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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阻止曹操这个“暴戾强伉”之徒夺走他的帝位。
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年）却持论不同。他说，光武帝不出自前汉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49 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391 页。
③ 关于对这两个皇帝的赞誉，见《后汉书》卷二，第124—125 页；以及《后汉书》卷三，第159 页。关于
王夫之的意见，见《读通鉴论》卷七，第198—19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八，第2173—2174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356—3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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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创建后汉“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
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因而不足为怪的是，不用说几个儿童皇
帝，其中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和灵帝都青年夭折，无一人活过了34岁的。
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还有献帝，却都活过了那个年岁。在
他看来，整个帝国的繁荣昌盛是同皇帝个人的长寿相联系的，而某王朝的衰
落也可从它的诸帝的早死看得出来。①
赵翼认为重要性在于汉代诸帝早死者多，这可能不是太牵强附会的。当
人们问到传统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从和帝和安帝直到灵帝都是坏皇帝时，千
篇一律的回答都会说：“因为他们允许妇女和宦寺当政。”正是在这里，诸
帝的早死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
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
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
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
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
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
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唯一的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
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
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
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人们把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联系起来 （像赵
翼那样），或者把它们跟道德沦丧联系起来（像司马光那样），这都是无关
紧要的。事实仍然是，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确实是从和帝开始的、直到公元
189年9月宦官被屠杀时为止的后汉历史的特点。为什么妇人之治与宦官之
治要被看作是汉王朝衰落的象征呢？奇怪的是，传统历史学家几乎都不愿劳
神地去解说这件事情；论据是不足为奇的。有时我们会从书本上知道，权力
必须产生于阳，即自然界的积极的、朝气蓬勃的阳性本原。②女人自然代表
阴，是其反面的、被动的本原。宦官也被看作是阴，因为他们的阳性已被去
掉了。由此观之，妇人和宦官之治被说成是由阴所产生的权力，而这是传统
思想家所憎厌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厌恶这种统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来示警。
认为自然本身也讨厌妇人和宦者之治的这种概念也很古老。当历史学家司马
彪 （约公元300年）把这种奇异的现象列举出来时，他解释说，它们大多数
①
都是由妇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曹操死后仅一个月，他的儿子、世子曹丕当
时仅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个规矩，即只许宦官当奴仆，余职一概不许
染指；公元222年已身为皇帝的曹丕，在他册封第一名皇后时就下令，皇后
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从今以后，一律不得参与政府事务。②
除坏皇帝、母后摄政和宦官之外，还应加上第四个促使汉王朝衰亡的原
因：即黄巾军。有几个传统历史学家把黄巾军看成是使汉朝衰亡的最重要的
直接原因。欧阳修（1007—1072年）写道：“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而
① 赵翼： 《廿二史劄记》卷四，第15 叶。
① 这个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汉书》（志）卷十三——十八。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58、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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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已无救矣”。何焯 （公元1661—1722年）把黄巾军之乱与宦官之治联系
④
起来，他写道：“东都黄巾蚁聚，群雄龙战，皆由宦者流毒。”
这种历史成见也影响到了西方历史学者。像他们的中国同行那样，他们
也强调指出坏的或不负责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间的派性斗争，以及
黄巾军，把它们视为导致汉王朝没落的征候或原因。但是，西方历史学家搞
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沦丧论来衡量皇帝之坏和他不配做皇帝。由于事实上一个
朝代的皇帝们 （创国之主除外）都长于深宫之中，脱离人民，被金粉豪华的
生活和阴谋诡计所包围，所以他们把这些皇帝的习性看成是这种事实的必然
①
结果。就后汉的情况来说，这种解释又有些不足恃，因为安帝、桓帝、灵帝
和献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宫内，但是，这种情况对他们配不配治理国家似乎没
有起什么影响。
皇太后、她们的外戚以及宦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籍中，都说他
