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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王长年这班人才一上岸，果然就有一伙官兵如狼似虎拥将过来，手持刀剑，不由分说将众人逐个捆绑拿下，劫下了首级财帛等物，冒领军功。而且不听众人解释分辩。王长年因为相貌生得头秃须黄，颇像倭贼，兵丁更为欢喜，一根绳索紧紧绑了牵走，把他当成倭寇。可见大明朝威武雄师无论平日被御用文人宣传得多么英明伟大，这一手恐怕是军中积荣，做惯的事吧；
其四、当官兵们把王长年这班人押到了镇所，谒见指挥。谎称斩杀一船倭贼，擒得倭贼头目，夺得倭船，现有首级、财帛、生口带来为证，特来报功请赏。（这里就看出官兵庐山真脸目了，前后矛盾。他们明知王长年这班人不是倭寇，却无视国法，指鹿为马；王长年是倭寇的话还杀了伙伴并倒贴自己给官兵送一桩富贵来？世界上有这种白痴吗？）而镇指挥也心知肚明，并准备黑掉王长年。幸好王长年看出指挥是本地人，故用闽中口音述说杀贼逃生之事。指挥体恤王长年是他的老乡，就准他分辩，叫他拿出证据证明倭寇是他杀的。王长年这才从怀中拿出剜下的倭贼舌头作证。指挥打开包裹验看，再看首级果然俱无舌。旁观众官兵大为骇异，只得伏地请罪。（幸好王长年狗运不错，遇上老乡，还有人情可讲，否则他颈上人头就难保了。）；
其五、此事上报到州府，巡抚怀疑（居然还怀疑，大慨有罪推定，认为王长年是个该死的倭寇吧！看得出这巡抚仍想护短，护着那些冒领军功的油子官兵），再次召集相关人员、物具复审，果属确实。巡抚这才对王长年拍案称奇，承认王长年工于心计，手段、胆智很高，是个人才。如为朝廷所用，可以行兵，料能立功（这样的才智只怕是环境逼吧？）。欲用他为裨将。王长年自忖官军暴戾，欺压百姓有余，御寇安民不足。遂极力辞去。巡抚惋惜不已，于是赐美酒佳肴，鼓吹乘马，绕军营三日展示，并重赏王长年。福州人闻得此事，街巷市井中谈及多惊骇钦佩，唯王长年一如从前，每日操舟捕鱼，只是尤秃尤老，尤其贫穷而已（得重赏的王长年怎么还贫穷？？？还有欲用他为裨将的鬼话只怕也是糊弄老百姓的鬼话吧！）。
王长年现象绝不是个案。当时明王朝社会真是从上面黑到下面，比墨缸还黑。干啥都得讲关系讲潜规则，做官如此，做强盗亦是如此。
你若想做官，就得有个好爷好爹，如严嵩的孙子严鹄，这小子才九岁，人家已是锦衣卫千户了，真是让当时无数奋斗在抗倭前线上出生入死难得升迁的百战骁将感叹不已。只要父辈替后辈培植好私人势力，处理好人际关系，那怕严鹄之流除吃喝嫖赌之外，什么也不会，照样当大官、发大财、妻妾成群养着……
明朝廷虽然明价实码出榜忽悠老百姓说斩倭寇首级一颗赏银三十两，那是糊弄纳税人和捐款人的鬼话。那个傻仔相信这个谎言，真个上阵杀个倭寇到官府请赏的话，小心当官的把惊堂一拍，怪眼一睁：你是那个部门和组织的人，谁批准你这么干？小心连你人头也搭上去，给官府送上两颗倭寇的脑袋。
肥水不落别人田，人家当官、当兵的早就对这桩银子志在必得，订下攻守盟约，准备瓜分这笔银子，哪容小民百姓来染指？这样你就不难理解王长年他们杀了五十多个真倭，一毛钱也拿不着，还险些送命。（长年今尚在，老矣，益秃，贫甚，犹操渔舟──每颗倭寇首级赏银三十两，那怕五十颗倭寇脑袋中只有几个人是王长年砍的，他至少可能拿上一百几十两银子。以明朝的物价指数，一个中下人家每年有五两银子便过上小康生活。王长年还能穷到哪里去？我们可以结合当前现实想象，就算明朝国库当时真的下拔了赏赐，当官的层层截留，到了下面。王长年还是一毛钱也拿不着。）
人家当官的屠杀无辜百姓还连升三级，数银子数到手软。你王长年杀了五十多个真倭，一毛钱也拿不着，怪只怪你是个屁民、怪只怪你不是那个体制内的人、怪只怪你没摊上个好爹………丫的，你已是三无人员了，能让你活着就不错了！那你他丫的还想拿钱，还想当官？你丫脑袋秀逗了吧？
再看看大名鼎鼎的抗倭英雄朱纨、卢镗之流，怎样糊弄朝庭，指鹿为马，诬谄汉人为“倭寇”吧！
公元1549年春，闽浙提督朱纨被指擅杀96名涉嫌走私的福建百姓，愤而自杀。此后四百多年里，他一直作为忠臣廉吏而载入史册，然而时至今日，以世界眼光重温这段历史时，我们突然发现，曾经臭名昭著的“倭寇”并非地道的日本海盗，而是以东南沿海华人为主的走私贸易集团。正是这些所谓的“倭寇”为中国沿海百姓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于是，朱纨的死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公元1549年春，御史陈九德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弹劾大明王朝第一位抗倭名将、闽浙提督朱纨擅杀96名涉嫌走私的福建百姓。于是，嘉靖皇帝下诏：朱纨暂行解职，回原籍听候查勘。同时派兵部给事中杜汝祯会同福建巡按御史陈宗夔调查事情真相。
