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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到了传出我的替身在襄阳遇刺时，达到了一个**，然后突然偃旗息鼓了。相比长安平静下的汹涌和不明。
河北却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
不出意料，远在河北小白同学也出招了，他以太子身份，兼河北安抚大使身份，非常正式的上奏朝廷，说国家好不容易定乱，死难将士甚众，为纪表其功，请效太宗皇帝征高丽，在幽州建悯忠祠纪念阵亡将士的典故，推恩及下。
不用说，这也是出自我最初的给建议之一，而且这东西已经在龙武军中实行，只是低调不扬而已。
更不出意外的是，朝廷也以很快的效率照准，在邺城、长安、洛阳、太原等大战之地，立石为碑刻字为表，享受香火，告慰英灵。并准许在各州武庙外立横石，将本郡出身的有功将士，纪立其上，为本乡子弟敬效。
当然要想把每一个阵亡将士的名字都刻上去，那是不可能，就是后世的国朝也没办法做到，只是记录达到一定功勋者，也足够鼓舞后来者。
甚至连颜真卿为首的河北文官，郭子仪为首的河北驻军，也在上面附署。这种直接涉及到军心士气，花很少的代价就可以收到良好效果的东西，是不能推倒车的。
朝廷甚至打算专门派出巡使，检查各地进度和质量，毕竟这是要传扬后世的东西，要是再按照。然后很快就冒出一个新的问题，朝廷显然低估了这些武人对这件事的热情，大家都有亲信部署阵亡，大家都想把自己人的名字刻到碑上，让后世人纪念，也能让部下更加效死，但是僧多粥少，闹的不可开交，甚至连远在塞外的李光弼，也派人赶回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据内线说，在一些军队的碰头会上，一些将领在战争中的新仇旧怨，鸡毛蒜皮的得失，都被捅将出来，虽然不至于刀枪相见，但拳脚与皮肉相加，鞋底共马扎乱飞一色是不免了。但奇怪的是那位郭元帅却丝毫没有喝止的意思。
无奈负责协调的人员将名单一再扩大，多立一块碑文，就能多记上百个名字，结果这立祠的规划；一变再变，最后出来的东西；搞的象是少林寺的碑林一般。
然后是李泌受袭在河北遇刺受伤的消息。
写的一点都不在状态，痛苦中
第三百一十六章 河北那些事儿
虽然我这只蝴蝶已经满足于安逸和舒适的生活，不再怎么热衷煽动翅膀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脱轨的历史车轮，依旧还在继续在惯性下轰隆隆的象前冲去，时不时将一个个人的命运碾乱碾碎。
一切都不一样了，要知道真正的历史上这位天宝神童，大唐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宰相，应当正在西北继续与那位陛下继续君臣相知，共挽狂澜，顺便制约那位野心勃勃的天子第一内臣李辅国，不动声色的奠定下他籍以辅助四朝皇帝的政治根基。
而不是仅仅因为一些与龙武军所代表的势力，在某些政治观点相近和赞同的因素，引起那位陛下的想法，而被宫中的妇人和内官乘机联手的枕边风，吹到河北充当一个名为主持大局，权利很大却是专门处理最棘手事务，也最容易得罪人的微妙角色。
事实上这一个结果，在他来成都见我的那一刻，似乎就已经注定好的。
说实话，我倒想和他结党，可惜人家淡薄明志的很，并不在乎你那点心计和得失，糖衣和炮弹扔过去，连一点水花和声响都没有。
李泌受袭也是一时震动的新闻，毕竟这是一位宰相……
几乎在同一时间，无论是驻留在河北的少年参军团首席领队李萼、还是河南尹苏震、都畿令许远、卞州防御使姚、河北采访使颜真卿等关系人士，各自都在第一时间送来了消息、再加上来自河北战地救护营中，李泌身边的幸存者，透露出来只言片语的线索，在这位遇刺过程中，有许多内幕值得玩味。
比如说地方上盗匪怎么会有胆量也眼光。试图袭击一个护卫旗仗齐全的宰相车队，那些流落地方叛兵，更哪有高强的身手，可以杀进朝廷重臣的临时驻地，那些曾经为叛军为虎作伥，却不得不亡命逃避追杀地江湖残余，刚好也混迹在其中……
一切的起因就是朝廷正在河北进行的改制风波。
朝廷恢复府兵的试点，不是在一向府兵集中的关内道（关内道牵涉到的东西太多了，事实相当部分青壮，集中在龙武军控制的还乡团中，以军屯为名已经先行一步），而是最受到战乱破坏最严重地河北道。河北的问题由来已久。传统的中原腹地。既是北方人口财富最集中汇粹，民风强悍。也是门阀豪强势力盘根错节最密集的地区，一向是朝廷打压抑并的重点。
