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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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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本能,我爬到了库茨克身边,他用尽可能大的声音喊道:“我们暂时在这里避一避,让他们白白浪费子弹吧。等坦克部队跟上来后,我们再前进。” 
  我们的坦克车并没有跟上来,敌人的火力却越来越猛烈,苏军在教堂的塔顶上安排了神枪手。一枚炮弹在我身边爆炸开来,冲击力把我重重推倒在地,我的头撞在了积雪覆盖的硬地上。我的左腿弹了起来,一阵火辣辣的锐痛迅速穿透我的身体。我用手探了一下伤口,手上很快沾满了鲜血。 
  “倒霉!我被打中了!” 
  库茨克匍匐到我身边,把我拖到一个雪堆后面,“你留在这!”然后他继续向前爬。 
  时间好像静止不动了一样,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强。我试着在地上挖坑,好让自己躺到雪里。地上冰冷刺骨。我的脸却火辣辣地烫手。敌人似乎没有停顿地射击,嘶嘶作响的子弹不断从我头顶飞过。我根本无法还击,视线里根本就看不到敌人的影子。 
  出发前负责携带急救包的下士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在这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我还听到了受伤士兵的惨叫,我的身边不远处躺着一些负伤的同志。尽管库茨克命令我呆在原地不动,但是我自己不能停下了,我必须把一些受伤的战友拖到较为隐蔽的低洼地带。我懂得一些急救常识,知道最要紧的是包扎好伤口。 
  我随身总是带着一把小刀,现在派上了用场,我用它割下了一片衣服。我碰到的第一个受伤战友看似没有伤口,我几乎不知道他哪里被打中了,血从他的口中流出。另外一个伤者被炸掉了一只手。我用割下来的衣服布条做了根止血带,牢牢地绑住他的上臂,希望能够止住流血。 
  我把几个伤者拖到了一条小沟里,到最后我完全没有气力搬动人的时候,沟里已经躺了4~5名受伤的战友。其中的一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闭上了眼睛。他的动作让我突然想起了上帝,我想,上帝不可能时刻看顾所有的人,上帝无法控制子弹的射击方向,也不能削弱炸弹或手榴弹的威力。 
  我抬起头,能够看到钟楼上一个敌人隐隐约约的身影,他在窗台上架着来复枪,瞄准我们射击。这个神射手成为了我第一个瞄准的目标,我冲着他举起了枪,可惜没有打中,不过万幸的是,他也没有打中我们。我的伤口还在大量流血,我只好放下枪,用手按住伤口。我觉得左侧身体好像裂开了拳头大小的一个洞,我身边的积雪都被染成了红色。 
  又一枚炮弹落在了我身边,我的头再次撞在了雪地上,尖叫声已经变成了呻吟。 
  尽管我受了很重的伤,但是我不想等着受死,我决定向前爬一段。我再次检查了大腿的伤势,破烂的裤腿已经被血浸透了。我们的前方升起了阵阵浓烟,村庄里的房子着火了。 
  突然,我觉得一阵头晕,人也失去了平衡。阵阵伤痛刺透大腿肌肉,迅速传遍我的全身。不过我还能忍痛往前爬行,时不时地停下来喘息。 
  终于,炮火似乎弱了下来,不过还是能够听到零星的机枪发出的“啪啪”声响,两边仍然在交火。我的伤口越来越痛了,但是奇怪的是,我反而因此恢复了几分气力。我用右手按住伤口,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前挪动着。 
  现在,村庄离我越来越近了,起码有6座房子在燃烧着,熊熊大火伴随着阵阵浓烟。这时候,连机枪声和来复枪声都弱下来了。就在刚才,尽管四周都是炸弹爆炸和燃烧的烈火,我却保持了冷静,但是现在,哪怕只是一声枪响,也让我吓了一跳。 
  苏联人撤退了。我身后的伙伴已经纷纷倒下了。现在躺在我面前的是一具苏联士兵的尸体,尸体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脑浆溅得到处都是。他为什么没有戴个头盔呢?这个场面让我痛苦万分,我几乎恶心地呕吐起来。我强忍住喉咙泛起的酸水,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我命令自己不能崩溃掉。 
  后来,我终于昏倒了,直到幸存的NCO赶来一辆马车我才苏醒过来。那辆马车好像是当地农民用来拉煤的车,车板上还落着一层黑灰和几块煤渣。两个看起来不像医生的国防军士兵来收拾伤亡士兵,他们将受伤士兵和尸体重重地摔到马车上,就好像在扔沙丁鱼一样。我的意识一片模糊。出发前我们都戴上了滑雪帽,以便在深冬的雪地里掩护自己。我曾经给帽子起了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叫作“灵魂的帽子”。那些倒下的士兵是否因此能够升上天堂呢?   
