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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向东作为“父母官”也到了场，讲完话后，他看到别人纷纷向残疾事业捐赠各种礼品，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是手握实权的副市长啊！怎么能在这种场合掉价？他马上再次登台表态：“今天有机会同大家一起来关心残疾事业，我代表市政府向他们赠送五套单室房子！”顿时，一阵掌声，尤其是残疾人巴掌都拍肿了。事后，许多人都竖起了大拇指，“还是马市长行！”
平时，马向东留给同学和朋友的印象并不坏。在某省级机关任职的一位同学的老婆由于在企业工作下了岗，求他调转工作，马向东二话没说，就把那位同学的老婆调到一家效益较好的单位。每当提起此事，那位同学仍十分动情。
“马贪官”也有政绩，那就是动用行政手段，建设沈阳的环城高速公路和三座立交桥，改建和扩建市内繁华区段中华路、中山路、三经街、天光街、青年大街等六条街路。这都是难啃的“骨头”，动迁量之大，涉及面之广，问题之复杂，难度之大在沈阳市政建设历史上空前的。动迁时，马向东对老百姓“钉”子户软硬兼施，先讲道理；不行，就让其“黑道”的小哥们冲上前线，谁要是不搬，就来邪的。结果，一个月的动迁任务，他一周就完成了。对一些有权势或有地位的单位拒绝动迁，他更有招法，先把道给打开晒着你。而后，再请国家级新闻单位的记者出面采访，写个内参上报到中央有关部门，逼你乖乖就范。尽管那一条条街道的建设都如期完成了，可是人们积淤于心中的怨气却越结越多……
“慕老大”落网之谜（4）
沈阳国有大工矿企业较多，近些年下岗的职工多了，自然上访的也多了。这是关系到沈阳安定的头等大事，弄不好就会在社会上引发连锁反应。1998年春天，有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因养老保险问题得不到解决，起码的生存保障遇到了危机，于是自发地到市政府上访。面对这些老弱病残，马向东不是切实地去解决实际困难，而是“铁”了心，敢碰“硬”，调来了数辆大客，把这些老头老太太拉到城南浑河大坝后再撵下车。然后，客车扬长而去……老人们气得破口大骂：“这帮当官的太损！都是石头壳里‘蹦’出来的，没血没肉，无情无义！”
大概正是这种处理问题粗暴简单的方式，一度曾使市政府门前上访静坐的人越聚越多，成为一道影响市容、影响交通、影响安定的不佳景观。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马向东没有任何背景，完全凭自己闯。他能够在官场一路过关斩将、步步高升，40岁升至正厅级，绝非等闲之辈。他在官场上能够如鱼得水，很重要一条就是注重“关系学”的学习。他不仅学得透，学得溜，而且领会得深。没掌权之前，他靠的是“三勤”： 口勤，手勤，腿勤，为“用得上”的人买买便宜货，弄点计划内产品，办点实际事，跑跑腿费费口舌，就可以把关系弄明白；掌了权，特别是执掌重权以后，他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买卖，钱色互换，钱色通奸”的丑恶行径。大概是官升脾气长吧。最后，他向上爬的手段，已经不是两只手都要硬了，而是赌，下大赌注。这一点，从他跟张鸣岐竞争沈阳市副市长以及与新闻单位的关系，就可以略见一斑。
1993年3月，马向东与被中央命名为“党的优秀干部”的张鸣岐同时竞选沈阳市副市长。张鸣岐作为团省委副书记，曾是马向东的老领导，又在省政府秘书长位置上锻炼过，在沈阳市政府换届时，省里把张鸣岐当作下派年轻干部，输送到沈阳竞选副市长，其用意十分明显、十分明确。然而马向东岂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升官机遇，他决定赌一把。那就是利用自己在市政府人熟的便利条件，到市人大代表中间四处活动，张鸣岐得知内情后，以大局为重，主动提出退出竞争。事后省、市一些领导挺生气，把张鸣岐调出沈阳，安排到锦州市当了市委书记。张鸣岐到锦州赴任不到两年就赢得了锦州市民的拥护，并在辽西水灾中不幸以身殉职。事后，一些老团干部和知底细的人都大骂：“马向东这小子不是人，跟谁争也不该跟鸣岐争呀！”还有人认为张鸣岐的牺牲，“是马向东这小子‘方’的！要不，鸣岐死不了！”
然而，这时的马向东在沈阳地面上已经一手遮天了，自然，对新闻界也不再巴结讨好，而是当成自己升官的“御用工具”。顺我者昌，逆我则亡。每当新闻界不听他摆布，他立即给“眼罩”戴。
