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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过程中与他们合作。如果要实行一种每个人都能分享的有秩序的生活
方式，一定程度的权力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个人有义务去担任政府的官
员；他还必须准备接受官员为了公共福利而提出的种种要求。鉴于每个男女
的品质和能力的明显差别，在人类共同体中保持相应的区别才是正确和有利
的。这样，个人在为他人效劳时将会尽力发挥他的作用。等级是一个井井有
条的社会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必须自愿地遵守这些等级。
这些原则成了汉代官员大部分著作的基础。汉代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把这
①
些原则付诸实施的措施已被人多少笼统地描述为儒家的胜利，它们在后来的
思想史中占有首要的地位。这些措施包括选择训练用的经典著作和设博士
②
官；然后是建立太学并大加扩大。从这些制度和征募文人担任官员的号召中
产生出了科举考试的制度，在以后的两千年中，这个制度将支配中国思想文
化的发展。
儒家著作的思想和理想——不但有那些被认为是孔子的言论，而且有诸
如《诗经》和《书经》等其写作据说与他有关的经籍的教导——就这样成了
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虽然在儒家著作中找不到那些价值观念和概念
的定义，但是有些关键的字眼却一再在政治家和哲学家的主张中出现。虽然
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决不是静态的，但这些名词终于被用作儒家对人和人的职
责的看法的象征。这些用语包括十分重要的“仁”，此词可以含意不同地解
释为“博爱”、“仁慈”或“慈善”；“义”，此词与欧洲的公正的概念最
为接近；“孝”，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忠”，对其事业遵循正确原则
的君主的坚贞不渝。①
儒家的理想还提出了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应该存在的适当的关系，例如人
君及其顾问之间的关系。同样，一些逐渐习用的名词表示了某些理想的品质
或行为方式，以描述中华帝国的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一些主要人物的品性或作
用。这样，理想的统治者被描述为“圣”，他的品质中包括任命最适当的顾
问担任要职，并倾听他们的忠谏。辅弼圣君的理想国家大臣应该是具有特有
的“贤”的品质的人。如果他们认为君主被人引入歧途，或者作出了轻率的
决定，这些人决不会胆怯，而敢于对君主提出警告。
礼的重要性
① 例如，见德效骞： 《译注》第2 卷，第20 页以下。
② 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7、19、23 页；本书第2 章《行政的任务》；第8 章《九卿》和第
14 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① 关于儒家基本立场的陈述，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英译（伦敦，1946），第115—195 页；阿
瑟·韦利：《古代中国的三种思想方式》（伦敦，1946），第115—195 页；狄伯瑞等：《中国传统的来源》，
第1 卷，第86—121 页；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第14—114 页，艾姆斯：《统治术》，第1 —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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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概念和实践在儒家的各得其所的人类体制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礼是一套指导方针，它规定了社会各级一致同意的行为。这种行为保证了使
正确组织起来的社会的责任和美德得到充分的承认。
礼应用于人的一切情况，不论在帝国的盛典或在宗教仪式中都要应用。
它指导着社会的举止和家庭成员之间应有的内部关系。根据这个信念，各种
类型和具有不同价值的男女们都有各自的适当地位。从最好的一面看，礼可
以说形成了一个合适的框架，人在其中如果处于恰当的位置和与上下级保持
稳定的关系，他就能幸福地生活。从最坏的一面看，人们可以谴责礼窒息了
行为的自由和自发的活动，以及它坚持遵守早已过时的典章规定。
礼规定了祭五帝、祭天或祭鬼神的宗教仪式的应有的举止；它还指出应
对在世的或死去的前辈的尊敬。它定下了公共生活或家庭中正确的先后次
序；它维持了宫廷、官邸或私宅的有尊严的行动秩序和必要的纪律。礼制约
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制定城乡的劳动时间。通过确定诸如占卜活动等方面的
仪式，礼就能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结构内为古老的传统习俗找到地位；在这样
做时，它很可能使这些习俗丧失一部分生命力。
有人认为礼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而缓和过激情绪的一种手段；另外一些
人则认为通过所规定的礼，保持和宣传孔子时代起提倡的伦理理想就有了可
能。儒家态度的特征是相信过去黄金盛世的模范君王已经遵守礼的要求；儒
家的学者根据古代的领袖是否服从这种准则来解释他们的动机和决定。同
样，秦帝国时期以前历史的许多事件将作为是否遵守礼的例子来进行评价；
其结果成为易懂的教训。
在某些方面，礼可以视为帝国律令的对应物和补充，这些律令通过官员
①
的权威而被实施，通过刑罚的制裁而得到推行。礼是一个作为文明社会标志
的自觉自愿的统治方式；如果被人接受，它将导向更高的文化水平。它的种
种规定在现存的四种经籍中有系统的阐述。这些经籍取材于帝国时期以前的
习俗，也可能取材于那时的典籍，但它们的大部分内容在汉代才编成现在的
②
形式。由于这些典籍急于使人们确信它们的规定得到传统力量的支持，它们
常常把帝国时期的习俗归之于更早的时代，特别是周室诸王的时代。它们特
