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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到了这天，地保办差，招了无数若干的化子，替太爷打着伞，扛着牌；又弄了两个鼓手，一个打鼓，一个吹唢呐，一路吡哩叭喇冬，一直吹进了衙门”。在知道底细者的眼里，不啻是“猢狲出把戏”。
当上大官政府配车，要撑体面自己备车。一般官员有无公车可乘，要看不同单位的机关效益
古代官员的乘行工具由谁提供？从史料中的零星记载看，两汉的办法是二千石或千石以上的中高级官员，都在受印后即由国家配给专车。《汉书》记朱买臣拜为会稽太守的当天，“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说明自有一套机构按程序在操作。基层政府的情况，似是各衙署都备有官车，刘邦当亭长时交的朋友夏侯婴就是沛县的官车驾驶员。但数量有限的官车只能保证机关主官和佐贰乘用，其他属员若要摆乘车派头就只能自备了。《汉书·蔡义传》记蔡义在大将军幕府供职，同僚都有自备车，唯其“家贫，常步行”，后来“好事者相合为［蔡］义买犊车，令乘之”。又谢承《后汉书》记，“许处家贫，为督邮，乘牛车，乡［人］曰‘轺车督邮’”。又两汉魏晋的官吏因老病离任时，原在衙署有“送故”惯例，所赠礼品中有时也包括车马。此外，史书上常有君主特赐致仕老臣安车驷马的记载。凡此，都证明官车是国家所有制性质，高级官员的专车也无例外。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级别待遇说乘车（3）
南北朝的制度基本上沿袭两汉，《通典》卷六五记，“后魏庶姓王侯及尚书令、仆射以下，列卿以上，并给轺车驾一马”；南朝梁“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南朝梁会要》），都是高级官员统一配备专车的明文规定。隋朝配车的范围扩大到“自王公已下至五品已上并给乘之”，此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唐宋制度百官乘马，《梦溪笔谈》记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作风粗疏，曾有一位替他控勒马缰的役卒，因役期已满向他辞别，他搞不清楚此人是谁。等役卒转身离去，他恍然而悟，忙叫其回来，送给他不少钱物。原来此人每天为宰相勒缰控马，王旦只看到其背部，没看清过其面孔，这会儿因其转身离去，又看见为自己熟悉的背影，才弄明白到底是谁。由这个故事分析，王旦骑的马是公家提供的，连控卒也由公家配给。《春渚纪闻》里记有一则刘贡父的轶事，说他刚进馆阁任校勘时，因“俸入俭薄，不给桂薪之用”，买一匹骡子代步。这样看，唐宋的情况与两汉差不多，机关里的公马只能确保主官佐贰骑乘，校勘官是属员，就未必摊得上每人一匹了。反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高级吏员，倒是有官马供其执行公务时骑乘的，《宋会要辑稿》称：“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营卒。”两宋的高级吏员，政治和经济待遇上本身就可视同一定品级的官员，何况又供职最高级的中央衙署。照此分析，除高级官员有专门配备外，一般官员乃至书吏能否有乘行工具使用，及其优劣多少的差别，还因供职部门的不同而异。像刘贡父上班的馆阁属于清寒的文教单位，“机关效益”不会好，假使在收入丰厚的三司或保证供给的三省上班，就不至于自己买匹骡子代步了。
天高皇帝远，池浅王八多：“县长”的轿车比“部长”还威风，“司机”的嘴脸比老爷更厉害
