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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顿河一线，却只留下了一点极易被消灭的兵力供掩护之用。唯一可以辩护的理由，就是说德军统帅部认为这些盟军也许不会崩溃得那样的快。可是罗马尼亚的部队在同盟国中还要算是最好的，但根据我们在克里米亚的经验，即可以暗示出来他们会望风而逃。至于对意大利人的战斗能力，那更是自始至终都不应存幻想。
在夏季攻势只使我们多赢得了一点土地，而并未使俄军南翼受到决定性失败之后，德军统帅部所应冒的危险，就只是应回到高加索与顿河中部之间的地带中，采取机动作战的方式，并利用大河湾的地利，以求阻止敌人重获主动。但是用这一个冒险来代替另一个冒险的办法，却是希特勒的心灵所不能接受的。当他的攻势未能获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而就成为强弩之末以后，希特勒即未再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于是这也就为斯大林格勒悲剧铺了道路！
斯大林格勒周围情况的发展
11月21日在费特布斯克地区中，第11集团军司令部接到了陆军总部的命令，其内容是为了使正在斯大林格勒西方和南方从事于激烈防御战的各集团军能有较严密的协调，我们被升格成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部，并指挥第4 装甲、第6 和罗马尼亚第3 三个集团军。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后勤单位，所以把本来准备为安东奈斯库元帅所设立的那一个配属给我们。这个单位由芬克上校（Col。 Finkh）主持，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人格健全、组织能力优异。他使集团军群所经常遭遇到的一切补给困难都能获得解决。不幸，对第6 集团军的空运却不在其管辖之内。当我在1944年4 月间被免职之后，芬克上校即调往西线总司令部中服务。以后有人告诉我说，他在敌人的完全制空权之下，仍能使补给运输的工作照常进行，几乎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因为他与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发生了关系，终于在1944年7 月20日以后被执行死刑。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任务是“使敌军的攻势停顿，并夺回我军原已占领的阵地。”
最初允诺给我们的增援只有一个军部和一个师，它正准备进到米里罗夫（Millerovo），在B 集团军群将来右翼的后面。比较给予我们的命令以及拟议中给予我们的兵力，即可以从反面证明，当下达这些命令时，陆军总部似乎并不曾认清斯大林格勒周围的严重情况，尽管对第6 集团军的包围圈就是在那一天合围的。
在费特布斯克获得了更多的情报，并且在一个火车站上，我有机会与克鲁格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 会谈。从这些方面，我得知敌人已经用了极大的兵力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的正面。除了一两个俄国的坦克集团军以外，还有大量的骑兵——共有30多个单位。对于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该集团军是由第4 装甲集团军指挥的。
所以在离开费特布斯克时，我就发了一个电报给总参谋长，从敌军攻势的规模上看来，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不可能仅是恢复一部分阵地而已。我们需要用来恢复这种情况的兵力，应有一个集团军的数量——并且在集中未完成之前，尽可能不要零碎使用。
柴兹勒尔表示同意，允许用逐渐增加的方式，以使我们获得一个装甲师和两三个步兵师的兵力。
我同时又发了一个电报给B 集团军群，要求他们命令第6 集团军，尽快将兵力从现有的防御正面撤出，以求在其后方能够确保卡拉赫（Kalach）的顿河渡口。这个命令是否曾经转发给第6 集团军，我始终无法知道。
直到我们在11月24日到了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B 集团军群总部时，从其总司令魏赫斯上将（Col。 Gen。 V。 Weichs） 和参谋长萦登斯吞将军（Gen。 V。 Sodensteon）的谈话中，我们对于最近的经过和现有的情况，才算是获得了一个清楚的概念。
最初的印象和决定
