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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织不做了），共18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2元为限。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1次戏，6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能说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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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评论
毛主席在我们汇报中间不断插话，有些是提出问题，有些是发表评论。
毛主席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末，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头脑要冷静
毛主席在我们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毛主席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一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大脑清醒起来。
毛主席还特意对我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解。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毛主席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
毛主席从11月6日起主持郑州会议，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和15年至20年规划纲要草案，提了许多意见。前一个文件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评他急于过渡，讳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重新写。后一文件提出1972年要生产2亿吨钢，毛主席指出这个草案缺乏根据，但不必修改，可在北京召集一些高级干部议论一下（后来就搁置起来了）。
从11月8日到10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毛主席在读斯大林的小册子过程中，讲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县以上的干部普遍学习这两本书。
第八章 实事求是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告一段落后（郑州会议原来是为武昌会议做准备），就在11月11日乘火车继续南下。我和田家英也跟随前往。在专列上，毛主席11日又邀集河南11个县委书记（信阳、南阳、洛阳、开封、商丘、登封等）座谈，11日晚又专门同遂平县委同志谈话，对公社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谈到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五百多人，多则三千多人，难以应付。13日毛主席又找信阳地委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特别关照他们要保证社员有八小时睡眠、四小时吃饭的时间。
毛主席14日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他要我和田家英参加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同志主持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从14日接连开到2O日，实际上是调查会。14日毛主席听取了王任重同志汇报湖北全省的情况和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接着由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主席没有到场的我们事后都向他汇报了。我们着重向他反映了县委特别是公社书记、钢铁厂厂长汇报中提到办公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的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甚大，大办钢铁中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问题。后来我和田家英都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参加一系列的调查会，一个重要的用意是要我们上一堂调查研究的课，既了解实际情况，又学习实事求是。
武昌会议从11月21日开始，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是要划线加以区别，不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40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15－20年规划纲要草案）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等。
头脑发热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中央1954年撤销中央局一级组织后，1958年6月又基本上按原中央局管辖的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七大协作区，每区设组长和副组长一二人）。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谈到这里，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辩证法的两点论
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主席问我们，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谈到这里，毛主席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三点意见
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