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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当国，政治腐败，连他的宠物也乘上了高级官员档次的轩车，群众大为不满。所以当狄人攻卫时，大家一哄而散，说是让您的宠物去打仗吧。可见乘车要讲身份要讲等级的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了。秦始皇看见丞相李斯出行的车队过分煊赫，马上表示不满，也是这个缘故。
现在所能看到的有关乘车方面最早的较完整的规定，是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颁布的一个文件，除驾车马匹数量有差外，体现等级的主要有两项，一是轓，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轓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轓都漆成红色。由是“朱轓”或“朱轮”便成了高级官员的代称之一。杨恽在写给孙会宗的信中吹嘘：“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汉书·李寻传》：“将军一门九侯，二十朱轮，汉兴以来，臣子贵盛未尝至此。”一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水经注·沔水》记，汉宣帝时，襄阳郡岘山南至宜城百余里，住有卿士、刺史、两千石数十家，朱轩华盖，炫丽夺目，荆州刺史外出巡视经过这儿，感叹其盛，因称此地为“冠盖里”。左思《咏史》云：“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更出名的是杜甫《梦李白》中的两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西汉工商业发达，许多私营业主多金善贾，发了大财，但前述汉景帝时的这个文件特别规定，商贾不许乘马车。
一方面是严格限定乘车者的资格范围，另一方面入围者要自降等级也不允许。有一天早晨，汉宣帝主祀惠帝，适逢天雨泥淖，韦玄成等几个前来陪祀的列侯便弃车骑马来到惠帝庙前，“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韦玄成懊悔莫及，作诗自责：“惟我小子，不肃会同，惰彼车服，黜此附庸。”直到临殁前犹引为教训，告诫子孙切莫在这种看似小事的方面酿成大错。鲍宣以豫州刺史巡视分管区域时，按其身份应乘驷马轺车并配备覆缯车盖等装饰。他搞轻车简从，只用一匹马，撤去车盖仪从，结果以违制免职。东汉时，孔恂任某州别驾从事，有一天随刺史出行。依规定，别驾从事的乘车要配备一种叫“屏星”的装饰，但安装时颇费手脚。刺史嫌麻烦，传令说屏星全都撤去。孔恂说这是制度，“别驾可去，屏星不可去”，当即宣布辞职。刺史情知理亏，只好传令前命作废，好言好语地劝他复职。
魏晋南朝的官吏乘车规定基本上沿袭两汉，等级鲜明。较明显的变化是拉车的畜力由马变成了牛。西汉初期有过“将相或乘牛车”的现象，那是因为国力贫困不得而已。迄百石以上官吏都有马车可乘后，牛车便成了平民商贾的代表性交通工具。到后来制度废弛，只要有钱，不论是什么身份，都乘马车，于是贵族士人又以乘牛车彰显身份，这也是“魏晋风度”的一个内容，其道理就像大家都作西装革履装束时，便服布鞋反倒是另一种体面了。《太平广记》里有则故事，谓东晋名相王导私养小蜜于别馆，“妻曹氏侦知，率婢仆二十余人持刀欲出。［王］导遽命驾，亲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乃得将小蜜赶快转移。设想当时的情势何等危急，无论怎么说马车总比牛车要跑得快吧？但王宰相依然不肯弃牛用马，其缘故就像当初刘邦被项羽穷追时始终不肯弃车骑马一样，说到底还有一个观念问题——刘邦弃车便是丢了汉王体面，王导驾马就是丢了贵人风范。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乘轿车的老爷，总是不敌骑在马背上的勇士
