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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其他蛮人。安定和北地完全由凉州撤退到关中地区特别足以表示羌人威
胁的严重性。正如王符曾经担心的那样，京畿地区成了边界。根据段颎在公
元168年的上书，从河套地区的云中、五原到甘肃的汉阳这一西北边境地区
（超过800公里或500英里）已落入羌人和匈奴之手。④
凉州叛乱，184—221年
公元2世纪汉朝从西部和西北边境撤退的格局，暗示一种具有更基本更
复杂性质的历史力量一定在起作用。当时的调查分析把所有羌人的纠纷归咎
于汉朝边境官员的管理不当和剥削，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但
可能是误把表面现象当成了原因。就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而论，对两个潜在的
历史动向可作简略的讨论。首先是如上所述的羌族人口的迅速增长。范晔在
他关于羌人的历史记事中写道：①
③ 《潜夫论》5 （22），第262 页。
④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7—2888 页。
① 《后汉书》卷五八，第1866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3 页；关于虞诩，见前面第4 章《和帝、殇
帝与安帝统治时期》和《顺帝统治时期》。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2891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256、269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3、2896 页。
④ 《后汉书》卷六五，第2148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2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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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俗……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
显然，在这里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为羌族人口过剩的特殊现象提供某种
解释。相同的现象在当时汉朝边境将领如张奂和段颎的报告中也有清楚的揭
示，他们经常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认为羌人实在太多，无法安抚、抑
制或消灭他们。
应指出的第二种动向是边境地区，特别是凉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转变，
这是在汉人和羌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混合居住的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发
展起来的。和汉朝政府的期望相反，从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的观点来看，
将羌人安置在帝国境内的政策的直接结果，与其说是使羌人中国化，不如说
是使边境中国人蛮夷化。有证据表明，在公元2世纪末，凉州在社会上和文
化上都与帝国的东部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常用怀疑的眼光去看
凉州的居民。正如公元190年郑泰向董卓上书时指出的那样，整个帝国在面
对凉州军队时都因害怕而发抖，甚至那里的中国妇女都因受羌人影响而变成
凶猛的战士。②
由于发展了以凉州为基地的中国人…羌人联合力量，陕西土著董卓有可能
③
从公元189年到192年控制汉朝宫廷。董卓年青时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
在羌人中间建立了声望，他和许多强有力的羌族部落首领们一直维持着友好
的关系。羌人军队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的骨干，正是这支军队使他一度成为
帝国最强有力的军事领袖。他的行动如此不象一个中国人，以至于著名将军
①
皇甫规的寡妇一怒之下称他为“羌胡之种”。事实上，自从公元2世纪以来，
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由于担心凉州地
区的无休止的叛乱，有一人甚至在184年向朝廷上奏，提议凉州每一家庭应
②
有一本《孝经》并研究它。这个建议清楚地表明，该地区看来已经背离了中
国文化的若干基本前提。
184年凉州的大规模叛乱进一步说明，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两
者已经发展了一种他们自己的共同地理同一性。它实际上是羌人、匈奴人和
③
月氏人，还有中国人，共同反对汉帝国的一次叛乱。两个重要的叛乱领袖，
边章和韩遂，是金城附近的著名的中国富豪。此外，根据刘陶的记录，许多
叛乱的将领以前是汉朝将军段颎手下的将官。他们全都精通战术，而且熟悉
该地区的地理。与此同时，在一位名叫宋建的中国人领导下，一个称为“平
汉”的地区性的中国人…羌人王国在陇西的枹罕建立起来。这个边境政权与汉
帝国相对抗的决心从它的名号“平汉”无可置疑地暴露出来。该王国持续了
30余年，直至218年为曹操征服为止。④
184年叛乱的爆发加剧了汉朝对西北不安全的忧虑。在185年举行的一
② 《后汉书》卷七○，第2258 页。
③ 《后汉书》卷七二，第2319 页以下。见以上第5 章《董卓其人》。
① 《后汉书》卷八四，第2748 页。
② 《后汉书》卷五八，第1880 页。
③ 关于这次叛乱的研究，见古斯塔夫·哈隆：《凉州叛乱：公元184—221 年》，载《大亚细亚》新版，1 ∶
1 （1949），第119—132 页。
④ 《后汉书》卷八八，第1875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七，第29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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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朝廷会议上，出身涿州 （河北）的丞相崔烈认为凉州应该放弃。但是他遭
到来自北地的议郎傅燮的激烈反对，傅燮甚至要求将该丞相处死，因为他提
⑤
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汉朝宫廷中放弃的念头为一个西北土著
所抵制，但为来自另一个地区的某个人所提倡。傅燮和崔烈之间的矛盾不应
该简单地解释为个人观点之事。它是以凉州西部边境社会为一方与帝国东部
