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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谓将以泽地为稼者，必于夏六月之时大雨时，行以水，病绝草之后生者。至秋水涸芟之，
明年乃稼。
这里没有谈到烧草，但表明了田地休耕一年。其它的资料证明，当应劭和郑
玄著书时，“火耕水耨”法还在实行；他们所描写的肯定是向一事，更可能
的是，应劭所说还包含有休耕的方法。
更进一步的证明是《齐民要术》提出来的，它在6世纪时给种稻作的描
述基本上和应劭说的相同：①
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选地欲近上流。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
先放水，十日后，曳陆轴十遍。地既熟，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渍，经三宿，漉出，
内草篅中■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三日之中，令人驱鸟。稻苗长七八
寸，陈草复起，以镰浸水芟之，草悉脓死。稻苗渐长，复需薅，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
时水旱而溉之，将熟，又去水，霜降获之（早刈，米青而不坚；晚刈，零落而损收）。
稻田之所以要休耕一年，主要原因是插秧法还不通行，因而除草极为困难；
如郑玄所说的那样，在休耕期间必须除草二或三次。用这种方法种稻的产量
显然比华北种谷类的产量少。
淮河北部的条件虽然不适于用水田种稻，但这决不是说从来没有在那里
种过稻。考古调查表明，种稻是龙山文化遗址的特点，而且 《诗经》的确提
②
到过一次稻。汉代华北在灌溉的田地上种稻这一事已从《氾胜之书》和《四
民月令》两书中得到证实。
这两部书中的有关项目，表明了淮河南北种稻方法的不同。《氾胜之书》
的意见是：③
《氾胜之书》曰：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冬至后一
百一十日可种稻，稻地美用种亩四升。始种稻欲湿，湿者缺其畻，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
令水道错。
这里没有提到除草，但可以设想，这是把种子直接播在田里，而不是插秧。
①
在《四民月令》里，有一个很清楚的种稻方法。
崔寔曰：三月可种稉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别种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
为了“别种”，只能进行插秧，由此看来，插秧法首先在快到后汉末期
③ 见《周礼·地官·稻人》注，《周礼》第四册，第34 页。
①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1 卷，第110 页以下。
② 张光直：《古代中国的考古学》，第169、181 页。
③ 石声汉：《氾胜之书》，第21 页以下。
① i。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1 卷，第118 页 （11、16、1）引《四民月令》文。ii。石声汉：《四民月
令校注》，第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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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北实行，后来才为那时还远为落后的华中所采用。
除去这些简单的描写之外，没有其它关于华北稻田种稻的记载，直到6
②
世纪的《齐民要术》才谈到。它在叙述了淮河南部的水稻收成后，接着说：
北土高原，本无陂泽。随逐限曲而田者，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块
既散液，持木斫平之，内种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灌溉收刈，一如前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播种的方法虽然和淮河南部的完全相同，但水田种稻只
在沿河弯曲处实行，而且等苗长到七、八寸 （16—18。5厘米）高时才移苗。
最后一点显然是华北稻田农业的特色，它表明了这个地区在使用移植法上是
更为进步的。
稻秧移植的真正理由是：能够更精心地培育苗圃中的幼苗；通过分蘖而
使苗增多；主要的田地得以保持肥沃，并在育苗期间可用于种植其他的冬季
作物。但是这些优点在 《齐民要术》中都没有谈到，这暗示移植的目的与上
述的不同，而只是为了便于除草。
此外，北方的播种方法实际上与南方的相同，而南方还没有实行插秧法，
这暗示没有为种稻而专设的苗圃，播种田与插秧田之间实际上没有区别。北
方在6世纪前实行了插秧法，仅仅这个事实不一定表示它事实上优于淮河南
部用的方法；插秧法的应用实际上是北方自然条件限制的结果。
从 《四民月令》的指导中可以看出，华北的插秧法在这时远不及后来的
方法精细。因此在发展稻田耕作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华中而不是种稻的规模很
小的华北。虽然事实上华中实行的“火耕水耨”法一般地被认为落后于华北
的旱田农业，但总的说来，汉代华中的农业生产一定有了很大的发展以支持
其日益增长的人口。把公元2年的人口调查和公元140年的人口调查作一个
①
比较，就可看出后一时期华中户口的数字多于华北。虽然对这些数字可能有
不同的解释，但看来应该是，户口的增多需要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进展，更
要考虑这个进展是怎么来的。
应劭和郑玄在后汉末所说的“火耕水耨”方法不一定和前汉时代的完全
相同，但是由于其原始性质，两个时期不会大不相同。更引人注意的是，应
劭所说的方法和作于6世纪的《齐民要术》所说的几乎相同，这似乎表示在
前汉和南北朝之间淮河南部的水田种稻技术没有什么进步。只在唐代中叶，
即公元8至9世纪采用的插秧法，才使华中能一年种两次谷物，从而大大增
加了这个地区的农业产量。但是鉴于以下这种情况，很难相信在这个时期以
前农业生产没有任何进步：正是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才使后汉时的长江流
②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1 卷，第111 页 （11、6、1）。