11月24日下午，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前往新齐尔卡斯克。10年前，我也曾经过这同一条路前往罗斯托夫，去参加红军在高加索举行的大演习。在那一次旅行中，一切的印象都是十分有趣，今天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灵，对于任务的沉重，我和我的幕僚们都绝对不存任何乐观幻想。尽管我的副官斯塔尔堡中尉（Lt。 Stahlberg）努力设法使我们心境能够轻松，放了一些很好的音乐唱片和闲谈其他的问题，可是我们仍然时时会想到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们。自从斯皮赫特死了以后，斯塔尔堡就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是我的老友垂斯考介绍的，是他的侄儿。斯塔尔堡以后一直跟着我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阶段，在我的一切私人事务中他都是一个最忠实的助手。
11月26日上午，我在罗斯托夫暂停，与豪飞将军（Gen。 Hauffe）会晤，他是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原先已内定为安东奈斯库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他对于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描绘出一幅令人极为失望的图画。他告诉我们，一共是22个师，有9个已经完全被消灭，另有9个溃散了，一时无法再参加作战，现在只有4个师还能勉强一战。不过若稍假以时日，他希望能从残部中再编成几个师。
安东奈斯库元帅有一封信给我，也可以当作豪飞报告的反证。他对于德国统帅部是颇有微词，他指控说对于面对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的克里门斯卡亚桥头阵地中所蕴藏着的危机，他曾经一再提出警告，但是统帅部却仍然漠不关心。同时，他对于他亲自指挥的计划一再延搁也极为不满。
此外，这位元帅也极有道理地指明，在所有的德国同盟国中，只有罗马尼亚和他个人对于共同的利益已经作了其最大的贡献。他完全是自愿的拿出了22个师的兵力加入1942年的战役，而且与意大利和匈牙利不同，毫无保留的交由德国人指挥，尽管罗马尼亚与德国之间并无任何条约上的义务约束。
当一位军人看见他的部队由于受了他人错误的影响而几至全军覆没，其愤怒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他这封信也就代表这种观感。从我的内心上来说，我实在无法否认安东奈斯库的批评是正确合理的。
我回信给他说，因为我以前并不在场，所以对于他所说的一切，我自已不能表示意见，所以只把他的原信转呈希特勒了——我当然知道，其一切的批评都是以希特勒为目标的。这对于希特勒而言一点都不吃亏，他实在应该知道其最忠实同盟者所作的如此坦率的批评。此外，这封信还触及一个政治问题：即同盟国之间的互信问题。安东奈斯库提到他的死敌，“铁卫队”（Iron Guard）的领袖，已经由希姆莱所收容，现在在德国保护中，以便供将来不时之需。“铁卫队”是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过去曾经企图发动政变以推翻安东奈斯库的政权，并且曾经一度包围这位元帅的官邸。虽然这种叛变终被安东奈斯库所削平，可是“铁卫队”的领袖逃出了国外，现在希姆莱既然收容这个人，所以安东奈斯库理所当然地会感觉到德国对于他不忠实。这种卑劣的策略的确足以破坏同盟间的团结。
安东奈斯库之所以写信给我，是为了指控德国的军官和士兵，无论在公私两方面，对于罗马尼亚的军人都犯有虐待的罪行，并且对他们加以恶意的诬蔑。虽然最近的挫败和许多罗马尼亚单位作战不力的事实都是足以当作托词，但我却仍然立即采取行动。当邻近单位纷纷溃逃之后，把德国部队陷在重围之中，这种愤怒之情固然可以谅解，可是这一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却只会损害共同的利益，而并无其他的好处。
我早已说明过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对于罗马尼亚部队，何者是可以期望的，何者是不可以期望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还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国，而且在许多地方都曾经英勇地战斗。
11月26日，我们达到了我们设在新齐尔卡斯克的新总部。唯一能够用来担负警卫工作的单位，就只有一营哥萨克志愿部队，很明显，他们认为能在我们总司令部门前站岗，实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到第二天夜间，我们的主要通信网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于是我们在11月27日上午，才能正式接管顿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具有双重性。其主要的一方面，也是其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即为救出第6集团军。除了人道上的优先理由以外，从作战的观点看来，这也同样是首要工作，因为除非第6集团军能够保持实力，否则东线的南翼，甚至整个东线，情况都将不可能有恢复的希望。
