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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蒙古族皇帝坐朝，但节假安排基本遵循汉族的传统习俗。世祖至元元年（1264）有个关于官员休假日的文件：“若遇天寿（皇帝生日）、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通制条格》卷二）计算起来，比唐宋时“缩水”许多，而且还规定凡旬休日不许杀生，那就意味着即便置酒高会，也只好办素斋了。他如元正、冬正、天寿、立春等节，照例都有集体活动要参加，所以元代官员实际能自由支配的休假时间，要比唐宋时少了许多。
不过与明代比较，元代的制度又可称不错了。明制的三大国定节假就是元旦、元宵和冬至，给假天数三至五日不等，后来元宵的假期得延长到十日，但又规定凡与外官进京接受考察的时间相冲突，则吏部、都察院和吏科等相关的部门都不放假，也没有补休（《万历野获编》卷一）。同时皇帝还有以各种理由取消节假的特权，如孝宗弘治三年（1490），灾荒频仍，京师地震，迄年关将近时，皇帝接连下诏，要求“群臣修省”，即思过反省，又宣布“罢明年上元灯火”；迄来年春节，又“以修省罢上元节假”（《明史·孝宗本纪》）。此外，《明史·选举志》载庶吉士五日一休，但没有史料表明其他官员也能享受五日或十日一次的公休。据《明会要》载，宣宗时曾仿照宋元旧制，在每年岁首时许百官旬休，而三大节即元正、元宵和冬至都在年末岁首，旬休与节假的复合势不可免，意义不大，何况又仅限于“岁首”。清制与明代相似，也是偏重这三个节日，在休假上索性连缀一体。每年腊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各署封印。至次年正月，亦于此二日开印”，差不多就是自冬至起到闹过元宵了。但是“此一月中，并非不办公事，预用空白印片若干份备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因知亦非天天休务。我读作者身居衙幕的《坦园日记》（清杨恩寿著）时，特别留心了一下，凡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汉地民俗比较重视的传统节日，皆无官衙休务的明确记载，甚至照样批告期呈词，但腊月廿日“封篆”则与京师百司保持一致。此外亦无旬休或半月一休的记录。另据《明史·选举志》称，国子监的学生“朔望给假”，即每月初一和十五放假。《万历野获编》记载，明宪宗时，周洪谟任国子监祭酒（大学校长），因“酷恶鸮声，募监生能捕者与之假”，这就是善于捕鸟之同学的外快了。
像周校长这种在给假上随心所欲的事例，在汉魏时的官署中也不罕见。西汉时的宫禁“三署”一度实行过谁出办公经费谁就可享受外快休假的办法，因贫寒而出不起钱的小公务员，“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余不得沐”（《汉书·杨恽传》），就是因病告假，还得用例定的五日一沐抵偿，甚至有终年无缘享受公休的。三国魏曹芳时，刘类任弘农太守，属下有“吏二百余人，不与休假，专使为不急”（《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碰到这种“促狭”的领导，下级只好自认倒霉。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百僚同休说节假（3）
业余进修，干活挣钱，游戏市里，吃喝赌博……休假的方式，也是各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写照
历代官员在节假公休期间的活动安排，也颇能看出一些时代风气的变化。西汉时冬至放假，说明当时还保留着先秦时以冬至为岁首的习俗。《轩渠录》记北宋时刘颁任职馆阁，“节日，同舍有从者以书简盛门状遍散于人家”，就是有同事命侍从捧个名片盒子，以散发名片的办法给朋友同僚贺节，可见节假中相互拜年贺节的风气形成已久，已经到了不胜烦扰，因而用分送贺卡代替的地步。“贡父（即刘颁）知之，乃呼所遣人坐别室，以酒炙犒之，因取书筒视之。凡与有一面之旧者，尽易己之门状。其人既饮食，再三致谢。遍走巷陌，实为贡父投刺，而主人之刺不达”。这个会玩幽默的先生以一顿酒食省下了请人分送贺卡的快递费。