① 在比较这两个人口数字时应记住这一点：公元140 年的人口调查可能是在非正常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是
外族不久前经常入侵蹂躏华北的结果。这些入侵深入内地，以致在公元139 年命令在京畿或在其附近设立
300 防守点（见《后汉书》卷六，第269 页）。关于汉代人口调查数字的解释，见劳榦：《两汉户籍与地
理之关系》，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5：2 （1935），第179—214 页。该文的英文节本《两汉的人
口和地理》，收于孙任以都和约翰·戴弗朗西思合编的《中国社会史》（华盛顿，1956），第83—101 页。
又见毕汉斯：《公元2—742 时期中国人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 （1947），第125—163
页。还有《汉代的中兴》第3 卷，载 《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 （1967），第11、第140 页以下。毕
汉斯认为西北人口的减少是由于匈奴和羌的入侵。又见本书第3 章《边境和邻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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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能够开发，才使江南的三国和南北朝的政府能够存在。
“火耕水耨”方法对水的需求，必须依靠水利来供给。在华北发展起来
和为旱田着想的灌溉工程一般要求在河的上流筑水坝，并从那里开一条渠。
更往南的习惯是在小溪谷末端筑一道水坝，在它后边形成一个陂，水从陂里
通过一个水闸流出。人们知道，从春秋时代以来淮河流域就有这样的设施，
从前汉末起它的使用越来越多。
这两种水利系统不只在方法上大有不同，而且主持建设的人也不同。开
渠需要大规模地挖凿，只能通过国家事业来进行；而筑陂则不需要这么大的
资源，因此常由地方上的势族来担任。华中地区的开发就是由势族用这种方
法倡导的，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南阳地区用这样的陂灌
溉了他的大片土地。在后汉，很多与此相同的设施是由地方官员建立的，但
总有势族参加。
但是淮河南部农业生产的进步，不是由于什么种稻技术上的大规模革新
（种植继续用“火耕水耨”的老方法），而是从汉代起增加水利工程的建设
而引起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的结果。这样，这个区域的水稻农业逐渐扩展到
这么大的面积，以致到南北朝时，它在农业的重要性方面终于能和北方抗衡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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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城市和商人
战国时代以前的中国城市的典型形式（它确实可以溯源到商代）只是一
个政权的中心，居民都是贵族成员；它一般不具有大量商业活动的特色。但
随着战国时代商业、手工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在战略要地和贸易要道
上出现了新的城市，它除去作为国家首都或地方行政中心之外，还是重要的
商业中心。汉代的大城市就是从战国时代发展而来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些地
方：在现在陕西的首都长安；在现在河北的涿、蓟、邯郸；河南的荥阳、宛、
洛阳；山东的临淄；四川的成都；今广州城附近的番禺等。主要的城市都在
华北，这个事实表明了那时的商业大部分限于这个地区，而还没有延伸到长
江中、下游区域。
《汉书》的数字不都是完整的和准确的，它选列了310个县的户口数字。
①
按其大小次序排列，户是从40196到80000，口是从109000到246000。可
能上述地点只是选出内有非常繁华和人口众多之城市的县作为例子。而不是
代表全国的所有城镇，城镇的总数肯定有1500个或更多（至少每个县有一个
镇）。可以推测，某些城市的户口数字比这里举出的要多。例如，洛阳为后
汉首都时的人口总数据估计有50万左右。②
③
本卷的其它地方已对这个城市作了简短的描述。至于前汉，只有一个城
市留下相当多的资料，那就是长安，它建于原来秦的都城咸阳附近，现在西
安市西约10公里处。它始建于高帝七年 （公元前200年），在公元前194
年开始建造城墙，经过大规模扩建，完成于惠帝时期 （公元前195—前 188
年）。公元前192年，征集居住在此城250公里（150英里）范围内的146000
个居民据说用30天的时间加固城墙，又用2万个罪犯不断的劳动来加大这个
工程。公元前190年，145000个居民又被征用30天时间修城，到同年9月
完工。①
完成后的城，据说是长宽各32里18步（13300米），形成一个大约44。5
平方公里（1100英亩）的区域。近年的发掘表明，东面是5940米，南面是
6250米，西面是4550米，北面是5950米，周围总长度实际上达25100米。
它的形状不像后来唐代的城市那么齐整，仅东面是直的，那时城市规划的思
想还不普及，对形状不整齐的解释是，事实上是先筑的宫殿和街道，后筑周
②
围的城墙。城内的准确户数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至少有 8万户，最多达
① 有一些人口数字是根据户数计算出来的，《汉书》中没有。见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112 页以下。
②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城》，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 （1976），第19—20 页。
③ 见上面第3 章《京都》。
① 见《汉书》卷一下，第64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18 页）；《汉书》卷二，第88—90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79—183 页）。
② 这些数字和论断，大部分来自王仲殊在1957—1958 年的研究。对长安城规划的最近研究，见古贺登：《汉
代长安城的建设计划：以与阡陌、县乡制度的关系为中心》，载《东洋史研究》，31：2 （1972），第28—60
页，《汉长安城和阡陌、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