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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人民耳目一新。为之一振，感到骄傲。
可现实的状况并不理想。说心里话面对那些困难，他并不害怕，就是那些下岗工人，他也不愁，他最头疼的是人事关系。他知道这里是前任市委书记、现在顶头上司省长张国光的天下，换句话说这里一直是张国光经营的地盘，是张国光的“根据地”。
说心里话，他瞧不起张国光。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政绩，很平庸的人，能够一步步爬得那么快？换句话说他的权术起到作用。他可以瞧不起他的出身，瞧不起他的为人，瞧不起他的作风，但是他决不敢瞧不起张国光玩的权术。因为在他的助手中那些副市长们，也大多是张国光的人。张国光在担任沈阳市委书记时牢牢地掌握着人事大权，他能通过人大的选举把省里内定的副市长人选张鸣岐挤出沈阳地盘，而把流氓混混儿马向东提到副市长的位置上。张国光在荣任省长之后，曾走马荐诸葛，嘱咐过慕绥新关照马向东。慕绥新心里非常清楚，这种官场上的领导“过话”，说明领导与被过话人关系非同寻常，否则是不会轻易讲话的，只要讲了就必须照办。如果你不照办，就是你瞧不起上级领导，当然也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换句话说，张国光想通过慕绥新把马向东提为常务副市长，他坐镇省长的位置，就与马向东形成了犄角之势。他在省里一声召唤，马向东就会在沈阳遥相呼应，以达到他继续控制沈阳的目的。慕绥新自然知道他与马向东的关系，是他在沈阳能不能站稳脚跟的最大考验。
“强龙”与“地头蛇”（3）
而马向东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能从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孤儿，一步步爬到这样的高位，就充分说明了他也不是等闲之辈。
其实，慕绥新与马向东并不陌生。1995年他当省长助理时，他们就有接触，那时马向东是市里年轻干部中的一颗新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接触，还是沈阳商业城那场大火。那场大火不仅把整座新楼烧糊，还烧毁了两三个亿的物资。因为商业城与老百姓生活紧密相连，所以沈阳的老百姓非常关注这个事件。中纪委也派来了调查组。可是查来查去最后却定为损失7000万。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个从商业起家，又主管商业的马向东。他只是象征性地受到一点警告处分。
在这里还必须说明的是，慕绥新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也是负一定领导责任的。他在最后的岁月交代说，他1997年当副省长时，作为主管领导，曾负责处理沈阳商业城失火事件，因为市里把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圆满，他也曾手下留情，没有难为马向东——换句话说曾帮助马向东渡过难关。
1996年8月，时任沈阳市政府副市长的马向东，不知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曾把慕绥新做生意的女儿慕洋、女婿李伟介绍给市城建局分管审批广告业务的副局长吕海滨，并明确地交代说： 她是慕绥新的公主，搞了一个广告公司，你支持支持他们，如果城建局定不了的事找我。而慕绥新到沈阳后第一个春节，马向东就和爱人章亚非，到他中山公园那个家去拜年。临别前，马向东对他说：“大老板，你刚到沈阳我来看一看，给你一点安家费。”说着就拿出一万元人民币。他没有推辞接过后，就交给贾桂娥了。
因此，慕绥新当上沈阳市市长后，很快就在人事安排上显示出霸气十足。他在马向东的工作安排上还是手下留情的。因为在许多副市长的分工上，他都采取了铁的手腕，惟有马向东的分工没有动。马向东原来管城市建设和商业。他知道城市商业“旱涝保收”，而城市建设则是市里最大的一块肥肉。
1996年下半年，慕绥新当上代市长后，曾先后几次在不同的会议上强调，要给外商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其中包括娱乐环境。甚至公开指责公安机关，你们老到宾馆、娱乐场所查什么？与此同时，他还让税务部门收三陪小姐的个人所得税，这实际上等于向社会发出信号： 三陪小姐在沈阳是合法的。在慕绥新这种为外商创造良好娱乐环境思想的支配下，沈阳市的色情娱乐行业迅速膨胀。全国各地的三陪小姐云集沈阳，沈阳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洗头房、练歌房、桑拿浴、足疗屋。而事实上我们的公安部门就一直不停顿地在打击这些丑恶行为。