又清明扫墓并非古礼，约自唐初趋向流行，到玄宗时“编入礼典”，为提供官员扫墓方便，“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大历十三年敕改五日，贞元中更增为七日，此为唐人重扫墓的标志。两宋因之，假期也是七天，还有《清明上河图》可资当时风俗佐证。但《能改斋漫录》记“章郇公（章得象）作正字（秘书省职称）日，寒食与丁晋公博。……明年寒食复博”。年年寒食节假均用来赌博，约见假期太多，官员的重视度亦不及唐代了。想想也是，唐代任官还是门阀与科举并行的双轨制，许多人出自京兆望族，祖墓就在京畿或长安周遭；宋代官员净是科举出身或其子弟荫袭，祖墓多在原籍，若无里程给假，七天是没法扫墓的，只好用作娱乐。所以元代的寒食假缩为三天，明清则干脆取消。
再以汉魏与唐宋的休沐相比。《后汉书·宋均传》：宋均任郎官，“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好比今日在职进修，利用星期天去老师那里听课，结业后履历上的“学历”一项更加光鲜。《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英雄记》：“尚子平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饮食。”这是因为家境贫寒，只好利用休沐时间砍柴卖钱，贴补生活。《后汉书·蔡伦传》：“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躬持实践，最终造出了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蔡侯纸”。又《后汉书·种拂传》称，种拂任宛令，“时南阳郡吏好因休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种＇拂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前引《汉书·杨恽传》述郎官因出钱得多休，行文间也以“豪富郎日出游戏”为鄙事。因知当时的吏风以休息天干正经事为尚，或学习或劳动，或搞科技实验，才够得上垂青史册。唐宋就不同了，像卢照邻“归休乘暇日，馌稼返秋场”（《山邻休日田家》）这种观照田景野趣的，就算是雅兴了，更普遍的是声色管弦，尽兴游宴，所谓“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白居易《郡斋旬假命宴》）。其实乐天先生还算是勤政的干部，抓紧旬休放松一下，无可厚非。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各显神通说收费（1）
三署郎官无钱赞助单位的办公经费，便不能享受公休，由此引出“机关收入”和行政收费的话题
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秋天，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以检举大司马霍禹谋反有功，被提拔为宿卫皇宫的三支侍从队的队长（中郎将）之一。
皇帝的侍从统称郎官，虽然级别很低，但因为经常随侍君主，容易取得宠信而出任较高的官职（张骞、李广、司马相如等都是从郎官起家的），所以小小的郎官被视为仕途发达的捷径。许多有钱人通过向政府大批捐输军粮的办法，为子弟谋取郎官的职务。
杨恽到任未久，就发现了问题：按制度，所有的郎官平素均须在“三署”即五官、左曹和右曹三个办公机构值勤待命，并依五天一次的规定轮流休假。但是这个规定在具体实行时又变了样：只有按额定数字向本机构提供办公经费的人，才可以享受休假。这一来，很多靠德行才学被荐举为郎的寒士，便因不能按时定额交钱被剥夺了休假的权利，甚至“岁余不得（休）沐”。相反，那些有钱人的子弟，却以“多财善贾”，还能占用别人的休假，“日出游戏”。慢慢的，这批人便成为郎官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号称“山郎”（《汉书·杨恽传》）。照后人张晏的解释，因开矿铸钱都出自山脉，故“山”字便成了出钱的代称。
像这种无钱者过度劳累、有钱者随意缺勤的风气蔓延，势必影响宫禁侍从机构职能的正常行使。为此，杨恽向宣帝剖析利害，请准今后每年编制一次三署的经费预算，改由国家财政部（大司农）拨付，从而杜绝了所谓“山郎”现象。
据《汉书·杨恽传》称，这番变革的效果是“郎官化之，莫不自厉”，侍从工作的局面焕然一新，杨恽亦借此政绩，被提升为皇帝的侍从武官长（光禄勋）。然而这段历史故事中使人颇难理解的是，何以像“三署”这样重要的宫廷侍从机构的经费开支，居然并非由国家财政拨付，而要靠自筹解决呢？这就得从汉家的财政制度说起了。
