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theg lory that was Greece，／And ghe flrandeur the was Rome，），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
中国文化的一大正宗是道学－不管真道学或假道学，在道学的镶魑光魅影下，人人都被道德迷你，做成了道德迷，并且迷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流风所及，男女间的爱情问题，自然也就一律道德挂帅，谁谈情说爱谁就不是好东西，就要被摒于孔圣人的门墙之外，死了以后，也分不到孔庙的冷猪肉吃，人人想吃冷猪肉，所以人人都不敢公然谈情说爱。至多有多多的情感，却没有少少的勇敢。
清朝有一个朱彝尊，算是一颗慧星，他居然有了爱情的故事，并把这故事，写成了“风怀诗”，不但把诗写好，还要把诗收进他的《曝书亭集》，他的道学朋友一看，可急了，劝他注重清议，别把这不三不四的咸湿诗放到集于里去。可是朱彝尊不肯，他说：“吾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大好猪肉宁不吃，也不删掉这首诗）
不了解中国历史背景的人，很难想像朱彝尊这种勇气有多么大！很难想像这种但白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在道德挂帅下，在真假道学桎梏下－匍伏在下面的，很少不是双重人格，双重得至少有两副以上的脸孔来应付人间世：一副是道貌岸然的脸孔，一副是暗渡陈仓的脸孔，前者用来说教，撑门面；后者用来发泄，调剂满口大道理后的紧张情绪。
这种现象，试拿清朝的“南袁北纪”来说吧：袁子才袁枚，一边写《小仓山房文集》来说教，一边写《子不语》（即《新齐谐》来发泄；纪晓岚纪昀，一边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撑门面，一边写《阅微草堂笔记》来调剂情绪，他们的作品，道貌岸然与陈仓暗渡前后辉映，乍看起来，简直不是同一个人作的，事实上却明明同一个人于的好事，袁枚、纪晓岚两位，其实还算有点真情至性的，至于别人，人格分裂得就更严重：元稹为老情人莺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长庆集》；孙原湘为女朋友屈、钱两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天真阁文集》；陈文述的情词艳句，不敢收入他的《颐道堂集》；而和凝呢，索性干脆得一千二净－他做了大官以后，居然把他作的“香奁诗”全部赖掉，竟说不是他作的，是韩恨左心右屋作的！
这些人格分裂的现象，都表示了在爱情的态度下，大家都变成了胆小鬼，戴上了面具，转入了地下。大家谁也不敢表露真情，至多做到暗通与私恋，表露到一片反常、一片变态、一片自我陷溺（self一absorption）、一片假惺惺！难乎为妓
中国传统中爱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结交，不靠自由恋爱，而靠“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男女间事，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间的私事（private affairs），而是父母媒的“大锅炒”的亲事。这样的结交，一·开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爱情本位，夫妻之间，想在这种本位下产生罗曼蒂克的爱情，实在气氛不足，所以中国的爱情故事，像《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趣，为数就少。中国的女人结婚后，相夫教子，做黄脸婆，已无罗曼蒂克余地；男人结婚后，如果想爱你爱在心坎里，对象却很特别，被选中的对象，不是别人，却是青楼情孽－妓女。
