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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经籍之价值，远不止上述两端。除它是宗教特别是道教研究的基本资料外，对其他许多学术领域也有重大研究价值：
（一）中国哲学。在封建时代，儒家学者一直视儒学为正统，认为只有儒家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哲学才是中国哲学，佛、道二教既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哲学也不能登大雅之堂。这种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亦有相当影响。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偏见或误解。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来看，佛道哲学与儒家哲学同样是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道教自东汉末产生以来，即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并同儒家一样，广泛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为了树立和巩固自己长生不死的宗教信念，宣扬宗教教义，曾对其宗奉的《老子》和《易》进行了大量的诠释，并在实践中努力寻求达到这种宗教目的的各种方术。通过对《老子》《易》的诠释和各种方术特别是内丹术的阐扬，逐渐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宇宙观、本体论、人生观和道德观，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如在许多道书中，主要是大量关于《老子》《易》的注疏中，有许多哲学〃本体论〃的阐释，在众多的内丹著述中，有许多〃心性论〃的阐释。其中也不乏深刻的见解。应该看到，道教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儒、释，它汲取了许多儒、释思想；同样，儒、释两家哲学的发展也有赖于道教，也不同程度地汲取了道教思想。单就儒家的宋明理学而言，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有赖于对释、道思想的汲取。众所周知，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在汲取了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除吸收了佛教思想外，主要是吸收了《老子》和道教内丹学。其后的程、朱各家无不从佛、道汲取思想养料。儒、释、道三家既互相斗争，又互相汲取，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基本事实，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如果只研究一家两家，而不同时研究三家，就很难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一点，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许多人的共识。
（二）养生和医药学。道教徒为求长生不死，一直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养生方法，如它承袭了古代的行气、导引、按摩等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使之在理论上、具体方法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其长生不死的目的虽不能达到，但对健身延年却颇多成效。许多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现存《正统道藏》中的这类著作，为现代养生学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
与此同时，为了同样目的，道教又很重视对医学和药学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道教发展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医学家，最著名的有东晋葛洪、梁代陶弘景和唐代孙思邈。
他们在医药学上的成就，是同时代医学家中之佼佼者，在中国医药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们或者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世人，或者以医学巨著留存后世。这些著作现虽大半失传，但留存在《正统道藏》中的，尚有葛洪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包含有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的内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皆是中国医药学史不朽之作。唐以后，卓有成就的道教医学家及其著作，也代不乏人，如宋佚名道士之《急救仙方》，元末明初著名清微派道士赵宜真之《仙传外科秘方》，以及清代著名龙门派道士刘一明之《经验杂方》《经验奇方》《眼科启蒙》《杂疫症治》等，是各代道教医学家和医学著作的重要代表。道教医学的成就和发展，虽然离不开中国传统医学，但它从宗教要求出发，又在某些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如他们强调济世度人，因此十分重视医德，医生对病人应具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心，不分贫富贵贱，怨亲善友，一律以〃大慈恻隐之心〃〃一心赴救之〃。从普救众生的观点出发，又十分重视对下层群众和妇女儿童疾病的研究，注意医方的大众化和药物的就地取材与廉价。
（三）中国古化学。道教徒为了长生不死的宗教目的，又继承古代炼丹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他们以为通过矿石药物（或加草木药）的冶炼，可以炼成〃仙丹〃，用以服食，即可长生不死。故许多道士以毕生精力从事药物的选择、配制、烧炼，经过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不知作过多少次试验，研究过多少种药物的性质，炼就多少种矿石化合物。这种炼丹活动虽为宗教目的所驱动，但实际是在不自觉地从事化学实验。〃仙丹〃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炼成，但却观察到了许多矿石药物的化学变化，认识了许多矿石药物的性质，为中国古化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因此一般化学史家都称道教炼丹术为中国古化学的先驱，《正统道藏》所载大量外丹黄白术著作是中国古化学史的重要资料。中国三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就是道士在炼丹中首先发明的，时间至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其根据见之于《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伏火矾法》。中国冶金史上最早的水法炼铜，也是道教外丹书首先记录下来的，时间在唐肃宗乾元元年至宝应年间（758～762），上书卷四之《丹房镜源》也记载其事。至于道士在炼丹中制造出具有实际疗效的内服和外用丹药，扩大了医药来源，更是不在少数。
