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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若绝之于萌芽。”又曰：“为国之道，以义训人，将教事君，先令顺长。“又曰：“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则无辞！若使倾夺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祸必难救。非独长乱之道，亦关谋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宁，起于仓卒，诸郡守将固非连谋，一城师人亦未协志。各计度于成败之势，回遑于逆顺之名，安肯捐躯与之同恶！”又曰：“陛下但选文武群臣一人命为节度，仍降优诏，慰劳本军。奖万荣以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以辑睦之义，厚赐资装，揆其大情，理必宁息。万荣纵欲跋扈，势何能为！”又曰：“傥后事有愆素，臣请受败桡之罪。”上不从。壬戌，以通王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以万荣为留后。
德宗听到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消息以后，让人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宣武军与汴州城都已经安定下来了，最好派遣朝廷的官员前去宣布慰劳的诏旨，缓缓察看事态的发展，以期避免过失。他大略是说：“如今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由大家的情绪所导致的，但是李万荣掌管军事，也并不是朝廷的旨意，这是关系安危强弱的时机，希望陛下审慎再审慎。”德宗又让人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对事态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打算任命一位亲王担当节度使，准备命令李万荣执掌留后事务，有关这一任命的制书就要从内廷发出。”陆贽再次上奏，大略是说：“虽然我对佩带着兵器比武的事情不能胜任，但是对筹划军事并破坏敌人计划的事情也许还有一些见解。一般说来，控置安危是由形势决定的，委任官职的成功与否是由才能决定的。形势就如同器物一样，就看如何安放，安放在平地上就平稳。才能就如同背负东西，就看负重多少，负担过重就会跌倒。如今李万荣上奏陈述的内容，颇为猖狂，只显露出要求任命的态度，绝没有谦让的礼数，根据这种卑下浮躁行为来看，他与奉公守法的人大有区别。又听说李万荣本来是滑州人氏，偏袒厚待本州的将士，但与他投合的滑州将士，只有三千人，而各军营的士兵已经甚为抱怨。根据这种偏颇不公的态度来看，他也不是担任将领的材料。倘若李万荣如愿以偿，骄傲自满起来，结果不是行为忤逆，就是自取灭亡。行为忤逆就会犯上作乱；自取灭败亡就会使军队败坏。”他又说：“苟且要求是不合正道的，苟且应允是没有诚意的，势必会使君臣之间生出嫌疑。与其在嫌疑滋长蔓延后再去图谋，不如在萌芽状态便去根绝。”他又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正道教诲人，要让人事奉君主，先要使人服从长官。”他又说：“掌握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办事往往专断独行，要想把罪名加给他们，谁不能找到借口！倘若谁是倾轧强取的人，谁就能够替代他的职务，那么，面对利益，人们各自都想得到它，这个念头一经暗中滋生，所产生的祸患肯定是难以挽救的。这不单是助长变乱的途径，也关系到谋逆的发端。”他又说：“昨日李万荣赶走刘士宁，是匆促发生的，各州县的守将固然不曾合谋，汴州一城众人也并非意见统一。他们各自估量着形势发展成败的可能，彷徨在从逆作乱与顺承朝廷之间，怎么肯捐弃性命，与他狼狈为奸呢！”他又说：“陛下只需在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个人任命他为节度使，并颁布宽和的诏旨，慰劳李万荣军。以镇抚安定宣武的功劳奖励李万荣，对他另外加以恩宠与委任；以上下和睦的道理表扬宣武将士，赐给优厚的物资与装备，估计宣武军的大体情势，照理说是一定会安定平息下来的。即使李万荣打算骄纵专横，在这种情势下，又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又说：“倘若以后的事情超出我原来的估计，请让我接受破坏军旅的罪罚。”德宗不肯听从。壬戌（十七日），德宗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任命李万荣为留后。
＇19＇丁卯，纳故驸马都尉郭暧女为广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长子。妃母，即升平公主也。
＇19＇丁卯（二十二日），将已故的驸马都尉郭暧的女儿聘娶为广陵王李淳妃。李淳是太子的长子，郭妃的母亲便是升平公主。
十年（甲戌、794）
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1＇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余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1＇春季，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羌人、蛮人二万多户前来归降。德宗颁诏加封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2＇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欷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2＇崔佐时来到云南的都城羊苴城，几百名吐蕃使者原先便在云南国中。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打算让吐蕃知道自己已经归附唐朝，便让崔佐时穿着柯人的服装进入羊苴城。崔佐时认为不恰当，他说：“我是大唐朝廷的使者，怎么能穿著小小夷人的衣服呢！”异牟寻没有办法，只好在夜晚迎接他。崔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害怕，他望着周围的人们，连脸色都改变了。然而，已经归顺唐朝，只好抽抽咽咽地流着眼泪，趴在地上接受诏旨。郑回暗中去见崔佐时，教给他如何去做。所以崔佐时完全了解了其中的情由，因而劝说异牟寻悉数斩杀吐蕃使者，除去吐蕃封立的名号，献出吐蕃给予的金印，恢复南诏原来的名称，异牟寻完全听从了这些建议，还刻成金质的契约献给崔佐时。异牟寻带邻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征兵万人于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在此之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发生激战，死亡与负伤的人很多，便向去南征调兵员一万人。异牟寻借口国家微小，请求派兵三千人，吐蕃嫌少，云南将兵员增加到五千人，吐蕃才答应下来。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在前面行进，自己却率领好几万人跟随在他们后边，日夜兼程，前去袭击吐蕃。云南吐蕃在神川交战，大破吐蕃，占领了铁桥等十六座城，俘虏了吐蕃的五个王，降服吐蕃人众十余万。戊戌（二十四日），云南派遣使者前来进献捷报。