以前的妓女和现代不一样。现代妓女都很忙，忙得不打话，就上床，实不考究任何水准与情调；以前妓女却斯文扫床，大家得先“小红低唱我吹萧”一番，绝不许公鸡见母鸡。公鸭见母鸭式办事。骚人墨客，去找她们，必须经过基本的过门儿。这种情形，在唐朝发展得最具“规模”。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妓院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等作品，这说明了，男欢女爱，不在别处，正在秦楼楚馆之中。秦楼楚馆是中国式爱情的大尾阎和大市场，中国式爱情沦落至此想来也真可悲。
另一种变相的沦落，是佛寺道观的媒孽。由于传统中男女交际层层设限，大家只好藉可以公开见面的所在、公开见人的职业，得到不少偷情的自由，唐朝的女道士，许多都是私娼。其中水准与情调，有的很高，自然就是大家漫爱的最佳入选。李白有送女道士褚三清的诗，施肩吾有赠女道士郑玉华的诗，例子举不胜举。这种文人和“尼姑”的恋爱，相对方面，也就是太太小姐跟“和尚”眉来眼去的张本，传统里所以有这些畸型的爱情故事，究其原因，都是社会环境封杀爱情的缘故。男乎为妓
因为社会环境封杀，另一必须点破的畸型是－同性恋情况的严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乡土得要命，以中国文化和乡上自豪的，实在不可不知。
照《阅微草堂笔记》的说法，中国同性恋历史之久，可以上溯黄帝时代。中国自古就流传“美男破产，美女破居”的谚语，《晏于春秋》记齐景公与羽人的事；《韩非子》《说苑》记卫灵公与弥子暇的事；《战国策》《说苑》记安陵与龙阳的事；乃至《史记》《汉书》记高帝与籍孺，惠帝与阂孺、文帝与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与周仁，昭帝与金赏，武帝与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与张彭祖，元帝与弘慕、石显，成帝与张放、淳于长，哀帝与董贤等的事，都是习见的例子。两晋南北朝时代，竟有许散愁向统治者自白，表示“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不搞后庭花，竟成为一个人足以自豪的美德！可反证当时男色的普遍！
同性恋不但有普遍性，甚至普遍到别有地区性。褚人获《坚瓤集》里，就记有“闽广两粤尤甚”的“南风”，清朝的福建省、广东省、以及首都北京，在这种风气上都前卫都十足，北京的特色是戏子做相公。相公者，像姑也，像姑娘而实非姑娘，当时地位，还不如妓女，倡优排名，只能跟进，伶人见妓女，得行礼请安。清朝法律中明定优伶子孙以至受逼被奸的男子，不许参加联考。一律成为被联考拒绝的小子，可见多斜门儿，这种优不如倡，直到～）芳出现，才算人心大变。梅兰芳的出现，使举国若狂．使中国人的奇异爱情尺码完全情不自禁。这种流风，只要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反串，看到中国人喜欢男不男女不女的“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就可恍然大悟了！难乎为继
写到这里，大中华，小爱情的一些切片，已经稍具轮廓。大致的结论是：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分裂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三十年，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的感到，这些都是变态，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后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么？
十一月五号报上说，台北西门闹区的情杀案，是“在某单位眼役的中尉军官庄水昆，因情感纠葛愤而行凶，他先在部队内杀死了一名卫兵，并将这名卫兵的尸体藏放在车辆底下，然后拿了一支枪从新竹赶至台北，到自己一见钟情的部属妹妹许美月家中，将许美月击毙。击伤她的哥哥，并放火焚屋，然后畏罪饮弹自杀。”