此外，《正统道藏》所收的大量内丹书，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哲学史料，也是研究气功学、人体科学的直接资料。《正统道藏》中还有若干地理、文学、音乐方面的著作，也很有研究价值，如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记邱处机西觐元太祖途中的地理、民情，就是研究当时中亚地理、民情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总之，收入《正统道藏》及其他散存的道教典籍，既是道教活动的记录，又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如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鉴别，剔除其封建糟粕，汲取其精华，将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一定的贡献。
道藏
〃藏〃的由来与演变
道藏是道教经籍的总集。〃藏〃（zàng）字之本义为储藏东西的地方。《汉书·文三王传》所说〃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万余斤〃，就是此意。道教使用这个字，原专指储存道书的处所或容器。东晋上清派杨羲等人所造《上清太上八素真经》称：
〃后圣李君……上登上清宫，受书为金阙帝君。临去之日，及手书五星中皇上真道君、君夫人讳字及太上五通吉日，以白玉为简，丹玉书之一通，封以云蘂之函，印以三光之章，以付西岳华阴山素石笥之内，又刻题笥上，其文曰'天地之宝珍，名山之绝藏'。〃成书于南朝宋以前的《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说道士登斋入室，三拜经前，〃乃开八色之蕴，陈无上之宝藏，而执读《大洞》《洞玄》《道德尊经》《八素隐篇》《金真玉光》《消魔散灵》《招仙步虚》《飞行羽经》〃。此处乃称藏经之容器为〃宝藏〃。稍后，《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称之为〃大藏〃：〃若见大藏，当愿一切除其灾害，施为福田。〃道士收藏经书，短卷杂道书多使用葫芦，卷数较多的大卷经书则用箱箧、橱柜。一橱或一箱便是一藏。直到隋唐间，〃藏〃仍是指这种收存道教典籍的箱柜。
〃道藏〃一词，其出较晚。据可考的文献记载，始见于唐弘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元684年1月15日）道士王悬河在成都所刻《道藏经序碑》（序有二：一为高宗制，一为武则天制）。此处〃道藏〃与前述〃藏〃、〃宝藏〃、〃大藏〃同义，而〃道藏经〃即相当于今日所称的道藏，在唐代或称〃一切道经〃。宋代以后，道藏经才略称为〃道藏〃、〃宝藏〃和〃大藏〃。然而仍继续使用〃道藏经〃一词。
道藏的编纂体例
《道藏》不是道书的杂汇，而是按照一定的编纂意图、收集范围和组织结构，将许多经籍编排起来的大型道教丛书。其组织结构原则为〃三洞、四辅、十二类〃。〃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其说在东晋时已经萌芽，南朝宋道士陆修静总其成，于泰始七年（471）撰成《三洞经书目录》，正式作为道书分类法。实际包括以《上清大洞真经》《灵宝五篇真文》和《三皇经》为首的三组道经。道教声称，此三组经书出于三清境的三位尊神：〃天宝君者，则大洞之尊神，……出书时号高上大有玉清宫。灵宝君者，则洞玄之尊神，……出书度人时号上清玄都玉京七宝紫微宫。神宝君者，则洞神之尊神，……
出书时号三皇洞神太清太极宫。〃①又将此三洞经书分为上、中、下〃三品〃，或大、中、小〃三乘〃，称《上清道经》《太丹隐书》等洞真部书为〃上品〃，《灵宝洞玄》等洞玄部书为〃中品〃，《三皇内文》《天文大字》等洞神部书为〃下品〃。②但是按三洞分类法，并不能包含全部道经（如已出的天师道正一类经书，太平道之经书等），于是继有四辅分类法的出现。〃四辅〃指太清、太平、太玄、正一四部辅经，即以太清辅洞神，以太平辅洞玄，以太玄辅洞真，正一则贯通三洞和三太（太清、太平、太玄）。此四辅分类法，至迟出于梁代，梁代已有孟法师③《玉纬七部经书目》的出现，即是证明。按其思想，太清部以葛洪所传《太清神丹经》为主，一切外丹黄白书属之；太平部主要为《太平经》；太玄部则以《道德经》为首，包括注释、阐发《道德经》之书，也包括《庄子》《列子》等道家书；正一部则收六朝时代流传的《正一法文》等天师道典籍。
三洞之下各分十二类（四辅不分类），合为三十六部。即：
本文类，指经教的原本真文；神符类，指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玉诀类，指对道经的注解和疏义；灵图类，指对本文的图解或以图像为主的著作；谱录类，指记录高真上圣的应化事迹和功德名位的道书；戒律类，指规戒科律书；威仪类，指斋醮仪法及科仪制度著作；方法类，指论述修真养性和设坛祭炼等方法之书；众术类，指外丹炉火、五行变化及术数等书；记传类，指神仙、道士传记及宫观志书；赞颂类，指赞咏歌颂圣真的词章；表奏类，指设坛祭祷时上呈天帝的章奏、关文。十二类分类法，大约在南北朝后期形成，其时已有《三十六部尊经目》的出现，就是证明。
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的形成及其被用以组织众经，标志着道教经书已被集结成〃藏〃。只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还不能大量传播。《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反映了隋代前后道经作〃藏〃的情况：〃凡藏有二种：一者总藏，二者别藏。
总藏者，三洞四辅同作一藏，上下或左右前后作重级，各安题目《三洞宝经藏》。别藏者，三洞四辅各作一藏，凡有七种：
一者《大洞真经藏》，二者《洞玄宝经藏》，三者《洞神仙经藏》，四者《太玄经藏》，五音《太平经藏》》六者《太清经藏》，七者《正一经藏》。皆明题目，以相甄别，若次安之。〃
同书还记载了经函、经帙等规制。帙是盛装经书的丝囊，每一帙或十卷，或五卷，长卷经书则分在几个帙中，短卷经书则数部为一帙。若干帙合为一函。此外，从敦煌遗书中，可看到唐代的写经格式，先写经名，空一行书写经文，经文毕，再空行复写经名，每一行为十七字。现存《正统道藏》的格式大致相同。
历代道藏
历史上曾编纂过多种〃道藏〃。开始只是道士个人或某一宫观进行集结活动，从六朝所出多种道经目录中反映出这种情况。北周武帝开始以官方力量参与集〃藏〃活动，建德三年（574）命置通道观，令道士王延校定三洞经书，得经传疏论八千零三十卷，奏贮于通道观。隋朝官方也进行过收集整理道书的工作，《隋书·经籍志》记载，隋炀帝即位后，〃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隋朝道书总目》载，共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这个数字远不能反映当时道书的真实数量。
唐代继而大规模集结道经、编纂道藏。如前述，在唐弘道元年，道士王悬河曾在成都立《道藏经序碑》，其中《一切道经序》（见敦煌遗书S．1513），为唐高宗所撰，似表明唐高宗曾以宫方力量主持编纂过一部道藏名《一切道经》。
唐玄宗即位不久，敕道士史崇玄等与昭文馆、崇文馆学士，据长安京中藏内见在经书二千余卷，修成《一切道经音义》一百四十卷，后又撰《道藏音义目录》一百一十三卷（《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著录。包括音义目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