沿袭这种时尚积淀成的传统，虽然南朝宋时的法定官员乘行工具依旧是马车，但实际上是各乘各的，如宋文帝“好乘羊车”（《南史·潘淑妃传》），颜延之“常乘羸牛笨车”（本传），沈庆之“每朝贺，常乘猪鼻无帷车”（本传），多认为潇洒得很。其后牛车正式订入制度，如南朝梁“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诸王三公有勋德者皆特加皂轮车，驾牛”（《南朝梁会要·舆服》）。《颜氏家训·涉务》嘲笑梁朝士大夫博带高冠，出入乘车，尚书郎以上的官员骑马甚至要遭到弹劾。因为京城建康犊车冠盖流行，以致建康令王复竟连马也没见过，偶尔看到马便惊骇失色，说这是老虎呀！作者尖锐地抨击这种追慕虚荣、养尊处优的风气，痛感这是萧梁亡国的原因之一。
继承北朝尚武务实的传统，也是惩于南朝浮靡亡国的教训，隋唐的百官乘行制度，除陵庙巡幸、王公册命等重大典礼应“盛服冠履，乘彼辂车”外，其余场合一概骑马。史载唐宪宗时武元衡为相，因力主讨伐叛逆，在上朝的路上被分裂势力遣人暗杀，他骑的马跑回去后，家里人才知道出了事。同一时刻，刺客的刀子还指向另一位宰相裴度，刚巧那天他戴了一顶扬州毡帽，“贼遂挥刀中帽，坠马，［裴］度赖帽子顶厚，经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护骑赶来扑救，这才侥幸逃生（《续定命录》）。可见即使尊为宰相，乘行工具与民众也无二致，区别在于另有品服、佩饰和仪卫等标志身份及等级。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级别待遇说乘车（2）
照《史记·河渠书》上的记载，轿子在先秦时就有，但逐渐流行起来似从南朝开始。王安石退居金陵后常骑驴代步，有人要送他一顶双人抬的小轿，他发怒说：“奈何以人代畜！”与此观念相照应，北宋始终继承百官乘马的唐制。《云麓漫抄》称，徽宗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十一日，因下雪地滑，曾特许百官乘车或坐轿上朝，但不得入宫门，俟天晴雪化后，仍依常制。及宋室南渡，由于南方少马，以及京师多用砖石铺地不便乘骑等缘故，轿子始见普及。《容斋五笔》的作者洪迈说他在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任参详官赴贡院时，大家都乘马去，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主持贡举，“则乘轿者十人而九矣”。对此，南宋政府似乎并无明令禁止。民间用花轿迎娶新娘的习俗，也是自南宋起流行起来的。最终，坐在轿子里的老爷不敌骑在马背上的勇士，南宋的垮台与南朝的灭亡该有一些相似的原因可寻。
吏治愈坏，“僭越”愈显，官员乘行的规定总是在周期性轮回中被不断突破
创建明朝的朱元璋很担心养尊处优的轿车代步会导致吏治腐败，重走南宋亡国的老路，所以开国未久便规定只许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其后逐渐形成一整套规定，大抵是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余皆骑马；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奏闻”（《明会典》）。这套规定对于光禄、太仆卿转佥都御史，是个有趣的节点：光禄寺卿掌祭享宴劳、酒醴膳馐诸务，太仆寺卿掌牧马政令，都同朝政距离甚远，还要经常接受礼部或兵部的指导。佥都御史是都察院的副贰长官，掌监察内外官员。就实权而言，由光禄卿或太仆卿调任佥都御史，应算升职。但这些京卿的官阶是从三品，佥都御史的官阶是正四品，所以又有虚降实升之说。问题是这一升一降，恰好出入在四品乘马三品乘轿的界限之间，接到调职的任命后，坐着轿子去皇宫谢恩，再赴都察院报到时就得改乘坐骑了，故又有“抬轿谢恩、骑马到任”的趣谈。明穆宗时，勋贵孙文栋等乘轿出入，被给事中徐尚弹劾，皇帝给的处分仅仅是夺俸，因知这时的君主对于有关制度的维护已经不那么重视了。天启时，朱国祯感叹：隆庆以来，南京官员不分大小都乘轿子，唯有两人四人之分。北京官员亦用肩舆出入，连武官也是如此。甚至州县小官，“唯典史乘马，恐不久亦当变矣”（《湧幢小品》）。
