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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BC新闻大楼6层的办公室里，桑布鲁克张开双臂迎接我们，笑容灿烂而真诚。他那蓝色衬衫与红条纹领带的穿着与办公室的陈列一样简单，而他讲话时的认真与谦虚态度则让我怀疑眼前这个人是否就是那位热衷于“伟大时刻”的记者。他表情严肃地倾听着问题，甚至记录要点，以使回答更为切中要害。我得承认，桑布鲁克先生不像我最初想像的那样激动人心，他的回答清晰、准确，却过分谨慎。但是一切谦逊都掩盖不住他对新闻业本身的信念以及试图领导BBC新闻台重新定义新闻概念的热忱。
“今天参与电视节目偶像评选的35岁以下的英国青年，比参与英国大选投票的人数还多。”桑布鲁克感慨在“历史已经终结”的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闻界沉醉于对戴安娜之死、莱文斯基这样的绯闻与琐碎新闻的追逐之中。令人吃惊的是，桑布鲁克并未指责观众趣味的庸俗化，他相信我们身处信息革命的中间地带，观众拥有前所未有的内容选择。“这是一个新闻业面临的新环境”，他解释道，“而严肃新闻节目的关键问题是，它们未能将这个更为复杂的世界向观众解释清楚，所以人们转向那些更容易理解的区域与琐碎的问题。”
在英国（甚至全世界）的新闻界中，很少有人比理查德·桑布鲁克更热心地相信“9·11”将再次改变我们的新闻价值取向。恐怖事件再次勾起人们对于国际新闻、陌生的阿拉伯世界的兴趣。或许新闻人都会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将重建新闻业的公共责任，但私下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相信，这可能仅仅是一次重大的灾难而已，人们的兴趣将很快回归最初的水平。在英国的新闻界，或许只有《镜报》的皮尔斯·摩根堪与桑布鲁克对“9·11”的热忱匹敌。这家英国第二著名的小报（仅次于《太阳报》）的传奇性主编语惊四座地宣称，要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严肃的新闻报道上，更多地探讨国际事务，而不是像对手《太阳报》那样目光短浅地仅仅刊登“三版女郎”。
“我们谁也无法预言，恐怖浪潮会持续多久，但我们必须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更全面与公正的新闻报道。现在人们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最能把握的东西。”桑布鲁克为BBC长久以来严肃而公正的新闻报道传统而自豪。当约翰·里斯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BBC时，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媒体巨人兼独裁者之一（他的性格与丘吉尔相当类似），秉信尚还极度幼稚的BBC肩负着像英国皇家艺术院、英格兰银行这样机构的崇高使命，BBC的广播节目是用来教育而非娱乐英国人民。它接受政府的补贴，却从未试图听命于政府。作为惟一的、国家设立的广播机构，BBC因为在30、40年代，尤其是二战期间的杰出报道，获得了几近不朽的声誉。在国家的危机时刻，人们守在收音机旁，倾听丘吉尔的演说与前线报道。它影响并包容了整个国家情绪。
“一个新世界已经到来”，英国第一家商业电视台ITV在1955年成立，宣布了一场媒体革命的开始。但一直到70年代末，BBC的地位从未遭受到商业广播电视的严肃挑战。伴随着英帝国没落的是BBC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无人匹敌的影响力（革命性的CNN直到1982年才创立）。以至于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的爱德华·萨义德会说，在阿拉伯世界里，BBC意味着值得信赖。自身日益增长的傲慢是这个巨人惟一的重要挑战。
而当商业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并且随之而来的信息革命出现时，BBC迟缓的行动开始遭受更多的质疑。它甚至和英国政府发生了一场战争，撒切尔夫人希望至少部分地将这个庞然大物私有化。BBC集团在过去的20年间一直在进行着痛苦的转型。最初人们批评它过于傲慢与效率低下，那些曾被它鄙视的商业电视台的兴起则冲击了它的市场。如今在经过上一任总台长（DirectorGeneral）约翰·伯特（JohnBirt）为期10年的改革后，人们又开始指责BBC正在失去其固有的高雅特色，它开始庸俗地追逐“收视率”。人们对于BBC的改革方案已经争论了将近20年，但一切改革都显得小心翼翼，没人敢触碰BBC在英国公众生活中占据的绝对地位与它无上的传统，包括以果断著称的撒切尔夫人。在谈论到BBC的机构构成与政府的关系时，一位BBC地新闻人评论道，“它们几乎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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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十字路口的新闻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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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遭受外人的批评，这并不奇怪”，桑布鲁克认为BBC仍保持着卓尔不凡的特色。尽管他说“BBC已不像20年前那样傲慢了”，但在涉及荣誉问题上，他一改谦逊，“BBC不是商业电视台，这决定了……”，而外界普遍认为，桑布鲁克先生是BBC新任总台长格雷格·戴克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前者致力于在提高机构效率的同时重新确认BBC的特色。而桑布鲁克领导的新闻部门则肩负着或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责任。2002年9月中旬，桑布鲁克制定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将传统政治节目的收视率增加20％。
正如他所说，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政治新闻的含义。年轻人关心国际事务，关心环境、毒品、移民问题，这些新议题已改变了传统政治的范畴。BBC的新闻希望借助“9·11事件”探索这种新的国际事务与政治报道的方式。正如桑布鲁克在一次讲演中所说，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严肃新闻的同时，必须提供更多的新闻背景。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坚守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信念，“我到了那里，我目睹了一切”，桑布鲁克在BBC新闻台倡导这样的精神。除了增加新闻的可信度外，这样做同样可能增加收视率，“对于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喜欢这种感觉”。
他热爱这个职业。在他的青年时代热衷于阅读杰出的国际事务记者詹姆斯·卡麦隆的专栏。“因为他总是前往第一线，亲眼目睹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有着进步主义的普遍信念：更多的信息，有助于你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尽管在这个理性遭受质疑、不确定性替代确定感的时代，这种信念显得不无天真与脆弱。
但是，客观的结果似乎并不倾向于桑布鲁克先生的热烈判断。由《金融时报》前任总编辑理查德·兰伯特领导的一家独立调查委员会在12月出版的一份报告表明，BBC新闻台的节目与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并无明显差异，它不具有BBC自己宣称的杰出特性。《卫报》不无讥讽地评价道，BBC新闻台不是过于相似商业电视台，而是还不足够像。新闻集团旗下的天空电视台无论在新闻质量与收视率上，都超越了BBC。而桑布鲁克先生在对天空电视台表示尊敬的同时，对此评价道，“BBC新闻台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创新以满足观众的需求。”
