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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愿的结合进行协调的可能性来自一个基本的——然而经常被否定的——命题，即：进行经济交易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的而且是不带欺骗性的。
因此，交换可以不用强制手段而带来协调。通过自愿交换所组成的社会的一个发生作用的模型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
以它的最简单形式而论，这种社会包含许多独立的家庭——好象是许多不同的鲁滨逊。每一个家庭利用它控制的资源来生产物品和劳务用以和其他家庭生产的物品和劳务进行交换，并按照双方相互能接受的条件来进行。因此，它可以间接地通过为别人生产物品和劳务来满足他的需要，而不是直接地生产自己立即能使用的物品。当然，采用这种间接方式的动机是通过劳动分工和职能专业化而成为可能的产品增加。由于每个家庭总是可以选择直接为自己生产的办法，它就不需要进行交换，除非能有利可图。如果从交换中得不到好处，它就不会这样做。所以，双方均能得到好处，交换才会发生。这样，在没有强制手段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合作目的的协作。
假使最终的生产单位是家庭，职能专业化和分工不会有很大效果。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已经把事态推到很远的程度。我们采用了企业的形式；它是个人作为劳务供应者和物品购买者之间的媒介。同样，职能专业化和分工不可能具有很大效果，假使我们不得不继续依赖于物物交换的话。结果，我们采用了货币作为方便交换的手段和作为使买和卖的行动成为两部分的手段。
尽管在我们实际的经济中企业和货币有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它们会引出大量而复杂的问题，达成协调的市场方法的主要特征已经在既没有企业又没有货币的简单交换经济中充分地显示出来。在简单模型的经济中，和在复杂的具有企业和货币交换的经济中一样，合作完全是个人的和自愿的，其前提条件为：（ａ）企业是私有的，从而，签订合同双方最终还是个人；（ｂ）个人确有自由来参与或不参与任何具体的交换，从而每件交易完全是自愿的。
一般地来说这些前提条件要比详细地把它们说出来，或者准确地说明最有利于维持这些条件的制度安排是什么要容易得多。的确，极大部分技术性的经济文献恰恰是论述这些问题的。基本要求之点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以便使一人在体力上不受另一个人的强制，以便强制执行自愿缔结的契约，从而使“私人”这一名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除此以外，或许最棘手的问题会来自垄断——它在具体的交换中，不让个人进行选择，因而阻碍了有效的自由——以及来自“邻近的影响”——即：对不可能向之索价和赔偿的第三方的影响。这些问题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加以讨论。
只要能维持有效的交换自由，经济活动的市场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在大多数的活动中，它能避免一人对另一人的干扰。消费者可以免于受到销售者的强制性的压迫，因为有其他的销售者，他可以与其他的销售者进行交易。销售者也可以免于消费者的强制性的压迫，因为他能出售给其他的消费者。雇员可以免受雇主的强制性的压迫，因为他可以为其他雇主工作，等等。同时，市场按照与具体的个人无关的方式来这样做，并不存在着一个集中的权力机构。
的确，反对自由经济的主要来源就是由于它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它给人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特殊集团认为他们应该需要的东西。在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各种论点中，最基本之点是缺乏对自由本身的信任。
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通过政治渠道的行动的主要特征是：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趋于要求和强制执行对命令的服从。另一方面，市场的巨大优越性是它允许广泛的多样性的存在。以政治术语来说，它是一种比例代表制的体制。好象是每个人能对他所需要的领带颜色进行投票并且得到这种领带，而并不需要观察大多数人所需要的领带颜色，从而，如果他属于少数派的话，必须顺从大多数的意见。
当我们说市场提供经济自由时，我们所指的正是市场的这种特征。但这种特征所具有的含义远远超过狭窄的经济的范围。政治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强制性的压制。对自由的基本威胁是强制性的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存在于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保持自由要求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排除这种集中的权力和分散任何不能排除掉的权力——即：相互牵制和平衡的制度。通过使经济活动组织摆脱政治当局的控制，市场便排除了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泉源。它使经济力量来牵制政治力量，而不是加强政治力量。
经济力量能够广泛地被分散开来。并没有一个守恒规律来规定：新的经济力量的中心的增长必须以牺牲现有的中心作为代价。另一方面，政治力量的分散则较为困难。可能有大量的小而独立的政府。但是要在单一的大政府里来保持很多的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中心要比在一个单一的大的经济制度里保持很多的经济力量中心难得多。在一个大的经济制度里，可能有许多百万富翁。但是，能否有一个真正杰出的领袖，把一国的国民的热情及精力集中起来呢？假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加，增加的权力很可能来自牺牲地方政府的权力。似乎存在着类似有待于分配的权力固定不变那样的情况。因此，假使经济力量加入政治力量，权力的集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假使经济力量保持在和政治力量分开的人的手中，那末，它可用作为政治力量的牵制物和抗衡物。
这个抽象的论点的主旨或许能够通过事例加以最好的说明。我们首先考虑一个设想的事例，以便表明所涉及到的原则；然后再考虑一些从最近的经验中得来的事例，以便说明市场如何发生作用来保持政治自由。