沿袭秦制，汉朝主管财经的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大司农，通过基层政权征收田租口赋等各种农业类赋税，形成国家财政；一个是少府，通过山林池泽和关市之征等工商类税收，形成皇室财政。凡官员俸禄、军队国防、水利赈灾、文教事业、移民垦荒等各种费用，都从国家财政支出。汉武帝时仅按编制拨付给各级政府机构的行政经费就去掉国家财政一半，而其中大宗被“人头费”即官俸所占，办公经费占比例很低，只能以另行筹措的方法济助。
有哪些方法呢？直接承担向农民征租收赋的地方政府任务最重，经费缺额最大，但另行觅取的办法也最多，就是直接把这些缺额打进各种名目的多收征赋中。相对而言，绝少同收税对象即农民工商直接打交道的朝廷各部门，就比较困难了。读史者多知道汉初不少将相大臣只能乘坐牛车上下班，就是这个缘故。东汉时尚书郎在机关里值班，没有铺盖没有夜宵，致使汉明帝动了恻隐之心，下令由太官供应被褥饭食。太官寺属于少府，即皇室财政。也就是说，这笔费用是皇帝私人给予的补贴，并非从大司农那儿按时支取。我们在史籍上经常看见大臣给皇帝上书，请求调拨少府藏币以缓解国家的财政赤字，也就不难理解何以三署机构要向每个郎官集资以敷开销了。这种“创收”之道，在其他部门也普遍存在，区别仅在渠道和方式而已。因为不在国家财政收入预算，而且在使用上除应付办公经费缺口外，也常补贴到个人，故且称之为“机关收入”吧。
到了魏晋六朝时代，政府机关行政费用主要依靠自筹的状况大体依旧，特别是中央各部门的官员，因为机关收入来源太少，待遇自然比基层差得多，所以宁可放弃政治待遇而求经济待遇。比如东晋王述，是大臣王湛的孙子，宰相王导有心提携，调他到相府工作，孰知他直言孤儿寡母，家境贫寒，要求出任宛陵县令。其后，太尉、司空两府一再调他回中央，实授尚书吏部郎，他一概谢绝。王导托人传话：“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不县，甚不宜耳。”他的回答是“足自当止”，意思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晋书·王述传》）。
吏部曹郎的法定俸禄，无疑要超过县令，但从增加机关收入的途径看，县令的经济待遇显然又比曹郎优越得多，这正是王述所看重的实惠。县政府怎样从法定征赋以外“创收”呢？举个例子：南朝齐高帝下命，要对作为纳税依据的户口簿（黄籍）进行检核。这是一项需要对人口田产和簿册登记逐项对照的工作，光靠县署那点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肯定不行，这就有了向民众收取各种费用的名目；而在检核过程中，发现作伪的要罚款，想蒙混减赋的要给好处费，“于是贷赂因缘”（《南齐书·虞玩之传》），增加收入的实效便在其中矣。
鉴于这些做法既增加人民负担，又易败坏吏风，而且也造成了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实际收入差别太大的矛盾，有识之士便想通过加强管理来解决问题。南齐武帝时，皇室萧嶷曾提出一个方案：各郡县政府参照旧例，就本部门所需各项公用经费等必须支出的项目，造出预算方案，由尚书省仔细审核，凡确属合理可行的，允许根据实际情况收取；凡损公扰民的，一律禁绝（《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从整治行政收费和加强机关收入管理的双重意义上看，这个建议有其可行性，遂为齐武帝采纳。但差别仍旧存在。齐武帝的后任萧昭业做皇帝时，曾“以南彭城禄力优厚”，硬要南彭守太守萧子伦把这个位子让给其亲信綦母珍之，另以南兰陵太守的职务交换（《南齐书·武十七王传》）。可见一样级别的郡守，待遇仍有厚薄。即使经过了统一调整，南彭城的机关收入终究要高于南兰陵。
可能是汲取了既往的经验得失，唐朝建国后，除将全国官吏编制俸禄列入国家财政收支预算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署都配置一定数量的“公廨田”，供出佃经营，其收益就充本署办公经费，盈余部分也可以“分充月料”等名义，发给私人。这个办法既限制了官府以种种名义向人民额外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