这个任务的另一方面——是我内心里经常感到忧虑的——即德军整个南翼都早已有全被毁灭的危机。若是这种情形发生了，则很可能东线的战斗就会从此结束，其结果即为我们输掉了这一次的战争。目前除了那个所谓“斯大林格勒要塞”以外，在A集团军群的后方与现在仍然存在的顿河正面之间的整个作战地区中，此时所留下来的就只有一点极微弱的掩护兵力。主要是由罗军的残部、德国的B级部队、和紧急单位所组成。假使俄军突破了这个单薄的防线，则不仅第6集团军的处境将会绝望，A集团军群的地位也将危险不堪。（注：所谓紧急单位是由非战斗人员、司令部人员、空军人员和告假或未能归队的零星人员等所组成。这种部队缺乏团结力，有经验的军官和兵器，尤其反坦克兵器和火炮。其中多数人员都缺乏战斗经验和接近战斗的训练。所以其战斗价值非常低。虽然如此，当他们经过了相当时间的战斗之后，却往往会打得很好。）
应该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霍斯上将和新近任命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参谋长温克上校（Col。 Menck），否则在11月底那样紧急的关头上，是否能组成这样一个屏障，也许就会大有疑问了。我们终于还是建立了一道屏障，掩护着夹在第6集团军、A集团军群和顿河防线之间的巨大空隙，阻止了俄军在这个方向的任何扩张。假使在那个时候，俄军用一个快速集团军，直趋罗斯托夫的顿河下游——它毫无疑问具有这种能力——则A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的覆没也就是必然之势了。
但即使这个对南翼的致命威胁经常存在着，本集团军群却仍不能将需要用来拯救第6集团军的一人一弹分散在其它任务上面。因为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对于投入的力量和资源都应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为原则。这样的做法当然必须接受最大的冒险。
我们最后未能完成使命的主因是敌军的兵力实在太强大，而我们自己的兵力却又太微弱。此外恶劣的天气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它使空军的活动大受影响，对于第6集团军的补给尤其如此。还有运输的情况也使援军未能迅速采取行动。
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也第一次经历最高统帅部的牵制，而其根源又是希特勒的性格和意见。这在前一章中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的效果即为统帅部不愿意在其他的战线上，甘冒挫败的危险以集中兵力从事于救援的工作。此外，尽管情况的趋势早已一目了然，我们的总部也曾一再提醒希特勒，然而他们在确定优先顺序时，仍总是一再延误。
我已经说过，当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所面临的任务一共是有两个。其第一个任务——即救出第6集团军——到了1942年的圣诞节时，事实上早已成为过去了。此时已经明确地知道第4装甲集团军不再能够达成会合的任务。由于希特勒仍然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所以第6集团军司令部违背了集团军群的指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上，未能把握住其最后可能获救的机会。当这个集团军的命运已经确定了之后，希特勒还在幻想于1月间，从哈尔科夫（Kharhov）调来一个党卫军装甲军作解围的企图。这根本上就是梦想。
当第4装甲集团军的攻击被迫停顿之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才开始进入了生死的搏斗。不过由于集团军群的其它任务是还要设法防止整个南翼的毁灭，因此必须到这苦战已经真正要接近结束阶段时，为了减少这个集团军的牺牲和痛苦，才能够建议准其投降。
当然，拯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情况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另辟一章来检讨后者的原因，是为了使不同的作战考虑可以获得较大的澄清。
本集团军群于12月1日对于“冬季风暴”（Winter Tempest）作战所下达的命令，其假想如下：
在一个尚待确定的日期中（但无论如何决不会早于12月8日），第4装甲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