自由社会的一个特征肯定是个人能公开主张和宣传急剧地改变社会结构的自由——只要主张和宣传被局限于说服，而不包括暴力或其他强制的形式。人们能公开地主张和宣传社会主义并且为社会主义而出力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由。同样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由应该使人们能自由地进行采用资本主义的主张和宣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怎么能保护主张资本主义自由的人呢？
为了使人们能有任何的主张，人们首先必须要能够谋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已经形成了问题，因为一切工作的机会都在政治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来说，允许它的雇员采用和官方思想直接相违背的政策，要求采取自我克制的行动，其中的困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联邦雇员之间所谓“安全”问题而在美国历史上突出地表现出来。
但是，我们假设这种自我克制的行动是可以实行的。为了使赞成资本主义的主张具有任何现实意义，赞成者必须有可能对他们的事业提供资金——来举行公共集会，印刷小册子，购买广播时间，出版报纸和杂志，以及其他等等。他们如何能筹集这笔资金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和或许有人具有很大的收入，甚至有一大笔以政府公债以及类似形式存放的资金；但是，这些人必然是高级政府官员。可能设想有这么一个低级的社会主义官员，虽然公开主张资本主义，但还能保留着他的工作。然而，想象社会主义上层高级官员来提供资金支持这种“颠覆活动”是难于令人置信的。
资金的唯一来源会是从大量的低级官员那里筹集到少量的款项。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答案。要想使用这种来源，许多人应该已经受到宣传的说服，而我们的整个问题是如何发动达到这个目的的运动，并为这个运动筹集资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激进运动从未以这种方法来筹划资金。这种运动的典型情况是由几个被说服了的富人所支持——这儿提几个目前有名气者的名字，加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或安尼塔·麦考密克·布莱恩，或科利斯·拉蒙特，或在更远以前的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是很少为人注意到的财富的不平等保存政治自由的作用——即资助人的作用。
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只需要说服几个富有的人提供资金来实现任何想法；不管想法是多么古怪，都是如此。这样的人大量存在，具有独立见解的人的支持也大量存在。的确，甚至于没有必要去说服持有资金的人们或金融机构，使他们相信有待于宣传的思想的完善性质。只需要向他们说明：在财政上，宣传是能够成功的；报纸、杂志或书刊或其他活动是有利可图的。例如，竞争的出版商不能出版仅仅为他个人所同意的著作，他的关键问题是销售量是否大到使他的投资能得到满意的报酬。
市场以这种方式打破了恶性循环，使得不需要首先说服人们而最后从他们那里筹集少量冒风险的资金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这种可能的只有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的国家。
让我们扩展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来设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而该政府系由渴望保持自由的人们所组成。这个政府能否提供资金？或许可能，但在实际上很难做到。它可以建立一个局来贴补颠覆性的宣传。但是，它如何来选择被贴补的人呢？假使它把资金给与所有要求支持的人，那末，它不久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资金可给，因为社会主义不能废除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即：足够高的价格会导致出大量的供给。只要使激进事业的主张得到足够的报酬，那末，提供这种主张的人会是无限的。
此外，宣传不受欢迎的主张的自由并不是说这种宣传是不需要代价的。相反，假使激进改革的主张不需要代价，更不用说去贴补它们，那末，就不可能存在着稳定的社会。人们为了宣传自己所深信的主张而作出牺牲，这是完全适宜的。的确，重要的是要让那些愿意自我牺牲的人保持自由，因为不然的话，自由会蜕化成为放肆和无责任感。问题的实质是：应该容忍不受欢迎的主张的宣传，并且不要使宣传的代价高到无法支付的程度。
但是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在一个有自由市场的社会里，有了资金便有了一切。纸张供应者愿意销售给《工人日报》和愿意销售给《华尔街日报》的程度是一样的。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仅仅有资金是不够的。我们设想的那位资本主义支持者必须说服政府的造纸工厂把纸销售给他，说服政府的印刷厂印刷他的小册子，政府的邮电局把小册子分送给人们，政府的有关机构租给他一个礼堂以便进行演讲，如此等等。
或许有人能以某种办法克服这些困难，从而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保持自由。我们不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要建立有效的保护不同意见的机构显然具有非常大的真正困难。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赞成社会主义而又赞成自由的人曾经真正地正视这个问题，或者甚至实事求是地开始发展出在社会主义中容许自由的制度上的安排。与此相对照，一个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助长自由是很清楚的。
这些抽象原则的一个显著的实际事例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经历。从193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丘吉尔不被准许在英国电台广播中讲话。英国广播电台当然是英国广播公司所经营的一个政府的垄断机构。这里是一个英国的领导人物、议会议员、前内阁部长，正在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说服他的同胞们采取步骤来避免希特勒德国的威胁。但他没有被批准在电台广播中和英国人民讲话，因为英国广播公司是政府的一个垄断机构，而他的意见“具有很大的争论性质”。
另一个显著的事例是1959年１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