1996年有一段时间，沈阳城郊区垃圾堆积如山，省级一家新闻媒体捅了这件事儿。“马二爷”分管城市卫生，他瞅着报道暴跳如雷，“谁吃了豹子胆？竟敢在我‘马二爷’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指手划脚？”随后，他立即采取了报复措施，批示有关人员对这家报社进行捣乱。比如派几个“门前三包”的老头老太太严查他们那里的卫生情况；再比如动用权力禁止新闻大厦的临街楼门使用……无奈，这家报社领导一直找到市委书记，问题才得到初步解决。
1997年，有一次沈阳一家省级新闻媒体根据顾客举报，派记者扛着录像机实地采访了某某大酒店，并进行了现场录制。谁想，马向东一个电话打到电视台领导那里，“某台长，我这有点事求你帮忙？今天，你们台的记者到某处去了，要给人家曝光。我看，你就把它毙了吧？”果真好使，几位记者辛辛苦苦制作的节目付之东流……
1999年春，马向东的老婆所领导的沈阳某医院有3位医生私下卖杜冷丁，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把这事儿“咬”了出来。一位记者得知此事，立即前去采访。章亚非院长当晚跟马向东吹起枕边风，“向东，俺单位大夫卖杜冷丁的事，今天报社来采访了！”马向东岂能把老婆的话当儿戏，第二天一上班就打电话到这家报社，于是这家报社的一位领导阻止了这次报道，“小×啊，向东跟咱报社关系不错，你就别再去了。”
“慕老大”落网之谜（5）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那年年初一批离休老干部因不满马向东的丑行赴京上告。竟有一位上访者的家挨抄，还被劳教了两年……
甚至马向东被捕后，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信奉“马二爷”三只眼，手眼通天，肯定能摆平……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由于马向东身居高位，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团伙作案，他的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大款朋友”。他把“大款”当作摇钱树，在审批项目、工程承包、协调贷款等方面为“大款效劳”，“大款”自然把他当作靠山，政治上寻求保护，经济上牟取巨大利润。
在老百姓的眼睛中，与其说马向东是常务副市长，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个商人。在进行权钱交易方面，其犯罪时间之长、犯罪数额之大，实属罕见。
后来，社会上盛传沈阳那个带着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主犯刘涌就曾先后3次给马向东送去200万元，而一夜之间得到了那块寸土寸金，资产估价为3．5亿人民币的商业用地。当然200万与3．5亿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大款们岂能不觉得这钱花得值。
马向东本来主管城建，沈阳市建工局有几十万建筑工人，但工程任务常吃不饱。马向东从未到过建工局，安排工作时这个局也像后娘养的，原因是建委主任宁先杰是“马二爷”的得力干将。建工局领导班子没有办法，为了引起领导关注，不得不开会研究决定： 每年到马向东家送2万元人民币，连续3年送了6万。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马向东任常务副市长第一年里，他收受贿赂再创历史新高，达133万人民币、14．3万美元、10万港币！1999年7月被“两规”前，仅半年就收受90万人民币、6．3万美元！马向东一边大肆受贿，一边高升，他的工作业绩掩盖了他的犯罪行为，在官场历险中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为此马向东得意之态溢于言表。他多次公然说，沈阳的事，大事和慕绥新说一声，其他的事就我说了算！
