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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新加坡的交通是最好的，尽管也听到开车族的抱怨，但是，我在新加坡坐车，从来没有被堵过，这要归功于政府的管理。新加坡政府可能是世界上管理水平最高的政府吧，它把新加坡社会管理得像一个组织严密的公司，每一个新加坡公民都是这个公司的职员——也的确新加坡公民都从政府支持的投资行为中获利，他们的公积金是由政府帮助打理，每年都能得到红利回报。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交通要归功于新加坡社会的一个特征：没有院墙——这样，社会车辆的实际使用道路面积就几何级数地放大了。新加坡的居民区、大学区等大型社区，都是开放式的，我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就完全向社会开放，你只能大致知道这里是大学区，那里在大学区外，但是，它没有校门，也没有院墙，社会车辆可以自由地在大学区内通行——甚至野生的猴子、候鸟也可以在这里自由往返。这一点和英国非常接近。伦敦大学校区非常大，但是，它同样没有围墙，各种车辆可以在这里自由通行，伦敦大学的每一幢楼都是直接面对伦敦的，它没有躲在围墙的后面，世界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也是如此。我是傍晚的时候去那里听讲座的，我向一个路人问路，问他伦敦经济学院在哪里？那个路人告诉我，我已经走在伦敦经济学院里面了——他让我彻底明白了过来，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你是永远也找不到英国大学的大门的，英国的大学没有大门。后来我去朴茨茅斯看到朴茨茅斯大学也是如此。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我在那里访学的剑桥大学了。
康河，它是剑桥大学的，但也是剑桥镇的；剑桥大学的每一栋建筑、每一座桥梁都向社会开放。英国人并没有把剑桥围在一个大院里，而是让它和剑桥镇和整个英国社会完全融合在一起——你开着车在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之间转悠，不会有一个拿着警棍的门卫来查你的证件，也不会有人因为你不是剑桥大学的注册人员而驱赶你。难以想象，如果剑桥大学被一个巨大的围墙包裹在里面，我们是否还能看到今天的剑桥，今天的剑桥又是否会成为全世界学子、游客朝圣的地方？如果剑桥大学把自己隔绝在围墙里，它就不可能对剑桥镇乃至整个英国社会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反之，剑桥镇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剑桥的依托，全身心地拥抱剑桥大学。
反观中国的大学，他们总是把自己关在高大的院墙里，通过一道道大门，把自己和社区的百姓们隔绝开来，上海一所大学，甚至发生了附近居民请愿活动：这所大学迁建之初，通过征地得到了附近居民的土地，可以说，它是在附近居民奉献出来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建好之后，它却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围了起来，用冷冷的面孔拒绝居民进入，附近居民早晨晨练或者傍晚散步，都不能入内，更不用说把汽车开进校区了。在中国，我自己的家就住在一所大学的对面，春秋季节的傍晚，我常常会和家人散步，但是，我总是会回避那所大学，原因很简单，我受不了那个大学的保安员的盘问和拒绝：我说，我是这所大学的教师，我希望进去散步，他会问，那么你的太太和孩子是吗？我说不是，他就会说，那么不行，我们这里不是公园。
剑桥，一所世界驰名的大学，它是谦逊和好客的，它对社区居民免费开放，也对所有慕名而来的游客免费开放——它并没有认为那些伟大的建筑，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声，那美魅超绝的康河，那些树木和草坪是它的私人财产，它认为那是剑桥镇的、英国的，也是世界的。
剑桥大学几乎每个学院门口都张贴着欢迎参观的牌子，没有一所学院对参观者强行收费，当然他们大多也欢迎游客的主动投币，毕竟这些古老的建筑需要高昂的维护和保养费用，但是，那些投币，是被视为游客的慷慨和捐赠的，大多不是游客的义务。
如果剑桥大学把整个校区用围墙包裹起来，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剑桥镇的居民将失去他们的剑桥大学。各地的游客自然可以付费参观，但是，这样的参观和剑桥大学的精神操守，和剑桥镇居民的骄傲将毫无联系，人们只是来看一些孤立老建筑，这些老建筑中栖居着的大学教育的精魂，那活的学术灵魂、大学精神就不会存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如果剑桥大学用围墙把自己包裹起来，剑桥镇的居民将可能失去他们50％道路面积，我们可以想象，剑桥镇的所有车辆都不能自由地通过校区，而必须绕道行驶，这个时候，剑桥镇的交通将是何等拥挤。
我在想中国的交通问题，如果中国城市的大机构、大单位都拆掉院墙，把单位内部的道路面积贡献给社会，那么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呢？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剑桥居民，剑桥又怎么会成为一个热情的时刻准备容纳各地学子的圣地？大学各学院本身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我在剑桥访学，特别想住到三一学院里去，却不能如愿，最后在一位教授的帮助下，我才幸运地住进了Clare学院，在这里我有幸认识了一些学欧美历史和教育的同道。剑桥大学的教学体制和中国大学不一样，中国大学主要遵循的是美式体制，学校下辖学院，学院下辖系所，但是，剑桥大学是学校管理教学、考试、学位授予等，剑桥的学院不是介乎大学和系所之间的一层行政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大学教学实行导师制，教育方法强调自学为主；学院则负责学生的住宿、膳食、文娱活动及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学生在“大学”里听课、做实验等等，回到学院则参加同学间讨论、接受学院里辅导教师的辅导。大学里的课可以不去听，但是学院里的每周辅导、讨论却是不能不参加的。所以，我去剑桥前，我的朋友柯思仁提醒我一定要住进学院里，剑桥大学好就好在学院里的学习气氛。这种体制和中国的大学体制很不一样，中国的大学体制是大学集权，招生、毕业、考试、学位颁发等等都在校级层面统一管理，学院只是落实大学校级层面下达的各种任务，是大学下属的教育教学单位，剑桥的学院，是独立的日常生活、学习讨论、社交娱乐单位。这对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自学非常有好处。
由此，我也想到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他们和大众的关系，就如同中国的大学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他们在高高的围墙后面……