因此安禄山起兵后，虽然几度名义上控制了河北全境，但在这里遇到的抵抗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最盛时大大小小各种名目，多达几十路上百只不同背景地义军，在河北大地活动。现在战乱结束了。这些武装力量地存在，就变成了影响社会安定地潜在隐患。再加上历次战败的溃兵，朝廷开始恢复府兵地试点，就落在了他们的头上。
因为，战乱也破坏了那些豪强门阀长久以来的根基，现在正是进行基础上的改变和重新洗牌的最好时机。
而负责发起和进行这一切的，正是以前天下并马大元帅长史领中书门下平章，兼河北营田、采访、处置、厩养大使的宰相李泌，现在河北三大举足轻重地力量河东、朔方、安西北庭，都是于地方利益牵扯不深，西北出身地客军，借助他们的支持，用减赋，免税等怀柔措施为武器，软硬兼施剿抚并用，缓慢而坚决地成功解除了大量游离在地方的武装。
并对进行严格的甄别和淘汰，登记造册，然后打乱建制，按照家乡编管遣散，其中部分甄选合格的人，才准许他们保留防身武装，给予安置田地，由朝廷派遣的军府都尉，定期训练和管理，以满足军事征召的需要。这样做虽然过程很麻烦，而且牵涉甚广，明里暗中的反弹和抵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为统治想却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再加上重新清丈土地人口的缘故，进一步激化了这中趋向。
李泌正在河北清户检地，说白就是以恢复生产为名，进行统计户口，清帐田地之实的工作，原由官僚与地方利益密切的胥吏，并不见得怎么可靠，再加上战争对基层的破坏，因此他大量借用了武学和官学里，对计量和地理有专长的学生，后来龙武军撤离河北的时候，作为利益交换，又给他留了相当部分天候组和军匠营的相关人员，他的中兴大计，才得以开展。
他这么做其实在挖那些传统士族门阀的根子，但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没有比眼下更好的机会了。
要是在太平年景，这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情，河北、河东所代表的中原之地历来是人口最密集，也是土地兼并最厉害的地区，所谓的山东七大氏族位代表的世族门阀，哪怕是皇权最强大的时期，也只能进行温水煮青蛙式分化削弱，而不是完全的取缔。要想通过官方的手段，知道他们到底荫蔽了多少土地，又隐匿了多少人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大家族，往往还攀附和牵连着众多的中小家族，那些中小家族又有自己的部曲佃客，又牵连着众多的小门小户生产单位，其中盘根错节的关系，不是仅仅靠强力手段可以消灭的。
从屯田法到占田法到均田制乃至本朝的班田制，到土断，检户令，历代以来的土地和户口政策，无不是作为政府与大地主豪族争夺土地人口资源的斗争，就好比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一个稳定比例的中产阶级，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对农业根本的封建社会来说，拥有庞大比例的自耕农，才是集权国家良性运做的重要保证。
因为作为小家庭单位存在地自耕农，最有效率的方便国家调集资源和人力。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作为高度集中的大地主附属品，佃客部曲，因为切身的衣食生计相关，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主人家的利益，然后才是官府地需要，至于皇帝。那是很遥远的事情。是以本朝历代君王，也始终贯彻抑制土地兼并，对氏族门阀既要分化使用又要限制打击的国策。
可以说，大唐百年强盛的基业，可以说是建立在以这种班田为基础的府兵制度之上。