们是汉王朝衰微的征象。近年来，人们试图重新评价宦官在后汉没落方面的
②
作用。宦官远不是王朝软弱的象征，而事实上是在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宪法目
的。据说，汉代政府依靠一个互相制衡的体系来防止任何集团独掌大权。当
外戚家破坏了这个平衡的时候，皇帝在宪法的意义上就得恢复它，因此，这
时宦官就被引进其中了。
如果外戚家赢得了这场斗争，汉政府的这套体系就会被打乱，汉王朝的
灭亡也就会提前到来。这样看来，宦官实际上是应该为王朝的延长寿命记一
功的。但这一说法也有一个弱点：在后汉时期有许多外戚手中之权足以另建
一个新王朝，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没有本钱这么做，而是因
为在那时的精英尚未找到能够使改朝换代的行为合法化的政治的或超自然的
理论。
黄巾军通常被西方作者视为汉朝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部分地是由于
大陆的中国历史学者不厌其详地写了农民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
中，农民起义被看做是一种进步的成份，而在1960年前后又出版了一大批关
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论著。这种兴趣部分地影响到了西方的汉学，因此之故他
①
们也就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巾军的研究。平心而论，认为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起
义能够推翻一个王朝的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后汉来说，它的因果
问题并没有象许多中国共产党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所阐述的那样清楚。
黄巾军叛乱爆发于公元184年。它在以后的年代里周期性地此伏彼起，
政府结构由于时不时的叛乱而有所改变。公元192年，曹操战胜了据说是有
③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5 页。
④ 这句话见于何焯对《后汉书》卷七八的标题《宦者列传》所作的评论；见《后汉书集解》卷七八，第1
叶。
① 例如见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1930—1952）卷3，第415 页以下；以及赖肖尔和费正清：《东
亚：伟大的传统》 （伦敦，1958），第125 页以下。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政制度》，第155 页；以及上面第3 章《宦官的作用》。
① 例如见侯外庐： 《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9 年第
4 期，第45—59 页；以及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北京，1962）。关于西方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著，
见维尔纳·艾希霍恩：《太平和太平教》，载《东方学研究所通报》，5 （1957），第113—140 页；罗尔
夫·斯坦因：《论公元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50 （1963），第1—78 页；詹姆斯·哈
里森：《共产党人和中国农民叛乱（关于中国人重写历史的研究）》（伦敦，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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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人的黄巾军。他把他们编入了自己的军队，但在192年以后仍有黄巾军
继续活动的迹象。他们有时帮助这个军阀，有时又去帮助那个军阀，有时又
自己独立活动。可是在公元207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不再见于记载；因此他
们对公元220年的汉献帝退位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间接作用或许比他们的直接卷入更为重要。在许多宗教性
质的叛乱中，黄巾军比其余任何叛军更直言不讳地说到汉朝已至末日临头。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就是他们在公元184年的口号。“苍天”通常
②
意指汉朝，虽然按正统理论汉朝是色尚赤。公元192年，他们给曹操送去了
一封信，断然拒绝他们和曹操之间和解之意向。他们写道：“汉行已尽，黄
③
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现在我们不能肯定，大量黄巾军
在公元192年合并到曹操军队中来究竟是否加强了那些主张马上实行改朝换
代的精英上层集团；我们只能说，合并没有削弱这种思想。
黄巾军对于随着灵帝之死之后公元189年一些事件的影响，我们也很难
加以估计。董卓在184年取得了对黄巾军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接着，曹操、
刘备及其他一批将领也都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作用是重要的，虽
然其作用是非直接的；而且应该强调指出，黄巾军完全没有直接卷入到公元
189年的事件中去。
虽然叛军在反对朝廷和汉王朝，但是事实上很清楚，一个活生生的皇帝，
即使像汉献帝那样已成为“乘舆播越”者，仍然使得他们感到畏惧和不舒服。
汉献帝几次落入了叛军手中：192—195年朝廷被侵蚀时是如此，195—196
年乘舆回洛阳后也是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讲弑一个十余岁的皇帝易如反掌，
但事实上甚至满朝文武惨遭杀戮之际，他也被留下了性命。叛军伴随东逃至
洛阳的献帝时，他们一有机会也就很乐于放他走，因为有他在身旁会使他们
感到不舒服。他们没有能力另立新皇帝和另建新王朝，这无疑是因为他们确
实没有想出一套透彻的理论来支持改易王朝。这得让精英上层集团去搞这种
理论，但汉代最后几十年的混乱却给这些集团及其人士有了站到前台上来的
机会。当曹丕在公元220年同意这个理论并接受了汉献帝的退位时，黄巾军
似乎在他心里没有占到最主要的地位。
汉人所不断坚持的理想
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中国历史所最坚持不懈的理想。
甚至在公元20世纪这个理想与在公元前5世纪也是同样明显。不论什么时候
中国如果处于分裂割据之下，这都被认为是暂时局势。在汉以前的战国时期
和汉以后的中世纪时期，和平从未延续过几年以上，但所有战争的最终目标
只有一个：把中国重新统一到一个领袖的统一之下来。
在战国时期，各国王侯本人或许并不完全懂得应采取的这种统一和这种
领导的形式，但是在中世纪时期 （汉亡后的4个世纪，公元220—589年），
汉之为汉的统一和秩序作为这种形式和领导的现实而受到人们的回忆，而且
汉之为汉的名称又总是象征着已经失去的完美郅治，象征着他们企求的统
一。有几位统治者或者径称其朝代为“汉”，或者把自己的宗谱同汉代诸帝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一，第2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