  第一滴血(5)   
  又一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打断了我的白日梦。“我的上帝啊,”我认识这个英俊的金发碧眼少年,他是我儿时的好友迪特·海因里希。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伤痕,但是他好像已经死了。 
  “迪特!”我的声音哽咽着,为了抑制住想哭的冲动,我紧紧地咬住了嘴唇。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不可以哭!我是一个士兵。 
  我心底的绝望之情无可言状。 
  接下来扔上来的一个士兵脸被炸掉了,只能从模糊的血肉中判断出那是被炸烂的鼻子。他的眼珠已经没了,眼眶中流出丝丝血水。我的恶心感加重了,终于在马车上忍不住吐了起来,脏东西落在我身边的两个战友身上,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掉了,另外一个还活着。 
  尽管眼前的情形非常令人作呕,但是我还是为自己的失控感到惊讶。虽然我们已经受过很多锻炼,但是我还是没有准备好接受战争那令人憎恨而且恐怖的冷酷性。我为自己的无助而感到手足无措,我觉得自己无法控制住局面,不仅控制不住局面,而且还是马车上惟一一个面对残肢断臂忍不住呕吐的人。 
  马车上没有毯子可以裹住那几具血淋淋的头,我面朝下躺在煤灰里,不停地咳嗽和呕吐。最后,大概有10~12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而且其中至少有5个已经死了。除了迪特,另外两个似乎没有生还的迹象,他们身上没有伤处,但是面部肌肉已经僵硬了。 
  现在,我的胃因为呕吐已经彻底空了,这时我已经不那么恶心了,但是仍然控制不住神经,我的身体在颤抖。无论多远处传来的枪声,都能吓我一跳。受伤的士兵被送到当地的客栈,那里已经被临时改建成急救所,死亡的士兵在确定身份后被运到墓地埋掉。 
  迪特死了,一路上我对着迪特的尸体不断重复着“再见”。 
  再见? 
  在哪里再见呢? 
  迪特的死惟一能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他死前没有受太多的折磨。在天堂里,这些死者的伤口会复原吗? 
  那个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死者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恐怖的场面,据说,他死之前正预备投出一枚手榴弹,但是略微迟疑了一下,结果手榴弹在他脸上炸开了花。有人甚至说:“这就是懦夫的下场!”不过,我并不相信。 
  我后来听说,苏联人发射的是冲击燃烧弹,我宁可相信,他的脸是被这种冲击燃烧弹炸烂的。 
  我又惊又怕,死亡比我的想像更可怖而且离我更近,我觉得自己落入了恐惧的深渊中。我的一个战友后来告诉我,我当时看起来毫无生气,但是他看到我手臂的肌肉在抽搐,而且我还在呼吸。当时他很怀疑我是否还活着。 
  我躺在客栈的地板上,已经没有气力呻吟或者抱怨,但是我能感到身体的痛楚,也意识到周围有很多呻吟的人。我控制不住自己发抖的身体,地板很冰冷,一开始没有毛毯,没有任何保暖的东西可以减缓我们的痛苦。客栈里甚至没有任何止痛药,能够提供的只有装在杯子里的水,有人绝望地喊着救命。 
  客栈的人告诉我们,医生很快就来了,但是,他一直没赶到。 
  我们被装上一辆铺着稻草的卡车,转移到一家大的急救医院。那时,我的腿已经僵硬了,而且变青了。有人说,我可能不得不做截肢手术。我们到达了那家大的急救医院,这里条件稍为好些,有一点药,不过仍然没有医生,麻醉剂也用完了。我还记得,当他们为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为了让我不尖叫起来,负责清理伤口的医护人员把皮带塞到我嘴里,他说:“如果觉得疼,你就咬皮带吧!” 