（通常称为关东）为另一方的长期存在的差异的一种表现。
到公元2世纪的末年，这两个集团分别由董卓和袁绍领导，在朝廷中进
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当董卓在190年成功地建立了对朝廷的无可争辩的控
制时，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将都城向西移到长安，那里靠近他的权力基地凉
①
州。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敌视在192年董卓被暗杀以后公开爆发。这
②
种局面在 《后汉书》下面的记载中有生动的叙述：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丞相王＇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
东，令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
徐与关东通谋，以现共变。’允曰： ‘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
凉州，而疑关东之心，其不可也。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
拥兵自守。
王允的报复性的对立马上导致和整个凉州集团的一场不幸的武装对抗。
在朝廷中恢复秩序的即使十分微小的可能性，在董卓死后就无可挽回地失去
了。
凉州在汉帝国的衰落和崩溃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没有多大疑问
的。然而，凉州在公元2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作为一种头等重要的政治
力量的兴起，不能纯粹从帝国的内部发展来理解。归根到底，它是直接由紧
跟着羌人移动以后该地区文化的和社会的变化造成的。从这方面来看，汉与
羌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要比汉与匈奴的关系更为重要，
尽管在该时期的历史上后者有更加令人注目的地位。
⑤ 《后汉书》卷五八，第1875 页 （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公元
181—220 年的大事记》＇堪培拉，1969 年＇，第26 页）。
① 《后汉书》卷七二，第2327 页。
② 《后汉书》卷六六，第2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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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胡：乌桓与鲜卑
从战国末期到汉朝初期，乌桓与鲜卑共同以东胡一名为人所知。据公元
2世纪的学者崔浩说，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原来居于匈奴（胡）之东，
①
即现代内蒙古的某处地方。东胡的力量在公元前8世纪末冒顿首次成为匈奴
单于时达到它的顶点，他们经常向西侵入匈奴的土地。可是，局面不久便完
全改变了。在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中，冒顿征服了东胡。②
东胡很可能是由一些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联盟，包括乌桓与鲜卑。当它
被匈奴征服后，联盟显然不复存在。在整个汉代，没有能发现东胡作为一个
政治实体的痕迹。
尽管按照中国资料乌桓与鲜卑有相同的语言和社会习惯，然而他们无疑
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在汉代偶然还彼此交战。与匈奴和羌不同，乌桓与鲜卑
在汉朝以前和中国人的接触即使有，也很少。主要是由于汉与匈奴之间的斗
争，乌桓与鲜卑，特别是前者，被拉入了中国的世界秩序。历史的和考古的
证据表明，乌桓到武帝时开始与中国建立官方联系，而鲜卑仍孤立于中国朝
廷之外，直到后汉王朝初期为止。③
乌桓的迁居
当匈奴征服乌桓以后，他们要求乌桓交纳正规的岁赋，主要是牛、马、
羊和毛皮。公元前119年，汉朝将军霍去病给予匈奴以决定性的打击，迫使
单于把他的宫廷从内蒙古迁走。汉朝因此有可能首次将乌桓和他们的匈奴霸
主分开。为了防止他们继续向匈奴提供人力和物力，汉朝将乌桓迁移到沿帝
国的北方和东北五郡的长城以外地区，这五郡是上谷、渔阳、右北平（今天
的河北）以及辽西和辽东（今天的辽宁）
在实行这一移动时，汉朝政府实际上向乌桓提供了贡纳体制的保护。要
求乌桓的部落首领们一年一度前往汉朝宫廷朝觐，以此作为归顺的象征。同
时设置了护乌桓校尉，其公署在靠近今北京的地方。尽管这个官职的主要职
能是禁止乌桓与匈奴接触，但乌桓被指派负有监视匈奴移动的特殊任务。重
要的是，校尉府作为一种新的机构设置首先应用于乌桓。它不但早于护羌校
尉府八年，而且也可以推测为60年以后设立的更加精细的西域都护府提供了
一个范本。①
然而，汉朝这个校尉府能否有效地管理乌桓，是有疑问的。我们有理由
相信，整个前汉时期匈奴继续保有他们对乌桓的权利，而且随时可能迫使后
者履行作为他们属民的义务。例如，晚至公元8年匈奴仍派遣使者向乌桓征
集牲畜和毛皮作为“贡赋”。可是到这时，乌桓得知汉朝已经正式通知匈奴，
① 《史记》卷一○二，第2759 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上，第3750 页；《后汉书》卷九十，第2979 页。
③ 关于这些民族及其与汉帝国的关系的一般概述，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 1962 ）。
① 《后汉书》卷九十，第2981 页。令人惊奇的是，《史记》或《汉书》都没有这些早期关系的记载，《后
汉书》是唯一的资料来源。《汉书》中最早记载乌桓的材料是公元前78 年的叛乱 （《汉书》卷七，第22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68 页＇）。乌桓校尉府在公元前119 年以后某一天设立，见《后
汉书》卷九十，第2981 页。关于该官职的当代研究，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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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桓处于中国的合法保护之下，因此就拒绝遵照办理，并杀死了匈奴使者。
他们还掠取了属于随同使者前来贸易的匈奴商人的妇女、马、牛。
被激怒了的匈奴人以袭击乌桓来进行报复，绑走了一千名以上乌桓的妇
女和儿童，目的是要赎金。后来，二千余名被绑者的亲属带着牲畜、毛皮和
衣服前往匈奴交换俘虏，匈奴不但留下了赎金，而且把他们也当作俘虏。这
个事件清楚地表明，匈奴与乌桓在公元前119年以后仍保持着官方的与民间
的关系。①
另一方面，汉与乌桓之间的关系是更为紧张的。例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