这种实际情况，再配合有关规定，最称实惠的就是地方官员了。以明清为例，制度上对京官乘轿车多有限制，中央各部司的官轿及轿夫配备，就只能优先供给高品阶的部门主官了。即使到了汉官不拘品阶都可乘轿的清代，以及满官亦多违制乘轿的乾隆以后，由于京朝部司主官起码得三品，所以四品以下的官员若要摆四抬大轿或二人小轿的排场，必须自己掏钱。如康熙时的著名文学家查慎行，官翰林编修，又入值南书房，算是皇帝机要秘书班底中人。可是他品阶很低，所以在其《南斋日记》里，便有“付轿夫七日工食，文银四两”的记录。《蕉庵随笔》称清朝开国后，虽然准许汉大臣乘轿，唯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总得要数千两银子。像查慎行这等正在皇帝身边走红的人，会有“恩赏”可以调剂。一般的京官，纵有地方官以“冰敬”“炭敬”“车马费”等种种名义补贴，但欲长年维持这个体面，确是不轻的负担。所以据《清稗类钞》介绍，雍、乾以后，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乘轿省得多，“至同治甲子，则京堂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光、宣间，贵人皆乘马车矣”。还有一些要撑体面的官员，绿呢大轿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这就像现在有些要摆阔的人，车库里总有一二辆高级轿车放着。至于支撑三品以上继续乘轿的保障，说到底还是各机关的公费支出。
放到地方上就完全是另一种局面了。四五品官在京师是司处级属员，外放就是司道级长官；六七品官在京师是起码货，外放就是州县的正堂。各自的衙署里，都有完全公费的官轿轿班和成套仪卫提供。《太湖备考》卷四记，仅一个五品同知的名下，就有每人公费开支工食银六两的轿、伞、扇夫七名，此为经费预算内的编制定额，编制外的“白役”还不算。再讲开去，同知还是佐贰官，若是六七品的州县正堂，百里之内，唯我独尊，比佐贰还要威风，其详情前面已说过，不再赘述。
无论乘车乘轿，其实生活中给世人印象最恶劣的角色，大多是御手、轿夫这些长官的“驾驶员”。《晏子春秋》中晏婴的御者驾车时比乘在车上的相国还神气，《后汉书·酷吏列传》中湖阳公主的骖乘敢与首都市长（洛阳令）叫板，皆为史书中出名的形象。至于明清时官轿舆夫在民众面前气焰熏天的故事，案例汇编、笔记稗官及《图画日报》等时事报道里经常可见。借用邓云乡先生的原话：“他们抬了官街上跑，所过之处的各家商贩都要按月给他们敛钱，逢年过节还要特别多。要抬着官下乡，那地方上就更加要孝敬他们了。街上哪家商号、摊贩得罪了他们，他抬着轿子，故意撞到你摊子上，不但踢坏你的东西，还要问你一个‘冒犯冲撞’的罪。至于抬的是大官，什么钦差等类的官，那轿夫到了地方上就更骄横的不得了。”（《红楼识小录》）此即狐假虎威之谓。不过神气惯了，难免有走眼的时候。清人笔记载工部尚书王广荫乘轿上朝，行至正阳门，前面有一辆骡车，御手按缰徐行，正好挡着道。王尚书这一边的“狐爷”不问青红皂白，挥鞭就打，孰知骡车厢里钻出一位戴珊瑚顶的爵爷。吓得王大人忙降舆谢罪，最终以“敬呈药资”二十两白金给对方“疗伤”了结。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公费医疗说看病（1）
都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连古代“公务员”及其家属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也提供了一例
《红楼梦》里有个现象，因为寻常，大概未曾引起特别注意：凡荣国府里的主子们生病，照例都是总管房差人去传太医院的王太医或张太医出诊。第四三回里，贾母偶感风寒，“穿着六品服色”的王太医来了。贾母先同他寒暄，说起“当日太医院正堂有个王君效，好脉息”。王太医忙躬身回答：“那是晚生家叔祖。”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算是世交了。”据此一段对话，可知老太太还在做“荣国公”贾代善夫人时，甚至早在做“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时，就已经有了丈夫或父亲请太医看病的见闻，或许也包括自己亦由太医看病的亲历。如今这位属于晚辈的王太医为贾母诊脉处方后，又应邀请，顺便为贾琏的女儿巧姐儿看病，还说回头“我送点丸药来”，态度极为恭敬。