别详细地为生活中大部分重大场合制定严格的礼仪——例如选择墓地的仪
式；适合于生活中身份不同的人的服装；在运输或军事活动中正确的装备。
按照撰写汉帝国史的历史学家的说法，礼的重要性在汉初就已被认识
到。据记载，汉王朝的创建者高帝 （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对他的支
持者的鲁莽和无礼行为深为厌恶，同意制订一部关于行为准则的法规，同时
①
对它的礼仪提高了他地位的尊严感到欣慰。有人很可能提出疑问，以这种方
式记载这件事，是否仅仅是为了指出汉和汉以前的政权之间的不同。但是在
后来，礼在汉的朝廷上是很受重视的。《汉书》有关于礼乐的专志，它首先
① 见本书第9 章《总的原则》。
② 关于这四部汇编 （《周礼》、《仪礼》、《大戴礼记》和《礼记》），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
第205 页，“周礼”条。
① 关于叔孙通在这方面的著作，见《汉书》卷一下，第81 页 （德效骞：《译注》第1 卷，第146
页）；《汉书》卷四三，第2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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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对礼的遵守带来的有益的和文明的效果。 ②
在讨论礼的美德和好处的同时，《汉书》的这个专志还论述了应恰如其
分地加以审慎注意的一种特别的人类活动：音乐。礼被认为是节制行为的手
段；乐被认为自身具有稳定人的感情的力量和手段。礼和乐一起能够实现社
会的和谐与和睦。如果能正确地发挥影响，乐只会带来好处，因此，以前黄
金时代的传统音乐受到了赞赏。但也必须防止另一种会激起情欲而不是稳定
情感的靡靡之音。它因导致消极悲观和不检点的行为而受到指责，这种行为
在儒家的理想社会中是没有地位的。③
从一部早已散失的 《乐经》的名称可以看出音乐的重要性已被人认识。
④
此外，刘向收集的秘府藏书包括六种与音乐有关的著作。约从公元前 114
年起，乐府成立，它成为汉代政府机构之一。其职责是采集经过官方认可的
音乐，并且监督演奏，特别是宗教场合的演奏。经过了几十年，据说该机构
过分地注意一种未经批准的音乐，于是出现了清除这类活动的种种尝试。这
些发展与减少公费开支的倾向是一致的；经过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这个机
构终于在公元前7年被取消。①
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对伦理价值的阐述和对礼的强调首先来自孔子及其弟子的学说。这种学
说在战国时期发展起来，当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其他思想发展也同时产
生。正在形成的政治单位的各种要求同时需要更加注意治国的手段和原则。
到秦汉时期，这些变化和要求变得大为明显；特别是在传播五行理论方面已
经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发展。西汉的成就之一是产生了一个可以兼收并蓄各种
新思想的新的知识结构。大师们的伦理理想与皇权的实施及宇宙受五行总的
循环控制的解释同时并存。此外，当时正大力把孔子尊崇为先师。同时又借
助过去历史的教训，以使人相信关于宇宙和人的新产生的观点。
完成能够兼容并包这些不同内容的综合，应归功于董仲舒（约公元前179
—约前104年）。虽然关于董仲舒做出贡献的这种传统观点一般可以被接受，
但它需要作一定程度的修正。正像在产生综合的或折衷的思想体系时经常发
生的情况那样，这种体系的很大部分应归功于更早的思想家，而这些人也并
不都能有把握地确定是谁。在这一次，董仲舒的贡献应归功于董仲舒的前辈
陆贾，他在对外关系方面，在人们所知的汉儒新体系的发展方面，都起了重
要的作用。②
陆贾是刘邦的早期追随者之一，并在刘胜利地建立汉帝国的过程中一直
③
伴随着他。根据传统的记载，他不断地颂扬和引用《诗经》和《书经》，引
② 《汉书》卷二二，第1027 页以下 （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430 页以下）。关于后汉
对礼的重视，见本书第4 章《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
③ 《汉书》卷二二，第1028—1029 页。传统主义者认为使人萎靡不振和有害的音乐专指郑卫之音，郑和卫
是帝国时期之前的两个国家；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02 页以下。
④ 《汉书》卷三十，第1711 页。
①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00 页以下。
② 见本书第6 章《中国的扩张》和第13 章《道德的价值和秦朝的失败》。
③ 《汉书》卷四三，第2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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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高帝的愤怒。当高帝直率地要求他回答，这类著作对于在物质上赢得一
个帝国究竟有什么价值时，陆贾警告说，物质力量对维持一个有秩序的帝国
的任务来说是不够的；他最后写了一批论文，以此陈述自己的意见来说服中
国的新统治者。关于撰写《新语》的这一记载可能是异想天开的；它可能反
映了一种理解，即单纯地取代秦具有内在的危险性。秦帝国已经迅速灭亡，
有人希望在这种短命的帝国和长治久安的帝国之间能看出一个不同之点。在
这方面，陆贾强调必须注意传统的教训和他举出的两部书的伦理观念，必须
注意这两部书的公认的编纂者孔子。
陆贾经历了秦的战败以及内战和建立汉王朝的过程。在董仲舒生活的时
期，汉朝政府正有意识地发挥首倡精神，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政策。虽然董仲
舒反对这类政策的某些结果，但他没有见到元帝 （公元前49—前33年）和
①
成帝 （公元前33—前7年）两朝作出的反应。直到后来，从王莽时期 （公
元9—23年在位）和后汉最初几十年，董仲舒的思想才全部被人接受。他的
综合体系基本上是与把天当作国家的崇拜对象和部分地由于刘歆而出现了对
待文献和经文的新态度这些情况同时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