但不管遭受何种质疑，BBC新闻台仍是世界上最值得关注的新闻机构之一。或许它的收视率乃至新闻质量仍需面对全球主要电视新闻网的挑战，但它的伟大传统与声誉，则是无人匹敌。“今天在世界上没有哪一家机构与BBC拥有同样的创建方式、价值观和审美观……我们是以观众—而非商业广告—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在今天这个非常商业化的世界里尤其显示出了我们的独特性。”当理查德·桑布鲁克发表上述言论时，很多人愿意倾听，尤其是在这个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成为消费品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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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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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你报道了柏林墙的倒塌，当时你是怎么看这个事件的？不少观察家认为，电视新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你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
柏林墙倒塌的前一晚，我还在（英国）剪辑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晚间新闻节目。随后我便连夜飞到柏林，在那里组织了BBC其后一个月的全部报道工作。
它无疑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冷战从此宣告结束。但在当时，我们认为它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分裂了45年的德国终于完成了统一。之后，它真正的意义才慢慢凸现出来。这次事件最终促成了以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为主导、充满了各种局部冲突（波斯尼亚、索马里）的世界格局的形成。资本主义和西方价值观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张，经济全球主义占据了主导。全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和社会变革。然而，在“9·11”那天，我们却在某些地方看到了这些变化带来的反作用力。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再没有出现类似的重大历史事件。福山说，我们已来到了历史的终点。与此同时，媒体也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各种绯闻琐事上，没有人再关心国际新闻。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你因此而感觉到沮丧吗？
我认为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9·11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世界上的很多变革都是在全球层面上发生的，了解和把握它们非常困难。因此，才会有许多人逃避在绯闻琐事之中。它正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在解释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恐怖主义宣战将表明人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
一年前，你说新闻报道将会因“9·11”而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今天，许多人又开始逐渐失去了对国际事务的兴趣。为什么我们不能说“9·11”仅仅是一个大新闻点，它必将—甚至已经—很快过去？
我认为，“基地”组织所代表的反西方价值观的力量不会很快消退。反恐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我们还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袭击，如巴厘岛、肯尼亚。有人说，反恐战争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在和一种想法—而不是和一个军队—作战。我同意这种说法，这正是为什么这场战争将会非常艰苦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BBC因其战争报道而在世界上赢得了极为显赫的声誉。那么，“9·11”是否也为BBC提供了同样的机会呢？
我想也许会吧。BBC是以其公正、公平的全球性视角而闻名的。在今天，这一点相比以往尤显重要。BBC在全世界的分社比任何一个新闻机构都多，它聚集了大量术有专攻的新闻人才。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源的价值将会日益凸显出来。
你把很大的赌注押在了全球反恐战争上，希望借此能够为严肃的电视新闻赢得更多的观众。但现在却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将持续到何时。力量全悬于一线会让你感觉到危险吗？
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得去面对。眼下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努力让人们在全球反恐背景下提高对新闻和政治的兴趣。我们会尽可能久、尽可能好地一直坚持下去。
你在上任之初，曾提出要重新吸引年轻人对政治报道的兴趣，如今你发现某种有效的方式了吗？
英国参加最近一次大选投票的选民数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严肃的政治报道的收视率也在下跌。我们针对收视人群—尤其是年轻观众—进行了一次市场调查后发现，他们一方面是对政客失望，一方面则是对电视台的政治报道失望。因为电视台的政治类节目只有一个模式：总是一堆中年人围绕着政客话题互相喋喋不休。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政治失望，他们仍然对具体的事件、环境问题，以及其他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事情充满热情。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怎样去报道那些他们倾注了关注与热情的话题，然后把这些话题重新与政治建立起联系。
我们要让观众明白，正是他们认为很无聊的政治直接影响到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检视我们的节目有没有明确表达出它们与政治的联系。同时我们也要革新传统的节目制作方式，把那些喋喋不休的中年人统统从演播室里请出去，让年轻的、充满爱国热情的主持人们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去，满怀激情地进行报道。
我们也使用了互联网和互动电视等新的方式来加强这种联系。举例来说，我们正在制作一个网上服务，叫做“ICan”。它不仅仅是为政治、新闻类节目而设的，它还向体育、电视剧、纪录片等等BBC提供的所有节目提供服务。通过“ICan”，观众可以让我们在策划一个节目之初就能知道这个节目谁会喜欢、谁会不喜欢，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住观众。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服务来建立年轻人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这是否意味着你必须重新定义政治的范畴？
我认为这还是回到了以前的原则，这是在扩展我们的视野。很多传统的东西是无法重新定义的，比如政治。而实际上，在很多政治节目的观众眼里，政治的范畴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