太医上门把脉处方，还要送药，如此周到的服务，该给多少报酬？答案在第五一回里，起因是晴雯冻着了，贾宝玉吩咐一个老嬷嬷“传一个大夫，从后门悄悄的进来瞧瞧”。等这位“乱用虎狼药”的胡庸医开了药方后，大家都说不出该给他多少出诊费，宝玉问：“王大夫来了，给他多少？”毕竟老嬷嬷有资历，见识多，笑着回道：“王大夫和张大夫每常来了，也并没个给钱的，不过每年四节，一大躉儿送礼，那是一定的年例。”据此可知，像荣国府里这两个一等将军（贾赦）和工部员外郎（贾政）的当官的主子，连同他们有“诰命夫人”头衔的母亲与太太，照例都是享受公费医疗的，所以不必付钱。但又如老嬷嬷也懂得的道理，以荣国府的门第，还得讲究体面，因此逢年过节，得另外给这两位尽心服务的“家庭医师”送红包，“才是我们这样门户的礼”。
都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连古代“公务员”及其家属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也提供了一例。
公费医疗在体制上的支撑点，即所谓“医在王官”，就是医药行政、医疗组织和医学教育的主导权，都归政府掌握。据《周礼·天官》记载，这个制度远在西周就已经确立：凡采集药物，分科治病，以及医士培训，都在“掌医之政令”的医师统一领导下开展，“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士）分而治之”。年终时还要根据治愈率，分别评定上士、中士、下士的职称，他们的禄食就参照职称发给。这是包括贵族、“国人”（自由民）在内的城邦居民，都可享受医士服务的情形，也可看做古代公费医疗的雏形阶段。
秦汉以降，医药事业不断进步，医在王官的制度日益完善。试以唐宋为例，作一个概观。
唐代的医药行政，隶属于礼部的祠部，相当于中央卫生总署。另有隶属于太常寺的太医署，相当于中央一级的医学院，兼备医学教育和医疗组织两种功能，正如现在之医学院，必定有附属医院一样，医学生在医学院接受教育培训，同时参加临床实践，毕业后就有了提升做医官的资格。现在我们把有处方资格的人称作“医生”，就是从古代医学生参与治疗活动的传统沿袭而来。此外，翰林待诏院也拥有一批医术精湛的名医，大约可比医药研究院，这些翰林医官一般多去性质上属于宫廷医疗机构的殿中省尚药局轮值。宋代的医事制度，有所改易，医药行政转归翰林医官院掌理，太医局照旧沿袭唐代太医署的双重职能。此外，也有属于宫廷医疗机构的殿中省尚药局和御药院。
以医疗服务的对象看，这些中央级的机构，各有制度划定的对口单位。如唐代制度，凡京师百署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看病服药，都找太医署。尚药局除了为皇帝嫔妃、诸王公主服务外，禁军官兵的医疗也归它负责。《红楼梦》里的贾母，既是贾赦、贾政两位勋贵京官的母亲，又是当今皇上小老婆的祖母，双重身份，所以得享受太医院的优质服务。宋代，太医局除沿袭为京师官吏、三学（太学、律学、武学）师生治病的传统外，驻京各部队官兵统统划入其服务范围。其实中国自春秋以来，军队里都有医疗组织，假如在京军人去太医院看病，多半是部队医院未能治愈，向更高一级的医院求助了。
以上是京朝官吏享受公费医疗的情况。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是沾惠于这个医在王官的体制。仍以唐宋为例，凡州府（宋时又加上“军”一级行政设置）一级，都设有地方一级的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传教医学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地方官吏及地方官办学校的师生患病，就请他们治疗。《宋史·方技传》里有一个实例：并州人冯文智，医道世家出身，宋太宗时去汴京申请，通过考试成为太医局学生，毕业后转过两次文职官阶，其实本人一直在太医局供职，“逾年转医官”，外放到并代地区主持地方医政和医学教育。当时的府州知州折御卿，是宋太宗用来抵御契丹的干城。此人一直有病，被他治愈。折御卿为表示感谢，上表举荐他的医术，结果冯被调回太医局，历转殿中省尚药局、翰林医官院等机构，成为专为皇室服务的御医。可是折御卿再发病时，地方医官都未能治愈，适契丹来攻，折力疾从战，竟卒于军中。
这是一个太医局学生熬出医官资格以及步步升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