当然，慕绥新的思想解放，不仅仅表现在创造投资环境上，在带领市政府领导班子宣誓就职后，就利用舆论开路。1997年春节一过，就疯狂地唱起了“三四三”美化城市之歌。而后，他还感到不够劲儿，又极富有战略眼光地搞起了两个超常的特大工程。一是在一环和三环之间，搞了一个大二环；提前8年圆了沈阳的二环梦。二是围绕大二环，他非常有想法地决定建立百里环城体系——百里水上带状公园。
他是一个不拘一格、独树一帜的人，他着眼点全放在事业上，放到他要做的事情上。他有超前跳跃的思维，从不循规蹈矩；他很少按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去办事，他不是不懂，而是不愿意那么办。在他那里前来办事的人，一般不会听到他说研究研究，能办不能办，马上就给你答案。因此，他对于会议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兴趣，除了正式大会或者他认为有价值的会，他就会认真准备。否则就连那些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参加就参加，说不参加就不参加，开会迟到是家常便饭。
事实上，他即便参加会，也会把人们闹得哭笑不得。沈阳也曾传出他开会时三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是开常委会时，所有的常委包括书记都来了，常常出现书记等市长的场面；二是书记市长同时参加的重要会议，他经常超越书记先拍板表态；三是在他的“领地”市政府开会，他就更一手遮天了，稍不如意，张嘴就骂：“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就收拾你！”如果这些现象放在别的地区，可能变成政治事件。但在沈阳，大家对他司空见惯又奈何不得。他成为了党内“个体户”。可他却认为这就是魄力，认为这是提高工作效率的表现。
“强龙”与“地头蛇”（4）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更不把学习当回事。我们的党为了适应历史转型期的巨大变革，为了遏制腐败，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曾制定了许多党规党纪，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违反了受到什么样惩罚。但是，他认为这些都是走过场，是花拳秀脚，都是玩虚的没有实在意义。
比如，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便让一个干部去论证。可当那个干部提出了不同意见时，他便火了：“你明不明白，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不是让你论证行不行，你他妈的回去给我重新论证！”
他也多次宣称： 党校的门我从来没有进过。言外之意，我不是干得很好吗？省委根据中央精神，通知所有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 不管它，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他曾经告诉记者说： 我基本上像一部装甲车或一辆坦克车，呼啸着往前冲，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与问题，我都无所畏惧，我都可以克服。甚至在许多人认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在我手里都变成了现实。他的沈阳改革三部曲： 一、 在大力挖掘沈阳丰厚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尽快恢复沈阳历史名城的地位；二、 迅速地改变沈阳城市面貌，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三、 随之再充实沈阳的内容，把它打造成一个机器设备制造业基地。
于是1998年，他在“343”工程基础上，又加大力度搞了一个“621”工程。“621”工程简单形象地说就是建设一个沈阳新北站街、长江街等6条市级景观路，绿化百里大二环与百里环城水系两个工程，以及进行沈阳市政府广场工程改造。
