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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社会科学正在从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中复苏。你大概知道，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哲学理论，它认为历史是无法探究的。这种主张是错的。我们当然不能回到韦伯和马克思的时代，但我们理所当然应了解当下的历史趋势。对历史趋势的掌握将有助于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所以，无论是知识分子、政治学家还是经济学者，都得参与到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去。这是现在进行着的、关于社会和政治最重要的一场讨论，它关心的是未来将会如何，我们的社会将会如何，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以及政治将因此而如何改变。
马克斯·韦伯所面对的许多问题，比如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冲击，以及社会的官僚化，到了今天都必被全球化的问题所替代。我们需要讨论的还有全球化带来的相关效应。因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也没有单一的起始点。所以我们讨论技术趋势，讨论通讯，讨论全球市场，讨论1989年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的消亡对全球社会带来的影响。就我看来，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因为这些全球化力量影响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全球社会。比如说你们，留着长发，用英语和我进行交流，因此还会出现关于你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许即使是十年前的中国也是没有这个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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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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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全球化进程重新建构了个人的身份、生活方式、个人理想。传统文化逐渐消退，家庭生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性行为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都是社会学问题，是人们生活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时所遭受的冲击。全球化强调的不是依赖（dependent），它最简单的定义是“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我们的互相依存度变得前所未有地高。
你最近在BBC做的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我们自己人为制造风险的社会，你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社会越将自己与过去剥离，科学技术越创造出一个远离自然的世界，我们就越是被迫去思考风险。因为我们面对的未来与过去是如此不相干，以至于我们无法对风险进行预测。我们身处的困境有很多，比如关于全球变暖的讨论，你不得不相信它，因为它发生的几率很高。但是你并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等你知道的时候就太迟了。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新问题，都是我们一手制造的。
你的主张是，我们应该更主动地参与这个世界，我们能够重新设计这个世界，因为风险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把握世界的某一个方面，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未知的方面。社会学理论也同样如此。以市场为例，市场理论能够通行，是因为不确定性带来的动力。你无法剔除不确定性，因为这太复杂了。在今天的市场中，每个人都在揣摩别人在做什么，而其他人也在猜测这些人在做什么。不光市场主义是这样，环境主义也有类似问题。
我们的问题头绪太多，混乱不堪。就拿政府决策来说吧，当人们的健康遭受到某种威胁时，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流行的禽流感，就会让政府当局陷入困境：该不该告诉人们某种危险正在逼近？如果政府说出来但却错了，人们会说：你为什么无端地要吓我们呢？但如果政府不说出来，人们又会说：你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事却不告诉我们？这个两难处境很难解决，因为你无法事先知道风险究竟有多大。新的技术、新的食品制造方法、新的科学创新，许许多多都是你无法预知的。
那我们是不是该更主动地去设计我们的未来社会？过去150年的历史表明，这种主动设计往往造成巨大的危害？
这就要求你要承认自己有可能会犯错，因为你实在无法预知。比如说口蹄疫，没人了解这种疾病，没人知道该怎么做，人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一旦最初的办法不适用，疾病就会极大地蔓延开来。类似的风险今天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无法预先对其加以控制，我们一开始也无法得知风险究竟会有多大。如果你将太多的风险通告人们，人们反而会毫不在意。所以，这是一个困境，尚未找到解决之道。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创立时，发起人是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知识分子，如罗素和凯恩斯都活跃在这里，那一代知识分子极大地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你怎么看如今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否今天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衰落？
是的，知识分子的位置正在发生改变，大学系统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因为随着我们所谈到的通讯革命的来临，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已经极大丰富的社会，大学已经失去了以往所有知识生产中心的垄断地位。其影响之一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媒体—的兴起。因为媒体正在固定地生产和传递大量的知识。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获得公众的认知，就必须参与媒体。而这，你也知道，会损害知识分子的表达。这就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我是不是该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而非与公众的交流？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角色仍然很重要。因为我们去理解这个难以把握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与过去相比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些变化。因此，知识分子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你是全球学术界的超级明星，你也影响了工党政府，你怎么看自己在学术界的位置？
不，我感兴趣的不只是工党，而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在大变革环境下全世界社会和政治的重新建构。
就拿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来说吧。这场争论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先前所谈到的这些变革，以及怎样才能建构一个在全球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社会。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中所有社会都在面临的问题。所以“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可以出现在英国，也可以出现在中国。因为即使它们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历史，但却面临着相同的结构问题，全世界都在寻找解决之道。