看吧，又来了！中国式的爱情！随便一个例子，就显露给我们多少病态、多少粗鲁！但你别忘了，这种行为，并不是“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个人的行为，这种行为是陈旧、拙劣爱情传统的反映，只有根本不懂爱情为何物的人，才如此焚琴煮鹤，如此赶尽杀绝，如此霸王硬上弓。真正的爱情绝不这样，这样不漂亮的、不潇脱的，绝不是真的爱情！
现代的中国入，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开展现代化的爱情。迷恋秋雨梧桐，何如春江水暖？感叹难乎为继，何如独起楼台？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中国文化和乡土，都无根可寻、无同可认，虽然本是同根生，无奈土壤不对，对现代的我们，实没好处。
觉醒吧，中国的情人们！大情人正等我们来做。此时下做，还待何时？难道真等地老天荒吗？别迷糊了！地老天荒只能做大浑蛋，绝非大情人。要做大情人，可得趁早呀！ （一九七九、十一、十。）
（附记）
刘声木《苌楚齐四笔》卷二有段文字记朱彝尊的“风怀祷”，他说：吴县张应南户部藏有朱彝尊风怀诗手稿，与刘本不同涂改满纸，均有“颠倒鸳鸯”小印铃记，前后有名人题跋甚多。其妻兄吴县曹君直孝廉元忠曾亲见之，大仓某家藏有《鸳水仙缘》弹词一种，记风怀诗及洞仙歌词曲本事。
吾乡姚庚甫大令景衡，年七十余，尝为后学讲凤怀二百韵隐事，语语有证云云，语见桐城萧敬甫敝君穆庚子札记。
声木谨案：秀水朱竹坨太史彝尊，诗在我朝，虽为一大家，而风怀一诗，实为全集之站，亦无庸为之穿凿附会，务必牵合及子某某而后己。纵使大史自暴其恶于众，后人更不必为之穷形尽象，刻划无盐，吾不知为之笺证者，欲师其事乎？抑欲师其诗乎？未免两失之矣！这段很有赶味的老夫子文字，更可反衬出朱彝尊的大勇。
…
更多免费TXT书请到
BBS。downtxt
…
downtxt收藏整理
灵肉可以分家吗？ 神仙只有灵的问题，因为神仙有灵无肉；动物只有肉的问题，因为动物有肉无灵。 肉都有的问题，只在人类发生，灵肉问题，只是人类的问题。
或许有人说：你李敖《独白下的传统》书里，不是提到“欢喜佛”吗，欢喜是神仙，是肉交中的神仙，准说神仙有灵无肉？我的答案是：欢喜佛只是神仙的塑像，并不是神仙本身，神仙本身－如果有的话－是虚无缥缈的、不成神形的，他的真面目，是没有肉身的，既然没有肉，结论有灵无肉，自然成立。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没肉就没灵，但上帝不在此限，其理就在这儿。
或许又有人说：动物中也有灵得很的，像“灵龟”、“灵蛇”、“灵禽”、“灵雀”、“灵鹊”、“灵猫”、“灵犬”等等、可见动物也不一定有肉无灵。我的答案是：这篇文章谈的灵，是与肉相对的灵，不是其他的灵，有关动物的灵，是灵性的灵、智慧的灵、习性的灵，彼灵非此灵，动物没有灵与肉的意识与理论，所以灵肉问题，不是动物的问题。
人类本是动物出身，他在原始竞争中，肉体的本钱并不足：游不过鳄鱼，缠不过巨蟒，跑不过豺狼，打不过狮熊虎豹。一场混战下来，结局常是“人为万物之肉”。这时候，人类站起身来，开始头脑体操，最后自败部转入胜部冠军，成为万物之灵，灵呀灵的，到头来却发现不够灵，因为解决不了灵与肉的多边关系问题。
最早闹出这种问题来的，是西方中古前期的基督教的理论家和“文字警察”们，认为人类灵魂的永生，有赖于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肉的控制。对肉的控制，本是哲学家宗教家的一个老题目，但到了中古教棍手里，却变得走火入魔。中古教棍提出一种毫无根据的怪论，叫做“唯灵论”，或叫“灵魂至上论”，或叫“崇灵贬肉论”。这种怪论，不论怎么巧立名目，怎么叠床架屋，怎么演绎，它的基本论调，不外“灵”是高的、圣的、好的；“肉”是低的、邪的、坏的。这种灵上肉下发展的顶峰，可以达到肉的行为，足可全被灵给架空的魔术程度，一个学者型的教棍，有次发为妙论，宣布只要在灵的方面不怀邪念，甚至可以摸修女的大奶奶（或小奶奶），而毫不犯淫罪。这就是说，肉的行为，只要一滴灵，就可以一点也不肉了！
这种灵肉分离的摸奶奶工夫，进一步发展就更精彩了。《教会史》（Hstoria Ecclesiasticus）里记巴力斯但的洋和尚，能过“百分之百的高明而神圣的生活”，能够“完全克服他们的情欲”，火候可达到“与女人一起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