那年8月12日，建筑工人把新乐遗址出土的太阳鸟图腾放大，标志着沈阳城市形象，又作为沈阳新世纪曙光的象征，制作成雕像矗立在市府广场上。这不仅多了个新景观，让城市功能上了一个档次，也体现了文化底蕴，赋予了现代气息。这让沈阳散发出迷人的现代魅力。
此后又构想要建设浑河大市场。按他的构想，浑河大市场要立足沈阳辐射东北，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使沈阳成为东北城市群经济合作的领头羊。
新闻界又推波助澜，把“挺进浑河南，建设大市场”描绘成具有强烈时代感与现代感，气势恢宏的超大型商城的蓝图。你只要看看下边的这组设想的数字，也许会感到并不夸张： 建筑面积为150万平方米，其中营业面积为44万平方米，日客流量达20万人次，堪称中国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而沈阳博览中心拥有世界最大的室内足球场，可以容纳4万人。
正是这些赫赫战绩，使慕绥新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赢得了大多数老百姓的赞扬。这一上一下，使慕绥新霸气十足，八面威风，不可一世。
在此期间，伴随着慕绥新事业的不断成功，他也看到上级领导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也听到老百姓由衷地赞扬声，他有点陶醉了。陶醉中，他的胆子越来越大，脾气也越来越大，他的强者学说也开始急剧地膨胀。他甚至错误地认为他的成功，都是他奉行强者学说的体现。
于是，他开始强力推进，大搞一言堂，许多重大的事情，一个人拍板，一手遮天，一锤定音。具体点说就是“五个一”： 在干部任用上“一句话”；在大额开资上“一支笔”，在工程项目上“一手抓”；在班子内部“一言堂”；在打击报复上“一招狠”；这无疑充分显示了他的“强权政治”，他的“胆大妄为”，他的“单边主义”。
他先在人事问题上表现很硬。比方前边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周伟吧，稍稍有点组织原则常识就知道根本不能办，给什么好处也不该办。因为把周伟调到沈阳来，太扎眼了，太醒目了，迟早要出事。可是，他只是因为妻子贾桂娥吹来的枕头风，为了显示他的权威，硬是办成功了。周伟在他的关照下，一下子从副处变成了厅级。
“强龙”与“地头蛇”（5）
还有那个自命不凡的夏任凡。慕绥新刚到沈阳时并没有看好他。
而夏任凡反省了自己成败得失后，他认为在长达14年时间里没有上去的原因，是他平时没有重视“无形资产”的投资。于是他就把目标锁定慕绥新，从各个方面满足慕绥新的虚荣心。果然，当他向慕绥新行贿5次共计总价值388万元后，慕绥新在常委会上就提名他为市交通局长。尽管交通局坚决不同意，尽管常委会否定了慕绥新的提名，但是为了解决夏任凡的级别问题，慕绥新还是大胆利用职权将客运集团公司从交通局中划出去，破格划为市政府直属的企业集团，夏任凡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正局级干部。
原沈阳市客运公司经理夏任凡慕绥新要树立权威，一手遮天，他必须在班子内部搞“一言堂”。他飞扬跋扈、独断单行，将个人凌驾在组织之上，视党纪国法形同虚设。在党委会上成了特殊委员。他自称是“党内个体户”，常常借故不参加市委常委会，对集体的决定，他要推翻就推翻；当然谁要阻止他，他就软硬兼施，在打击报复上“一招狠”。
当然慕绥新更关注的是工程项目那块肥肉的“一把抓”，大额开支的“一支笔”。本来这是他论功行赏，他分封给马向东的“领地”。可是，当他看到这“一支笔”被马向东握紧后，却变了味儿；这“一把抓”被马向东抓去后，却肥出了油，他岂能不眼热眼红？他在中纪委的谈话笔录上，曾这样回答的：1997年我到市里后，我们合作的较好，他要到中央党校学习，考虑到他个人前途，我同意了，而且他的分工也没有调整，1998年我也同意其任常务副市长。
可过一段时间，我对马向东的一些事情有所耳闻，市里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也提出过意见，我也跟国光省长谈过，国光省长也做过我的工作……马向东在北京学习期间，我就发现了马向东的一些问题，例如土地审批，就他一个人批，风险很大。为此，我提议成立了土地审批小组，由我任组长。对此，马向东很有意见。以后，马向东感觉到我对他不信任，也多次向我表白。1999年在我办公室，马向东汇报完工作后，跟我说：“准备给老大多存点钱，以你的名义在香港存40万美元。”我当时非常吃惊，没有同意。到了１９99年4月左右，马向东又跟我说： 准备在香港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