这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审查程序，稍有自信的官员都不会有过激反应。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朱纨却选择了自杀。
此后四百多年里，朱纨一直作为忠臣廉吏而载入史册，特别是中日矛盾尖锐的年代，更是和戚继光、俞大猷一同被视为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
然而时至今日，当中国人以世界眼光重温这段历史时突然发现，曾经臭名昭著的“倭寇”并非地地道道的日本海盗，而是以东南沿海华人为主的走私贸易集团。不仅如此，在明朝政府和西方殖民者的双重夹击下，这些海商集团竟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一度控制了整个东亚海域。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些所谓的“倭寇”为中国沿海数以百万计的百姓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于是，朱纨的死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纯粹和简单。
事实上，从接受闽浙提督的任命那一刻起，朱纨的悲剧命运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1547年，浙江、福建地方官员频频奏报，极言倭寇活动十分猖獗，闽浙百姓深受其害，请求朝廷尽快派员整顿海防，肃清倭乱。
嘉靖皇帝是明朝历代皇帝中执行海禁政策最严厉的一位。明朝初年，旨在防御倭寇，孤立张士诚、方国珍流亡势力的海禁政策正式出炉。一方面，只允许周边国家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另一方面严厉禁止民间从事海外贸易。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反明武装早已销声匿迹，然而，海禁政策却被当作祖制被严格地继承下来。
在嘉靖帝看来，倭寇既与沿海当地官商勾结又与海外藩国相交通，又有舟楫之便，来无影去无踪，远不如山林草寇那么容易对付。因此，他急需寻找一位既有文韬武略，又坚持海禁政策，并且与闽浙地方势力没有利益瓜葛的大臣。
经过几番挑选，当嘉靖皇帝看到朱纨的履历时，他很满意。朱纨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长期担任武职，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坚决的海禁派，与闽浙地方势力素无瓜葛。
第七十五章乌天黑地（下）
再没有比朱纨更合适的人选了，嘉靖皇帝御笔朱批：“今特命尔前去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在杭州省城住札”，以“调度官员，实时剿捕防御”。朱纨临危受命，他将以自己全部的智谋与力量来报答嘉靖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
初到闽浙，朱纨很快就发现，所谓的“倭寇”其实并非明朝初年那样的日本海盗。除极少数被雇来武装押运的日本浪人外，绝大多数都是闽浙沿海靠海外贸易求生的中国人。因为承平日久，生齿日繁，闽浙沿海的人口压力十分显著。而宋元以来数百年的海上贸易已经成为东南沿海居民最重要的求生之路。即使在严禁海外贸易的明朝，这种生活方式也没有改变。只要海禁稍有松懈，走私贸易就会蓬勃发展，以至于闽浙沿海几乎家家户户都涉足走私贸易，从而也或直接或间接的与“倭寇”有关。
但对于走私贸易的历史和原因，朱纨没有丝毫兴趣。他只关心如何才能彻底铲除“倭寇”。在他看来，当地百姓与“倭寇”的密切联系正是“倭寇”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他在《甓余杂集》中点名批评林希元等地方官绅，“不惜名检，招亡纳叛，广布爪牙，武断乡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赀本、藉其人船，动称某府出入无忌，船货回还，先除原借，本利相对，其余赃物平分”。
确如其言，以林希元为代表的闽浙官绅确实与走私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并不是朱纨所说的“武断乡曲，把持官府”的土豪劣绅。据《明史》记载，比朱纨年长十一岁的林希元，早其四年考中进士，曾经官至南京大理寺正卿。嘉靖二十年（1542年）被黜归籍，回乡精研理学。虽然仕途坎坷，但其著述宏富，被誉为明朝“理学名臣”。