  一个伤员为我点燃了一支烟,我抽了几口,觉得伤口好像不那么痛了。因为咬住皮带,我的嘴唇有些破了,于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烟,直到最后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旁人告诉我,医护人员拿走了我最后一支烟。如果当时那支烟掉进草垛里,可能我早就被烧死了,那人还数了数我扔在地上的烟头,我一共抽了17支烟。 
  那个帮我点烟的伤员只是上臂受了点轻伤,他是一个机灵的家伙,爱小偷小摸。他后来甚至为我搞到些荷兰产杜松子酒,我抱着酒瓶就开始喝,酒大大减轻了我的痛楚。这酒相当烈,我的喉咙似乎烧着了,但是我还是吞了几大口酒。然后,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酒精和尼古丁的混合作用似乎削弱了伤口那绵绵无尽的疼痛。 
  好多天来,我头一次读到了报纸,那是一份《西里西亚日报》。我还清楚地记得,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粗体字通告:现在,不仅是逃跑者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就连行动中不遵守命令的士兵也会被处以极刑。 
  这份报纸还引用了希特勒最近一次演讲的部分内容,在演讲中再次强调了他的信念,他认为是上帝的保佑,让他逃过了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因此,他将带领德国获得胜利。他鼓励所有德国人,加强抵抗的决心,坚定地完成各自的使命。 
  希特勒又一次在显著位置提出:每一个有战斗力的德国人都要投入战斗,只有这样,伟大的德国才能取得决胜。我现在躺在一堆伤员中,之前已经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希特勒的演说中,他提到,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人。尽管我当时知道,苏军距离柏林只有几百公里远,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战争的总体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   
  第一滴血(6)   
  报上另外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克勒敦托弗是附近的一个村子,我们家以前就住在那附近,当地有个用甘蔗榨糖的糖浆厂。我的父母认识糖浆厂的厂长和当地的纳粹党官员(其中包括该选区的政党候选人保罗·格鲁克尔)。我惊讶地了解到,格鲁克尔被处死了。据报纸新闻报道,他不仅没有组织村里的男人进行抵抗,反而逃离了克勒敦托弗。他后来被搜出来,当场被打死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被处死了,我又开始发抖了。 
  报纸上还登了一系列关于死刑的报道,这无疑能够震慑那些企图退缩的人。除了格鲁克尔,我并不认识其他被处死的人,但是我也注意到,在处死的人中,并非只有格鲁克尔才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希特勒曾经的追随者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却背叛了他,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一件事啊。现在最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地为扭转战争局势而战斗。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警戒措施坚定了我的决心。 
  几天以后,一趟火车来送我们去德累斯顿。当时的德累斯顿城已经成为了收容伤兵的“大医院”,在空袭不断的时期,这里相对要安全些。我们开始放心了,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安心养伤了。那些修女还留在原地,我在救护站结识的战友也留下了,他的伤不严重,不需要做手术,用不了一周时间就能痊愈,他还得再次回到前线参加战斗。 
  我们中只有不到30人被转移到后方,随行的有一个初级战地医生和三四个年长的医护人员。当然,留下来的还有那些死亡的战友和奄奄一息的伤员。我们离开的这批人怀揣着一丝希望。德累斯顿有“德国的佛罗伦萨”之称,我对这座城市最早的记忆是在孩提时代,我曾经搭乘火车到那里旅行过两三次。我曾经在德累斯顿过个一个周末,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德累斯顿的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都被征用做了临时急救医院,数以千计的难民聚集在这里。在2月13日和14日盟军的连续空袭轰炸中,炸弹引起的大火包围了整座城市,至少杀死了3万名无辜市民。盟军对德累斯顿城的连续疯狂轰炸载入了史册,成为了盟军对德国复仇行动的见证。 
  2月13日和14日对莱曼家族来说却是值得纪念的幸存日。我们差点也葬身德累斯顿城的火海中了,值得幸庆的是,我们一家子都逃过了这一劫。轰炸开始前,我本来是在德累斯顿城养伤,正在中央火车站候车,等待搭乘军事医院的列车,转到一所学校临时改建的医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在德累斯顿,而且就在我候车的时候,他们也在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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