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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私铸币实重四铢或1/6两（2。6克），并且铜锡合铸。对用铅铁混铸或改
变重量者在法律上予以严惩，以期遏止轻钱的流通。有几条史料记载了和政
府同时铸钱的私铸：文帝和景帝时期 （公元前157—前141年），上面提到
的吴王刘濞以铸铜和铸钱的方法来增大他已有的可观的财富；文帝的宠臣邓
①
通，也在赐给他的蜀的严道铜矿铸铜和铸钱。四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在以后通
行了50年左右，直到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同时在公元前144
年间，政府再次专控铸钱，私铸成为处死的大罪。
在整个这一时期，伪钱大量增加，由于货币的表面价值和实际重量的不
一致，更使事态恶化。普遍的作法是取钱的边缘制造假钱。公元前120年，
废止四铢钱改用三铢钱（1。9克），并刻上实际重量而不用虚假的半两字样，
②
这种假半两钱这时不再使用。就在同时，又创制了一些新的高面值货币。一
种是钞票，是用白鹿皮作的，边缘饰有花纹，面值40万铜钱，但实际上它只
③
是一个货币象征，用来征集岁入。其它三种是银锡合铸，面值分别为3000、
500和300钱；但它们的重量都不到八两（120克）。伪造这些新货币中的任
何一种都处以死刑。这个禁令虽然严厉执行，但却没有生效。
一年以后，又废止三铢钱改用五铢钱（3。25克），重量也和面价相符，
这是中国的标准铜钱，沿用到唐初。汉代铸钱，起初由中央政府和郡同铸，
使钱的周边隆起以防止取铜。不幸的是各郡铸的五铢钱质量不好而且分量
轻，伪造五铢钱和银币的事连续发生。为了尽量控制这种局势，政府在首都
①
铸造一种红边铜钱（赤仄钱），官定价值为五个五铢钱。交纳赋税必须用这
种钱，但在私人商业中滥用它的情况也很多。随着银钱的成色大幅度降低，
因此这种钱不久就废止了。
由于以上的情况，公元前113年，由隶属于水衡都尉的上林三官专管铸
币，水衡都尉和少府共同负责皇帝宫廷的财政。三官这时成为帝国的唯一铸
币机构，并负责选矿、运铜石以及实际铸造。各郡铸造的所有铜钱都运往中
央，以便进行溶化和重铸。新铸的铜钱质地良好，伪造困难，并因伪造者缺
① 刘濞，见前文和 《史记》卷一○六，第2822 页。邓通的情况，见《史记》卷一二五，第3192 页。这两
人在《史记》卷三十，第1419 页上并列；又见《汉书》卷二四下，第1157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
和货币》，第240 页）。
② 关于这个决定的时期的讨论，见加藤繁：《三铢钱铸造年份考》，收于他的《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 卷，
第195—207 页。
③ 有关使用鹿皮事，见《史记》卷三十，第1426 页 （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564 页以下）；《汉
书》卷六，第178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64 页）；《汉书》卷二四下，第1163 页（斯旺：
《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68 页）；杨联陞：《中国的货币和信用简史》，第51 页。后者的看法是：
白鹿皮从来就没有打算流通，因而不能认为是货币。
① 《史记》卷三十，第1434 页 （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584 页）；《汉书》卷二四下，第1169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91 页）。如淳（公元221—265 年时人）解释说：“以赤铜为
其郭也”。 《史记》、《汉书》都说：“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但如淳说：“不知作法云
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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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良好的设备而无利可图。
这样，铸钱和以此获利成为朝廷的独有特权。铸币制度从公元前113年
到前汉末，一直保持稳定。从公元前118年到大约公元1至5年这一阶段，
铸造的五铢钱总额超过280亿，假定年均铸量为2。2亿左右或22万贯（一贯
1000钱）。总额只略少于盛唐时期 （公元742—755年的天宝年间，一年是
32。7万贯），但比宋代少很多（如1045年是300万贯，1080年是586万贯）。
①看到公元前1世纪时铸造了这么多的铜钱是令人吃惊的，并且使人认识到，
商业和手工业的巨大发展受它的影响有多大。
王莽在币制上也如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也打算表明他追随古代先例，恢
复过去的一个理想模式，以引用意识形态的理由来支持他试图对前汉整个币
②
制的大改革。公元7年，他在五铢钱之外又通行三种新的货币，即大钱，重
12铢 （7。6克）；刀钱（契刀）；镶金刀（错刀）；价值分别为50、500、
5000——五铢钱。公元9年，即他作了皇帝后的一年，除了大钱之外废除了
所有的面值，提出了一个新的远为复杂的货币系统。除去用金银、龟壳、贝
壳作为流通货币之外，又添了两种形式不同的青铜货币，即钱和布。钱有五
等，其次序是从重一铢的小钱到重九铢的壮钱，和以前的大钱一并通行。布
③
是一种铲形的钱，按其大小、轻重分为十等。
关于这种复杂的、名目繁多的28种单位的通货，都有历史的先例可查，
而不论引得是否恰当；总的说来，一个共同的问题是面值和实际重量的不符。
这种币制被证实完全行不通而逐渐废止，唯一留下来的是小钱和大钱 （其值
是小钱的50倍）。公元14年，这些货币又被两种新货币所代替，即货泉（一
种圆形铜钱，有一个孔，重五铢即3。25克）和货布；后者只比前者重五倍，
但它的官定价值却是前者的25倍。
对破坏新币制的惩罚是严厉的。伪造者处死刑，收藏非法定的货币或批
评新币制者处流刑。但是犯者太多，最后法律规定犯者仅被判为官奴隶或罚
作苦工。又据连坐的原则，犯者的邻居也受到与犯者相同的惩罚。由于这些
匆促、激烈的改革而引起的混乱，烦恼和丧失信心，显然在相当的程度上导
致了王莽的灭亡。
甚至到了王莽灭亡以后，币制还是相当紊乱，麻、丝、谷物与现行的货
币一同使用。在四川建立短命王国的公孙述（公元24—26年），有一段时间
①
曾铸造铁钱。天下重新统一后不久，秩序恢复，后汉政府于公元40年决定