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影响不同国家的中左派。他们正在考虑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政治决策，才能让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实现左派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宏大的任务。尽管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演进，因为我们必须应对新的变化。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着政治上的新尝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对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感兴趣的原因。
一生中最令你感到受挫的经历是什么？
哦，我这一辈子就是一系列的挫折。我希望自己写的书会更好，希望自己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会更大。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由不断的失败和挫折组成的。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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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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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你兴奋的经历呢？
也许是过去这六七年吧。我接触了许多政治领袖，不光有英国的，还有世界其他各国的，以及一些对全球政治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政治领袖都令人兴奋，但是与他们见面总是有趣的。
2002年11月，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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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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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1952－），兰德公司顾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福山的作品《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于1992年出版后，已发行了逾20种语言版本。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会美德及繁荣的产生》亦有20多种外文版发行。该书被欧洲评为“年度商业书籍”，同时也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商业书籍之一。
福山所著作品重点关注于民主化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等问题。早年间他撰写了关于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文章，近年来侧重于研究文化和社会资本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近作《大分裂》则探讨了社会秩序的起源。
日裔美国人福山出生于芝加哥，分别在康乃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拿到了古典文学学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1979年至1980年间，福山供职于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分部。1981年，他成为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小组的成员，专门研究中东事务，并加入美国代表团参与了埃以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1983年，福山回到兰德公司原职。1989年，复入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小组，担任负责欧洲政治军事事务的副主任。1995年至1996年，福山再度回到兰德公司。
福山是美国斯拉夫高级研究协会的会员、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成员，同时兼任《外交事务》杂志的书评编辑、美国总统生物伦理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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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未重新开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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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朗西斯·福山2003年3月8日离开华盛顿前往中国的那一周，《经济学人》的封面上是山姆大叔神色紧张、双目惊恐的身陷书堆的漫画。《让我们去伊拉克》、《牛津邪恶词典》、《国家重建初学指南》、《伊斯兰的扩张》这样名称的著作将他紧紧包围。这期杂志的社论是《Takingontheworld》。“他的脚底下，你可以看见《历史的终结》”，福山在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的讲演以这种自嘲开始。
被习惯性地蔑视为缺乏教养的布什政府正在被迫学习理论来支持他再造世界的雄心吗？尽管对伊动武的时间被一拖再拖，甚至希拉克在2003年3月10日表示不惜动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的行动，但谁都清楚，战争已不可避免。主要的战争很可能在短期内就结束，更多的探讨已转移至美国将伊拉克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进而引发一场重塑中东的连锁反应的问题上。新闻记者与半调子历史学家，已急不可耐地将之与美国在二战后对于德国和日本的改造进行类比—它们都已从战争制造者的极权体制过渡成稳定的民主政体。而一个遵循了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的中东，将有效地消除它潜在的不稳定性—催化恐怖主义、油价的变数，乃至巴以冲突……
“这是一场赌博”，尽管与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及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弗威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与前者曾任教于同一所大学，与后者曾共同在里根政府任职），并坚信民主政体与自由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终级模式，福山仍对于这场行动保持某种谨慎：“在德国与日本的成功是否适用于阿拉伯国家，对此，我也没有答案。”福山分析说，伊拉克有一些优势，因为它不像阿富汗一样长期处于动乱状态。它拥有政府的根基，有现成的公共服务系统，还有石油资源。尽管他不相信它在短期内就可以成为一个民主政府，但以更长远的眼光看来，这仍存在可能性。他相信学者与官员们花了过分长的时间来讨论阿拉伯是否能接受民主政治，但某些例证已提供了一些明证，比如土尔其成功的世俗化。
福山拥有典型的东方气质。他1952年出生于美国，父亲是一位杰出的日本学者，参与建立了京都大学的经济学系。他沉静得不无拘谨，偏矮的身材使他行走在人群中时很容易被忽略。事实上也是，我在他被簇拥到演讲座位后，才看到那张著名的面孔。他的衬衫领子不太顺从地略微突出来。当讲话开始时，他的双手交叉起来，并形式有限地作出手势。他的声音强度与速度也被控制在一个相对平均的维度，这使他成为一个标准的学术讨论会式的讲演人，却不是个引人入胜、善于（禁止）幽默的情绪调动者。
福山安静的个人气质，与他的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热烈讨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如今的时代，很少有几位以思考和写作为业的人比他遭遇过更多的攻击、引发过更多的争论。在过去的13年间，他每一部著作的出版都像一桩新闻事件，总是触及到我们世界正在面临的根本性转变。纯正的学院派可以攻击他的思维体系漏洞百出、过于通俗。在1989年提出“历史的终结”时，他也很容易被视作是一位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但令人惊异的是，与大多数名噪一时的学术明星不同，他一直顽强地活到今天，他的影响力几乎未受损伤。尽管这种影响力常常被简化成某种符号，就像人们常常在“文明的冲突”与萨缪尔·亨廷顿之间划上等号，而忽略了亨廷顿所要表达的具体观点与复杂的论证过程一样，弗朗西斯·福山是与“历史的终结”紧密相连的，也尽管福山要一遍遍地重复，“历史的终结”实际是由黑格尔而非他本人创造的。
关于福山的一切故事是由1989年开始的。这一年，37岁的福山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