据了解，从1996年8月至1999年2月，马向东先后17次去澳门、马来西亚等地赌博，其中有5次竟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去的。1998年马向东赌瘾最大，去的次数最多，带的赌资也最多，每次都带3万元左右港币。马向东赌博很有“气势”，每把下的赌注都在3000元到5000元港币，最大一把竟下注5000港币，一个晚上最多输掉5万元港币。有一年从4月至9月间，他一共赢了25万元港币，不禁欣喜若狂。他本以为自己手气不错能够多赢一些，结果从10月到第二年初，又去澳门赌了四五次，连连败北，把赢来的钱统统都输了回去。他还曾四次乘坐香港赌船到公海一领“风骚”，结果又输了3万元港币。难怪马向东最后在法庭陈述阶段，才感到生命的可贵。他面色苍白、百感交集、悔恨无比、声音颤抖地恳求法庭宽大。这真是： 官场一帆风顺、赌场一败涂地、商场一本万利、法场一声叹息！
晚了！晚了！马向东豪赌一掷千金，潇洒大方，赌出了赌徒的气派、赌徒的风采。然而，也赌输了他的政治生命……
但是在马向东“两规”期间，尽管有些老干部到北京上告马向东，人大代表发泄对马向东的强烈不满，却见不到阳光。1999年8月，东北一家报纸报道了马向东被“两规”的消息，沈阳市政府竟采取蛮横手段，立即派官员对报纸进行大收缴；沈阳新闻单位一些总编也曾明确下令有关马向东消息不报……一时间，搅得沈阳市民更加困惑、不解，不知究竟是什么强大势力在作怪，使马向东案举步维艰？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令人不可思议，听说“马二爷”的老婆找“大老板”慕绥新了。只要慕绥新哼一声，说知道这件事，就意味着马向东那4万美元是奖励，什么事也没有了，他马上可以出狱了……
“马二爷”真正没有事了吗？
2000年7月4日清晨，辽沈各大媒体公布了一条悬赏通缉令： 沈阳市公安局悬赏5万元，缉拿沈阳嘉阳公司董事长刘涌等5人。从表面上看，这则不足千字的通缉令只是通缉一个黑社会头目。谁也没有想到，它已经像一把无情锐利的匕首，挑开了沈阳市公安局与黑社会以及黑社会势力的背后那股强大势力的黑幕，原来刘涌的主子就是马向东。
“慕老大”落网之谜（6）
这就是事后被慕绥新称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恶毒之举”。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告诉记者，他思谋打击沈阳黑社会势力、稳定沈阳社会秩序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会“拔起萝卜带出泥”，会涉及到马向东、慕绥新，会促进徘徊低迷的马向东案的加速解决，甚至还牵出他的“顶头上司”慕老大为首的一大串贪官……
难道这又是一个偶然？
杨加林属于那种政治成熟老练，性格内向沉稳，办事干净利索的老公安。这大概得益于他1946年3月出生在黑龙江省宾县一个干部家庭，父亲从小就言传身教，当老实人，办老实事；也得益于1968年他高中毕业后没有下乡，因为工作需要留在军管会搞材料；更得益于他1983年给市委书记当秘书，1985年5月调到沈阳市和平分局当政委，后一直在公安队伍中摸爬滚打，而这一干就是15年。待到1996年底，他接任常绪武局长主持沈阳公安局工作时，已经身经百战，成为沈阳市的“活地图”、“市情图”。整个沈阳市多少条街，多少个胡同；新旧官场交替，有哪些人事变化；哪条街上新冒出一家什么公司，每个公司背后什么背景，他都了如指掌、成竹在胸，自然任何风吹草动也逃不出他那双智慧的眼睛……
远的不说，就说1997年初，他是与慕绥新脚前脚后登上沈阳权力机关舞台的。慕绥新走马上任当沈阳市市长，他执掌沈阳公安局长大印。当时公安局的现状与整个沈阳市的现状一样并不乐观： 个别干警在执法过程中乱罚款，乱扣财物，刑讯时搞逼供；参与歌舞厅、练歌房、夜总会、按摩室等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特别是对“企事业单位”吃、拿、卡、要，执行公务中喝酒、打麻将……公安局在市民中形象最差，曾在市民评比8个参评的国家机关单位活动中名列老八。他一上任就“对症下药”，下令整顿并亲手制定了“五项局规”、“四项禁令”、“六条纪律”。然而，许多市区公安局班子成员已经形成了惯性，仍然一天两顿酒，谁也没有当回事。1997年春节前，于洪分局一位副局长第一个撞到枪口上了： 那天那位副局长下去检查工作，晚上值班无事，被请出去喝酒，结果被人举报，于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