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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一个票号掌柜请杨文光帮助的情景：
“杨掌柜，我已是第四次找你了，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就算是帮我这个忙吧！”山西票号李掌柜几乎是在求杨文光了，“我手中的几万两银子全放给你，多少利息都可以；我外面的放款，你也帮我收了，收多少算多少！”
已经有好几个票号的掌柜这样求杨文光了。杨文光的心里也很矛盾，他想了一下说：
“李掌柜，不是我不帮你，我也不敢冒这个险啊！你想想，万一余栋臣打进来，遇到不测，我怎么对得起朋友？我用什么钱还你？我确实爱莫能助啊！”
说完，杨文光继续吸着水烟袋。
李掌柜见状，知道杨文光心里在掂量，又狠了狠心，再次杀价：
“杨掌柜，我们合作多年，这次的忙请你一定要帮！我的银子就算是请你代我保管了，不说啥子利息不利息了；如果你帮我代收放款，我再付你手续费。你看这样如何！”
杨文光放下烟斗，从椅子上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室内踱着方步，沉思了好一阵子，说道：
“好吧，就照你说的意思，让我再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不过，真遇不测，可与我无关呀！”
李掌柜走出聚兴仁商号，嘴里说的是感谢的话，心里却直骂娘：
“你杨文光可真狠心，乘人之危，大大压价！”
但除了杨文光，他又能找谁呢！无奈，他只好忍了。
在室内踱着方步的杨文光，表面十分平静，内心却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逃，还是留？”杨文光反复地问着自己，“逃，就必然像其他人那样，得降价抛售存货，肯定要大亏血本，于心不甘。留呢？若余栋臣打到重庆，不但财产保不住，可能连命都会搭上；如果余栋臣被清军消灭了呢？那不是可以大大发财了！”
杨文光一下子想到洪秀全起义，当时洪秀全已定了都，建了国，称了王，但最后还是被清军消灭了，而小小的余栋臣又能成什么气候呢？必败无疑！想到这里，杨文光紧锁的眉头展开了。俗话说“要得富，险中做”，向来稳重谨慎的杨文光决定在别人纷纷外逃时，孤注一掷，“人弃我取”。于是杨文光便和李掌柜等很多商人票号立下字据，签下协约，帮他们存银子，收放款，不但不付利息，还有手续费可得；同时又用这笔现款购进大批跌价土特产，装满重庆的几个仓库；在上海也大量进货，运存于汉口、宜昌、万县等地，伺机高价出售。
果然，几个月后，传来了余栋臣被剿灭的消息，川东局势逐渐稳定，重庆市场也活跃起来。
这时的杨文光，手中控制的大量商品，完全可以左右市场的价格。他一方面将价格扶摇直上的川货运往上海，另方面又将下江货在重庆高价出售。仅这一年，杨文光便盈利六十万两，为其投资一万两的六十倍。由此，杨文光成了重庆商界的殷实大户，“杨百万”的大名传遍山城。
“要得富，险中做”，“人弃我取”，成了杨文光发家的重要秘诀。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０四年），杨文光已开设商号十余处，购置田产数百亩，奠定了杨氏家族财产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乃是他的三子杨粲三。
初掌聚兴诚商号
杨氏家族中的杨文光，在长期的商战中，深深地体会到要使杨氏家族长盛不衰，“非人力财力相辅而不能成功”。因而他特别注意对杨家子弟的培养，以造就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八九八年，杨文光就仿照《朱柏庐治家格言》，制定了《杨依仁堂家规》，将“勤俭谨和、量入为出”八字作为全家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其意就在于“愿得忠厚仁慈、读书明礼之辈，有其人以保吾家，余愿足矣”。到了晚年，他更将培养接班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杨文光曾在家中设立私塾，延聘有名望的先生执教。杨家子弟很小即被送进私塾发蒙。先学《三字经》、《百家姓》，后读《古文观止》、“四书”、“五经”。杨文光经常到学堂中巡视，态度十分严厉，孩子们都很怕他。
杨文光注意发现子侄们的特长，以便因材施教。
长子杨寿宇性格随和，待人诚恳，精于算计，对做生意很有兴趣。杨文光对他十分疼爱，经常将他带在身边，让他多见世面，锻炼其经营管理才干，有意将他培养成杨家基业的接班人。
次子杨希仲少有大志，发愤苦读，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后，因品学兼优被选送日本留学，决心发展民族工商业，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杨文光对次子深寄厚望，视之为杨家的“千里驹”，任其自由驰聘。
杨粲三争强好胜，个性刚烈。他对自己“第三子”的地位很不满，发誓要和老大、老二决一雌雄。小小年纪的杨粲三就很有心计，特别留意商界中的事情，有时他的见解甚至超过了生意场中的老手，被杨文光视为“天生是块做生意的料”。
针对子侄们的天赋和爱好，杨文光从小就将长子杨寿宇，三子杨粲三，侄儿杨与九、杨仲晖等送进商号学徒；将抱负不凡而又宜于培养的次子杨希仲、五子杨季谦、侄儿杨芷芬等送往日本、美国留学。
这样，杨氏家族成员中，既有学习中国传统经商之道的传统型人才，又有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经验的现代型商人。中西文化在杨氏家族中交融、碰撞，既有利于杨氏家族事业的发展，也在杨氏家族内部播下了纷争的种子。
杨粲三饱受经商的熏陶，颇具经商的天分。
据有关文章记述，在杨粲三周岁生日那天，亲朋好友都来道喜，杨家照例摆了喜筵，并举行了“抓周”仪式。
刚满周岁的杨粲三穿好新衣被抱到堂屋中的桌子上。他面前的漆盘里，摆着书、笔、剪刀、算盘、点心、水果等，让他挑选。
家人和客人们都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看着小小的杨粲三会抓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杨粲三一把抓起了算盘，两只小手还在算盘珠子上来回地拨了几下。
杨文光见状大喜，忙将儿子抱起来亲了又亲。众人也都啧啧称奇。杨文光想，儿子“天生是块做生意的料！”是老天使他后继有人了。
从此以后，杨文光对杨粲三也着意培养。
杨粲三很小就被送进尹家私塾，拜重庆名儒杨寿泉为师。由于杨粲三从小就受到正统儒家文化的教育，儒家经世致用，造福社会的思想便在杨粲三幼小的心灵上刻上了深深的印痕。
