他说，以林先生所作出的这种判断的背后，以及更多的相关话题最原初的动机，无一不是想要把握方向。这种努力，在我看来，是十分多余的。一件事物总是处在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诗歌也概莫能外。它处在沼泽也好，处在山坡也好，处在巅峰也好，对诗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写诗的动机，不是为了创造历史。我觉得，只要我们看到，而且相信我们所做的事，一直在发展、变化，已经超越了前人，这就够了。
来自广西梧州的皮肤白皙得很南方的盘妙彬，操着广东话谈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以为时下诗坛更多的是浮躁和混乱，但方向在默默地趋成。
辽宁女诗人川美说，我理解以林先生对新诗处境的忧虑，但不同意他的说法。当下的新诗，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向诗歌的理想境地靠拢。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离不开本民族古老的文化之“根”，其艺术传承既体现在思想方面的价值向度上，也体现在艺术方面的技术技巧上。事实上，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许多艺术手法今天仍在沿用，比如象征、比兴、拟人、白描、细节描写、重章叠句（现称复调）等，都是本土的，都可以在《诗经》、《楚辞》、唐宋诗词中找到出处。接受过古典诗歌教育的人，通过它们，培养了根深蒂固的审美习惯。这些传统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也有助于对新诗的解读。
道德力量是诗一面高扬的旗帜
陈先发，这个安徽诗人，对皖南自是一往情深，说了山清，说了水秀，说了胡适、陈独秀，也说了海子。先发一说起诗来，就控制不住语速，与其说是一个诗人，不如说他是个“愤青”。他对口水诗、下半身写作、垃圾派等现象的出现，严重不满。认为那是诗歌的一种堕落，现在新诗创作现状令人堪忧。
陈先发云：我们是有源头的人，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并回到民族诗歌的传统中去。而在当下，民族诗歌传统中有两点值得坚守，一是它的强大的与自然对话的能力，它的原生性、它追求和谐的能力、追求内在气质的整体性的能力，能拯救当代碎片的、矛盾的、玩世不恭的写作方式。二是民族诗歌对时代现实、国家命运在高度介入后的最忠实的记述能力，有一种扎根生存状态、呈现人文关怀的道德力量。
长期从事农村、粮食、淮河灾难史等问题研究的陈先发，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尤其强调诗歌中的道德力量，他从农民的疾苦出发，呼吁大家写诗时，一定要站得更高，要有悲悯情怀，诗歌，应该体现一个诗人的道德力量。“农民群体很大，然而很孤单。我虽然关注农村，但很难表达出自己的感觉。诗歌是应该有教化作用的，应该是社会的一种引导力量，因为始自《诗经》的汉诗，是形成我们这个民族审美能力、情感体系和道德体系的主导力量之一。中国人的道德力量的形成，情感的形成，中国的诗歌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对于陈先发所说的回到传统去，近两年一直从事图书出版，且做出了不俗业绩的叶匡政，则结合自己的创作感受，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说，15岁起；他就开始诗歌创作了，也读了很多圣贤书，现在是一个文化庞杂的时代，我们更要提倡对传统的回归，诗歌是有难度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诗歌要有境界，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回归传统，也并不意味着干巴巴的说教，或让你写假大空式的“干诗”，我们特别需要补课，尤其传统文化的课。
徐南鹏认为，道德不是诗歌固有的品质。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有良心的诗人，他要担起更多的社会道义责任，在自己的作品中灌注更多的教化力量，绝不是什么坏事。任何道德形式，都会规避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群，同时也在另一部分人群中失去效用。诗歌本身有自省的倾向，这也是道德力量的一部分。
来自浙江的女诗人叶丽隽，做过中学美术教师，常以风事为笔名在网上晃悠。沉静、内敛的她，发言时却是一针见血：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非常态的，不论是对于诗歌，还是对于人。什么是道德？什么又是道德的标准答案？谁如果说清楚了，谁就可能是一个高调者。我只是相信，诗歌是培养道德底色的途径之一。诗人也是人，甚至，要更关注“活着”的人，他的身上就聚集了更多的普通人的共性：欲望、渴求、向往、痛苦、苍茫、绝望……，但这样才是真实的，是可感的，是人性的。诗歌要承担什么？是沿袭传统，崇尚道德力量，还是悲天悯人？在我看来，诗歌唯一要承当的应当是诗作者自己的心灵。
本次青春诗会特约编辑、诗人大解是原《诗神》杂志副主编，写诗，编诗多年，说话不紧不慢。他认为，现在是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你可以有自己的写作诉求，但你这种诉求有时对别人也可能造成某种“强求”。大解说，严格说来，诗歌是没有确切的标准的，也许，这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
《诗刊》编辑大卫认为，在当代，强调诗歌中的道德力量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需要的，但不能拔高，否则就成了一种姿态。其实，诗歌中的道德力量和悲悯情怀其实是有限的，它关注的对象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这没有错，关键是，这种关注只能是诗歌题材的一部分。大卫认为，诗歌本身所要承担的力量是有限的。诗歌创作更应该强调的是真实，更多地要关注一个人的心灵。每种题材，不管你怎么写，都要有心灵的力量。
针对大家的看法，《诗刊》编审周所同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优秀的诗篇除了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富于艺术资质和品格之外，还应该勇于面对责任的承担，对生活对当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前不少诗歌作品只在语言和技术层面上用心用力，却忽略了对生活和现实应有的凝神或关注。作为一个诗歌编辑，我多么希望读到那些既有艺术品位，又有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的厚重之作；我也期待诗人向日益变化着的现实生活靠得近些再近些。与生活和现实保持同步，与人民的喜怒哀乐息息相关，才可能写出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写什么？怎么写？
湖北诗人阿毛现在写起了小说，对诗歌确实又难以割舍，在诗与小说之间，她只能脚踩两只船。这个在诗会期间老是亲自头疼的女子，发起言来掷地有声：现在诗歌不是讨论道德与否的问题，也不是无名高地与沼泽地的问题，而是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
同时身为画家的山东诗人孙磊，一头印象派的长发。他用绘画术语来形象比喻自己的观点：笔墨当随时代。他认为，笔、墨就好比是诗歌的传统、诗歌中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和悲悯精神的内涵，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在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就决定了创作的复杂性。
北京诗人大平认为，写什么与怎么写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吾手写吾心”。他认为诗人现在更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对目前中国新诗的状况感到很满意。
陕西诗人周长圆，是站起来发言的，他强调的是自己的祖辈的农民身份，他在农村做过农活，吃过不少苦。他认为一首诗要有感情的力量，技术永远不能打动人，打动人的永远是你那一颗真诚的心。
叶丽隽对周长圆的说法进行了补充：记得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受奖演说时这样说过：蛋白质分子首尾相连，构成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这其中的运作终有一天会被人们发现，然而人们何时才能真正解读自己的心灵？
对于口语诗，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