虽然恢复府兵牺牲了部分将来的赋税收入，却保证了整个河北地稳定。要知道大唐府兵最盛地时候。举国六百多府。每府最少一个八百人地营制。就是60万到80万的预备役。在历代对外战争中，总能源源不断提供合格地兵员。保持排山倒海式的压倒性投入。
如果不是三次讨南沼的天宝之战，将河北近二十万优良预备役兵员，损失绐尽，安禄山的野心和**，也不会那么容易得手。
现在河北战乱比其他地方更加惨烈，大量的土地荒芜，战火和屠杀。饥荒和瘟疫。无数大小门户的因此破灭，使得这些太平年景。很难彻底完成的工作，阻力一下小了许多，再加上西北系统地朔方军为后盾，使得这些非同一利益体系地，又经过严重削弱的旧日豪族，对主张昔日地权利，不再那么强有力。那些被遣散，却有被组织起来开荒的普通士兵，更不会反对对土地的期许。
历史似乎在这里遇到了一转机，战乱固然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但同样也是李泌在奏折里所说的“革除旧弊，汰故焕新的前所未有之良机”。
因此对于龙武军早期，在关中进行有组织的圈地安民的类似小动作，南北两行朝都保持了一致相似的沉默，军队占用的土地，最终还是会过于国家。
而作为拉锯战和游击战最激烈的地方，关中的豪族大户，同样在战乱中损失惨重，成为官军和叛军争夺和消耗的资源，等到那些少数外逃的豪族后人，有命也有运气，重新回来申诉主张自己的权利，黄花菜都凉了。
有了关中小范围试点的良好开头，才有了河北的大刀阔斧，可以说李泌做到这一步，已经完全不在乎毁誉得失了，充分利用了手头所有的形势和资源，只在乎争分夺秒的抢时间。
因为这种事，也就这两三年的机会，一旦残存那些氏族豪门稍微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培养出足够的政治代言人，就算皇帝完全的宠信，作为激进的改良主义的领头人，也很难逃过被作为平息舆论和愤怒的替罪羊。
既然那些在战后继续存留下来的氏族豪强武装，不会轻易将部曲和隐匿的佃户人**出来，其中不免用到激烈和强硬的手段杀鸡警猴，所造成灭门族株的事件。
作为拨乱反正的主持者，他也从人们口中超然无物的李白衣李仙人，也开始和冷血、铁碗、酷吏之类的滋芽联系在一起，变成了好些人畏惧而痛恨的眼中钉，好几次在外巡视时，都被人刺杀未遂。这次显然既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朝廷中也屡屡有人以激化地方矛盾，民间动荡为理由，要求招回换人，或者放慢过程徐徐图之，但那位一向少与人争的李白衣，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当的坚决和果断，因为同样机会和条件，随着战争结束，也不会持续的太久，他没有太多的时间。
因此他宁可牺牲自己的政治前程和名声，为这个国家的将来多做一些东西，这一点让我相当的佩服。
想到这里，我只是叹了口气，我和这位李宰相只有几面只缘，虽然立场稍微有所不同，但在见地上还是有不少相互推崇的东西。他在成都时也相当欣赏和理解我做的一些东西，只是碍于身为宰相结交禁军大将的忌讳，明面上没有太多的交集。
象我率领龙武军在河北的时候，因为剥皮、食人、灭人满门之类足够显赫的名声，就没少做过类似扮演威逼利诱的戏码中，唱黑脸地反面角色的事情。
按道理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急进的人，但据我所知他的故事。也许再过一两年，就要按照历史上的人生轨迹，在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和别人眼中的绊脚石之前，功成身退后挂冠而去做隐士了，淡出人们地视野了，大概也就不在乎这些毁誉得失了。
不过，感叹归感叹。以他的智慧和手段，实在用不着我多余的担心。
事实上这位历史上历事肃宗、代宗、德宗、宪宗四朝宰相，几起几落堪比小强一般顽强的政治生命力，几度功成甚退归隐，又被几度请出山来力挽狂浪，在中唐的文臣中。是唯一可以与中兴第一功臣郭子仪的功绩相提并论。并且不用什么做只要呆在那里。都可以充当国家基石地角色。
既然那些人没能弄死他，倒霉地就会是自己。或许还会成为他下手整顿和肃清地一个契机。
另一方面。自从史朝清称降，朝廷之中将河北三大军镇，招还的呼声，再次高涨，特别是出塞作战副都元帅李光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