但是，杨粲三的兴趣并不在读书上，他的兴趣在于如何“保家族商业之不衰，谋家族一己之利益”，也就是如何经商获利。
杨粲三十来岁时，就被父亲送进商号当学徒。杨粲三放下少爷的架子，狠下功夫，学着打算盘、辨银子成色，进货、出货，苦练经商的基本功，很快就上了道。一九八四年，当杨寿宇开始经营聚兴成商号时，为了开阔眼界，锻炼才干，十八岁的杨粲三被杨文光派往宜昌、汉口、上海坐庄。
初出夔门的杨粲三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但也只有在上海，杨粲三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大都市，什么叫繁华。
当时的上海，已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市，有“东方巴黎”之誉。
南京路上，高楼林立，鳞次栉比；黄浦江畔，汽笛长鸣，旗帜飘扬；洋行公司数不胜数，商店酒吧比比皆是。白天，沸腾的人流奔向四方；夜晚，闪烁的霓虹灯千奇万状。好一座繁忙的城，不夜的城。
更使杨粲三惊讶的是，上海的货物真多，简直使杨粲三眼花缭乱。这里有西南的蜀锦、药材，东北的人参、貂皮，贵州的茅台，河南的大枣等等；还有美国的洋油，法国的美酒，英国的棉毛织品……做生意的人，也像货品一样，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虽然语言不同，肤色各异，但都做着大生意，出手大方，一掷千金。
杨粲三漫步于上海外滩，倘祥于十里洋场，望着高耸入云的和平饭店、上海大厦，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原先在重庆，杨粲三觉得很自豪。重庆是水陆码头，历来商贸繁荣，在西南数省是首屈一指的，而杨氏家族又是重庆有名的大户，他为自己生长在这样一座城市、这样一个家庭而自豪。可现在和上海一比，和上海的大亨、洋人一比，他觉得自己原来的那种自豪感很可笑，颇有点井底之蛙的味道。这种对比，对争强好胜的杨粲三刺激太大了，他暗自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让杨氏家族资本更加壮大，一定要到大上海来拼搏一番。
在上海，杨粲三对灯红酒绿的生活一点也不感兴趣，而是一头扎进商海之中，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接触，了解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商情，接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从而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上海期间，杨粲三还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随着清政府的日趋腐败、民族危机的加剧，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据点之一。
这一时间，杨粲三结识了商帮同乡童子钧、童斗泉兄弟，并成为好友。童的二哥童文琴是留日学生，也是第一个回四川发展同盟会组织的人。童氏兄弟受二哥的影响，也很有革命思想。他们经常向杨粲三分析国内外形势，灌输革命道理，使杨粲三深受启发，对政治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对革命也表示同情和支持。
一九０八年，杨寿宇病故。杨粲三奉杨文光之召，从上海赶回重庆，接掌聚兴成商号的帅印。
这时的杨粲三。虽然只有二十二岁，但已经是一个有文化、有抱负，既接受了中国传统经营方式的正规培训，又饱受西方现代商业经营思想影响，谙熟各地商情的成熟商人了。他对经营已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上任伊始，杨粲三做的第一件事是为商号改名。他将“聚兴成”改为“聚兴诚”。杨粲三对父亲说：
“商号要发展，要人聚财兴，重在一个‘诚’字，要以‘诚’取信于人。”
杨文光听完，颔首微笑。商号的名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杨粲三的经营思想。
杨粲三的第二招是扩大聚兴诚的经营范围。除经营原来的各项业务外，增营获利较多的生丝、楚盐两大类。并陆续在上海、汉口、沙市、宜昌、万县、自流井、潼川等大小城市设立了分庄，使经营规模扩大数倍。
一九—一年五月，四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七月，“重庆保路协会”成立，同盟会成员开始酝酿武装起义；九月七日，四川都督赵尔丰制造了死伤数十人的“成都血案”，并大肆逮捕革命党人，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了。
十月十三日，端方率湖北陆军进驻重庆。
作为革命党人活动中心的重庆，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重庆商界风声鹤唳，流言四起。一时人心动摇，纷纷抛货求现，引起物价大跌，许多商号倒闭。真所谓“辛亥争路事起，革命军兴，商号业务，竟至折蚀”。
历史又一次将杨氏家族推向风口浪尖！
杨粲三显得非常镇静。由于受童氏兄弟的影响，他坚信清政府必败，反清革命必胜。
杨粲三和父亲反复分析时局后，决定再次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集中资金，乘物价大跌时大量收购货物囤积起来，静待时变。
等待判决对人来说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对初出茅庐的杨粲三来说就更是如此。虽然杨粲三自认为是胜券在握，但毕竟是倾尽了财力、’胜败在此一举，所以仍不免有些胆颤心惊，坐立不安。
经历过余栋臣之乱考验的杨文光却老练得多。他内心虽有点忐忑不安，但却依然是读书、写字，不露声色。看到坐立不安、不时走进走出的儿子，他又想起他自己当年的情景。有关文章记述，杨文光非常理解儿子此时的心情，他想安慰儿子，于是微微一笑，这样对儿子说：“培英，《孟子》里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思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回也许是老天对你的考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已尽到了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