再度使用前汉时期的5铢钱。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光武帝的一个将军马
援，但因大臣们的反对而被拖延。对铸币的社会效果显然仍存在着不安和感
到无把握。但马援的建议被证明是对的，于是继续铸造五铢钱直到后汉末。
这次铸钱完全由大司农掌握，而不是由经管皇室财政的机构负责。汉代常提
到黄金，但除去王莽之外从来没有用它作过通行的货币。可是常用它作计值
① 汉代铸钱的数额，见《汉书》卷二四下，第1177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24 页）。
唐代铸钱事，见《通典》卷九，第53 页下；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2 版 （剑桥，1970），第78
页。宋代铸钱事，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第300 页。
② 王莽的币制改革，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482 页以下、506 页以下。
③ “布”从文字上讲是“布钱”，但实际上是指一种铲形的钱（也称布），秦以前中国的一些地方曾使用过
这种钱。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北京，1957）。
① 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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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黄金的基本单位是一斤（16两或384铢，245克），价值铜钱一万。
常用这些单位来计算珍贵的财产；例如前汉时期的富裕之家据说是有10斤金
或10万钱。虽然黄金被作为礼物由皇帝赐给他的宠臣和大臣，但它是被用作
②
宝物和保值的手段，而不是用于经济交易。后汉以银代替黄金进行高价的交
易，而且政府似乎铸造了标准银锭。
汉代的物价常用货币来表现，因此为了征税，货币是土地、房屋、车马
等的价值。这样，就存在一个价格结构以决定各种不同货物的相对价值。这
可从《史记·货殖列传》所举出的一系列货物清楚地看出，它表明为了取得
①
一定的利益所必须卖出的每一种货物的数量。进一步说明相对价值的材料，
可以在多半为征税而制定的一些财产估值的断简残篇中看到。②
价格结构不仅因时因地而不同，而且依据战争和丰歉引起的供需的波动
而变化。特别是日常的必需品，如粮食。在秦亡以后的动乱时期，一石（20
公升）粮食的价格高达100万钱，而在文帝 （公元前180—前157年）的和
平时期则低到10钱左右，在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的丰收时期低到五
钱。紧接的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发生了灾荒，粮价又上升到500
钱。在中央和外地的各郡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价，一个奴隶的价格在 1。2
万钱和2万钱之间，这取决于年龄、性别、技术熟练程度等的不同，但在哀
帝时期（公元前7—前1年），限制土地和奴隶数量的法令颁布后，奴隶的
价格暴跌。因此很难指明汉代货物的正常价格。但从上面提到的《史记》所
举一系列货物看来，可以推测出前汉初期的1石粮食的平均价格是120钱左
右。前汉后半期看来是接近100钱，而且在后汉初年还保持着同样的价格。③
② 关于黄金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如资源的供应，分布范围和地中海世界可能的影响等。见塔恩：《大夏
和印度的希腊人》，2 版 （剑桥，1951），第104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510 页以下；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莱顿，1979），第134 页注333、第218 页注814；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
的新探》。第624—625、725 页 （注305）。
① 《史记》卷一二九，第3274 页；《汉书》卷九一，第3687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34 页以下）。
② 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71—72 页。
③ 佐藤武敏：《前汉的谷价》，载《人文研究》，18：3 （1967），第22—38 页；布目潮沨：《半钱半谷
论》，载《立命馆文学》，148 （1967），第633—6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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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管理
政府和皇室的财政
如果不涉及国家权威的种种作用，就不可能叙述汉代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因为它通过实施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对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施加了巨大
的影响。虽然根据君权至上的集权专制主义，所有的岁入在理论上都应属于
皇帝个人，但事实上汉代在财政管理上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形成政府的或公
有的财政和皇帝宫廷私有的财政两个范畴。前汉时期，这两个财政系统分别
由两个具有独立的收入和支出的部门掌管，这就是大司农和少府。①
②
政府财政的主管机关是大司农。它的岁入主要来源是向人民征收的各种
赋税，公元前119年之后，加上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所得的利润。武帝时
期还有来自国有土地和卖爵的收入。它的主要支出是首都官员的俸禄、公共
工程 （如建造陵墓、治水和灌溉工程）和军事费用（供应军需、大规模远征
的消耗、给军队的奖赏）。除去这些主要项目之外，也提供国家节日和礼仪
的花费。
少府收入的头一个来源是对有市籍商人的课税和对自然界（山、林、河、
海、湖泽）的各种产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