清初统治集团显然是把晚明官员不分文武率皆坐轿子当做文恬武嬉的败象看的，所以他们对保持满人骑射优势极为重视，特别规定满族在京官员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一品文官年老疾病不能乘马者，要经过特许才可以乘轿。反之，汉人文官皆许乘轿，在京者三品以上许乘四抬大轿，出京可乘八抬，四品以下许乘二抬轿，出京可乘四抬；地方官员中，督抚可乘八抬，司道以下至州县正官、佐贰等可乘四抬，典史等杂职乘马。如果京官以钦差身份去地方，三品以上享受督抚待遇，四品以下享受司道待遇。本文开篇叙林则徐乘轿故事，他是七品官，在北京只能乘二人轿，赴江西主考是钦差身份，但按照规定也只能乘四人轿，所以当其因为“仓卒不及改”乘八抬时，便有了“心甚愧之”的自责。此外，清初的制度又规定，汉人武官只要做到总兵这一级，有年老不能乘马者，都可请求改乘轿子，这与对满人乘轿的限制至严，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人之惰性习于安逸，当官做老爷者尤甚，从《清朝文献通考》的有关记载看，满族官员不许乘轿的禁令在康熙时就已被突破，朝廷的应对之道是认可事实，再追加只许在皇城外乘四人暖轿一条限制。到乾隆时，风气益滥，特别是在天子目力不及的外省，连满人武职乘轿亦成普遍现象，皇帝为此连发诏谕训斥。但是只要不动真格，仅靠三令五申是没有用的。福康安是乾隆的亲信，长年统兵，“其出师督阵亦坐轿，须用轿夫三十六名，轮替值役，轿行如飞”。《红楼梦》所反映的正是乾隆时代在京旗人中的仕宦家族生活，有关乘轿的描写极多，秦可卿出殡时，秦邦业的官职不过是营缮司郎中，距“大臣”还远得很，居然也坐着轿子来送葬，可见八旗子弟的腐败趋势。
总体上看，历代政府关于官员乘行工具的制度总是在前紧后松的周期性轮回中被不断突破；与此相应，在规格装饰及仪从等方面的“逾制”、“僭越”，也呈现出一种每况愈下的趋向。比如明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许乘云头（云状的装饰物）青幔的轿子，老疾庶民的轿子平顶皂缦，禁用云头，而且禁止用红漆。但到了晚明连县丞主簿、幕属小官亦“无一骑马者”时，官民的轿制界限自然被冲毁，尤其是在奢侈风气上涨的江南，丹漆彩缦、云头饰顶的华轿时常可见，还特意称为“官轿”，孰知京师里的官轿也没有这等气派，而坐在轿厢里的多是大亨阔老及其眷属，并非现职官员。
晚清的“逾制”比晚明尤甚。清制，三品以上官员许坐绿呢大轿，仪从有杏黄伞一把，饰以圆金的青扇两把，旗枪六根，金黄棍两根等；四品以下官员许坐蓝呢大轿，道、府级别可用杏黄伞一把、青扇一把及回避牌、肃静牌各两面等；州县正官和府佐贰官则只许用蓝伞、青扇各一；到州县佐贰这一级，只有蓝伞一把、铜棍两根，教谕、训导等学官则连铜棍亦没有。但是到了清代后期，这些制度无一不被践踏在地。脑满肠肥的“大款”先花钱捐一个道、府级别的四品官衔，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坐蓝呢官轿了。如果还想过一下官瘾，再花钱运动一个指省候补，又可捐二品顶戴，跟着再换成绿呢大轿，竟可同督抚的乘具媲美了。
说到仪从制度上的“僭越”，人们只需从《点石斋画报》一类的写实性报道中便可直观：一个七品知县出行，前有夫役鸣锣开道，加一把在京城里只有王公敢用的红伞，官轿前后各有顶马、跟马，左右两边持棍的、打扇的、掮官衔牌和回避肃静牌的、把轿杠的衙役，足有数十个，对比前述制度，这些仪仗用品的项目和数量都已远远突破规定。骑顶马、骑跟马的差官戴的帽子，亦多违制。道光十四年（1834），湖北黄陂知县章雷因乘轿失仪被同县学官向巡抚检举，顺便把差官“僭用”素金顶戴的问题也抖露出来。结果是章雷按违制律杖一百后革职，其他涉案人员分别处理。此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事，深层次的起因还是学官与县官窝里斗。迄战争以后，吏治愈坏，似这种现象在基层官场上就是习以为常了。《官场现形记》里有一段蕲州吏目（典史）随凤占上任的描写。吏目是九品杂职，按制度只给两片竹板开道，连打一把蓝伞的资格亦无。可随老爷还嫌仅有把蓝伞不够好看，便以别人向他借钱时用作抵押的一张五品翎顶奖札当“本钱”，又做了“蕲州右堂”、“赏戴蓝翎”等四副官衔牌，预选吉日接钤上任，“到了这天，地保办差，招了无数若干的化子，替太爷打着伞，扛着牌；又弄了两个鼓手，一个打鼓，一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