＇3＇瀛州刺史刘为兄济所逼，请西捍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亲视之，死者哭之。
＇3＇瀛州刺史刘被哥哥刘济所逼迫，便请求到西边去保卫陇坻地区。于是，他带领部下士兵一千五百人以及男女家眷一万余口前往京城。由于号令严明整肃，沿途没有一个人强取百姓的鸡狗，德宗很是嘉许他。二月，丙午（初三），德宗任命刘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以普润为治所。刘不让人敲打着木梆在军中巡夜，也不设置音乐。士兵病了，刘亲自去看望他们；士兵死了，刘亲自去哀哭他们。
＇4＇乙丑，义成节度使李融薨。丁卯，以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复，齐物之子也。复辟河南尉洛阳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侵军政，坦每据理以拒之。盈珍常曰：“卢侍御所言公，我固不违也。”
＇4＇乙丑（二十二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 由于监军薛盈珍屡次干扰军中政事，卢坦往往依据理法反对他。薛盈珍经常说：“卢侍御讲的话都是为公家着想，我当然不能够违背他。”
＇5＇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遣归。
＇5＇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京朝见，德宗给与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回去。
＇6＇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五月，庚子，徙士宁于郴州。
＇6＇夏季，四月，庚午（二十八日），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伐并平定了变乱。在此之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素来骄矜专横，李万荣憎恶他们，便派遣他们到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都怨恨他。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起变乱，进攻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了他们。亲兵边掳掠，边溃退，多数逃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洛阳。李万荣悉数诛杀了作乱将士的妻子儿女几千人。有几个军士在街市中大声呼喊说：“今天晚上，部队大规模开来，汴州城就会被攻破。”李万荣收捕斩杀了他们，还上奏声称这是刘士宁所做的事情。五月，庚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
＇7＇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7＇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包围了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去救援，德宗不肯允许，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8＇陆贽上言：“郊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迁，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
＇8＇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大赦天下的赦令颁下，已经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流放的人们还没有得到大赦的恩典。”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了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要以诚意对待众人，可以责备臣下，对他们发怒，但不能够猜疑他们；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但不能够怨恨他们。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谨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重新做人。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逐渐触犯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黜。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执行法规，这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以后顾念臣下的才能，便又逐渐地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够再次被起用，有谁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又何必为打乱常规变乱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认为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废免，不得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自行弥补过失，使蕴含着才华的人终究不能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穷困潦倒，就希望变革；身境痛苦，便图谋作乱，或许就是产生于此。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便会发生仍然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