第二部分：在巴黎和左翼学者共进晚餐
左翼学者J来接我吃饭，我在楼下等了足足半个小时他才出现。这倒不要紧，老实说，巴黎的地面交通常常拥堵，如果你自己开车赴约迟到，恐怕大家都可以原谅，我也原谅他。当然，如果你乘地铁赴约还迟到，那就没话可说了，乘地铁的人是没有迟到的权利的，比如你是上班，比如你是上学。因为在街上站着等了半个小时，我又没有手机，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问题耽搁了，抑或是出了什么事情不能来了，所以还是非常焦急。我倒宁可这位左翼学者和劳工大众站在一个阵线，乘地铁来了。
在剑桥的时候，曾经有位朋友在餐馆打来电话，他在餐馆边吃饭边等人，结果约会的人没有来，他自己带的钱又不够，要我去为他付款，把他从饭馆赎回来。想到这里，我就庆幸自己没有在饭馆等他。
等J最终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迟到了：他开的是宝马车。要知道在法国的街道上，宝马车几乎是凤毛麟角，巴黎人开的车都很烂，都是那种灰头土脸、前额后屁股还有擦伤的小排量车，两座车居多，开着这样的宝马车在街上走路，当然要小心一些，谨慎一些。宝马是车里的资产阶级，不能在街上和无产阶级小排量车碰擦。
我按照国际惯例称他教授，J却说，不要称他教授，称呼他“知识工人”就可以了。为什么呢？难道教授不是独立思想的代名词吗？他说，教授在法国已经成了资产阶级中最落后的分子。我说那就称你思想家吧。他说，我只是“知识工人”，受雇于第四大学和学生，传授的只是知识。至于思想，第四大学是害怕的而且也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第四大学只培养有知识而无思想的中产阶级后备军，他们只要知识不要思想，我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受雇的工人。
我们去法兰西学院附近一家老餐馆就餐。J告诉我，这是一家家庭餐馆，员工就是老板，老板就是员工，没有剥削和被剥削。餐馆在一条弄堂口，看得出来离圣贤祠不远，出来的时候可以透过几条街道，看到圣贤祠的顶。餐馆门帘很小，向里走要下几级台阶，进门有个小小的门庭，看起来，这里不像是餐馆，倒像是一户普通居民家。里面是几间不大的餐室，有一个长廊，每间餐室大概只有普通家庭的起居室那么大，只能容纳一到两桌客人，特别的是这里的餐桌都铺着绣花的台布，而且餐椅是一些布艺沙发，墙上的画是有上百年历史的真迹，我这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家非常高档的餐馆。侍应生是一位老先生，据说，他就是老板，从他手里接过菜谱，果然，这里的菜贵得惊人。看得出来，我的这位知识工人朋友是经常来这里的，他和老板很熟。
席间我们谈起一些社会问题，J说，20世纪后半叶的无产阶级中产化运动已经严重损伤了巴黎工人的阶级意志，他们的阶级意识已经严重蜕化和腐蚀，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却一直处于上升之中，它不仅构成了资产阶级赖以自我认同的精神基础，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倾向，这种阶级意识的不平衡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危机：资产阶级越来越藐视无产阶级，他们已经从文化上消灭了无产阶级，进而也消灭了自己可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自我扬弃、发展的可能性。
J的谈话让我感觉，法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末世，这个社会就要崩溃了。他的那套僵硬的概念，那套本本主义的分析，听来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当然，他的分析也不是全无道理。当今世界，无产阶级不仅仅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受到压迫，更主要的是他们受到金融资本的利诱和盘剥，银行通过塞贷款给那些青年的无产者，让他们成为不动产的负债主人，也把虚假的“中产阶级”身份标签和身份意识强加给了那些年轻无产者，从此那些年轻的无产者便带着“中产阶级”的自我意识被纳入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成为其中心甘情愿的被盘剥者，他们许多人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还贷，一生都处于“负债中产阶级”状态之中，却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代政治景象。也因此，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是被去掉了阶级意识，他们的阶级身份丝毫也没有改变，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后半叶并不存在一个像他所说的“去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中产化）过程， 但是，他说的，无产阶级从文化上被消灭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种消灭又是极其复杂的，实际上，当代西方世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社会竟然出现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看起来是不合常情，而实际却非常合理。中产阶级意识的核心是反主流、反传统，资产阶级金融体系把中产阶级身份感强加给人们之后，也把这种中产阶级意识带给了人们，使他们反过来追求一种貌合神离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从而助长了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但是，它并不显示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自我造就和勃兴，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带来的，相反它内里展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中产阶级意识：他们实际是以“真假难辨中产阶级的身份”美化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甚至在生活中仿照这种方式，重建无产阶级风格——这丝毫也阻止不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消灭。
当然，对此人们并不是全无抵抗的，从中游离出来的文化工作者，成了这种状况的反对英雄。比如，J。他们也的确构造了一种“反西方”的西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不仅仅强调无产者比有产者优秀，而且还强调女性比男性优秀、有色人种比白色人种优秀、边缘比主流优秀、东方比西方优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