与朱纨只管埋头做官不同，林希元十分关注国计民生。他自幼生长在福建海滨，对家乡百姓泛海求生的艰辛深有体会，因而对求食海上的走私贸易有着深切的理解与同情。在他看来，保护和资助当地百姓下海通番，甚至从中获利虽不合于天朝法度，但绝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在朱纨眼里，凡是违背朝廷法度的事情都是作奸犯科，必须加以革除。既然朝廷明令禁止沿海百姓私自泛海通番，就必须彻底禁绝。而这项政策是否合理，执行之后会不会断了数百万百姓的生计，则不在其考虑之中。
于是，坚决执行海禁政策的朱纨与主张通海的林希元及闽浙百姓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朱纨很清楚，如果没有嘉靖皇帝的鼎力支持，自己的任何行动都不免于失败。于是，他特地向朝廷申请，赋予他“从宜处之”的特权。得到了嘉靖皇帝的有力支持，朱纨开始了雷厉风行的治倭行动。
双屿，位于浙江之外海，悬居海洋之中，“去城（舟山）东南百里，南洋之表，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扼南北航线和中日航线之要冲，“乃海洋天险”。明初，双屿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全部内迁，无人居住，遂成为走私贸易船泊聚的理想场所。每当海禁严厉时，浙江本地的走私商人往往引诱外国商船到此贸易，而那些原来在广州贸易的外商，因“欲避抽税，省陆运”，亦纷纷由他们导引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
双屿最初不过是中外私商的一个季节性贸易场所。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大海商金子老据此为营，招来李光头、许栋、汪直等人共同营建，相继引来日本私商和葡萄牙商人，这里才逐步发展成为东亚海域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同时也是中外私商和海寇最大的据点。
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从此闯入了东亚海域。他们占据双屿之初，主要从事在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1542年左右，葡萄牙人“发现”了日本，又开辟了对日直接贸易。然而，在台风季节，他们笨拙的帆船在中国海航行的危险迫使他们致力于获得一个处于满剌加与长崎之间的庇护港口。此外，还需要一个安全的基地，以获得充足的中国生丝的供应。而双屿正是这样的一个安全基地。
当时葡萄牙人在双屿的贸易活动主要是从事日本、闽浙和满剌加之间的三角贸易。他们与中日私商合伙，从满剌加等地贩来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在双屿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出售，换回白银，再用以购买下一趟航行的船货。在葡萄牙人和中国私商的苦心经营下，双屿港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盛极一时。
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明朝始终坚守的朝贡贸易体系，已经受到了走私贸易的强烈冲击。如果任由其发展，不仅将导致明王朝丧失东亚海上贸易的主导权，而且势必导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整个朝贡贸易体制解体，而这更是明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攻占双屿自然也成了嘉靖皇帝与朱纨平定倭乱的关键战役。
1547年，朱纨派遣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等分驻漳、泉、福宁诸地，阻遏双屿港湾的私商船只。次年四月，奉命进剿双屿的福建都司都指挥卢镗率福清兵追击一艘倭寇大船，杀死2人，生擒日本倭夷稽天新四郎，以及中国走私贩林烂四等53人。
初战告捷，朱纨又命卢镗统各路兵直捣双屿，葡萄牙人和中日私商则坚壁不出，形成围困局面。1548年4月，双屿商船乘着风雨昏黑突围出港。明军一面占领双屿，一面分兵追击。此役共“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镗入港，毁贼所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