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加强国外经济信息的搜集与传报，上海银行总行特在纽约设立通讯处，派专门人员负责调查了解国外的投资技术、市场动态、国际贸易、汇兑收解、政治形势、金融状况、产业结构等各种情况，提供总行及时参阅。同时，上海银行还特设经济研究室、棉业研究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等专门研究机构，经常召开各种专业性的研讨会，对某一门类的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并提出建议，以供总行领导人决策时参考。总行有时还特聘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学，对本行的调研工作提供咨询与指导。
此外，上海银行为加强业务往来，还设有往来部。为加强对物信用业务的开展，在广设仓库的同时，专门设立了仓库部，以便统一管理该项业务。为加强储蓄业务的开展，特设储蓄部等等。这些业务机构的设立，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事业发展，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上海银行在业务工作手段上，还曾首先采用机器记帐，以提高工作效率。
面对这些新的起步，陈光甫感到无限欣慰。但他没有停止不前，他又在筹划新的举措。
新鲜的创意：银行办起旅行社
一九二三年花发草长的季节，陈光甫到香港，准备转路去昆明。他非常注重对社会情况的考察了解，自上海银行创办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到国内各地或国外旅行，以此增长知识，扩大见闻，促进新意念的产生。这次香港、昆明之行，也是本着这个目的。
当时从香港去昆明，交通很不方便，既无火车可以直达，也无飞机可以乘坐，只能坐船到越南，再乘滇越铁路火车前往。
一天中午，陈光甫到一个外国人经营的旅行机构去买船票。进门之后，看见柜台里边一个西籍青年男子正和一个女职员娓娓交谈。陈光甫以为他们在交谈与旅行行业相关的事情，不便打断人家的谈话，于是默默地站在一边，等待他们业务交涉的结束。可是听来听去，二人交谈的内容与旅行事宜根本无关，而且谈兴正浓，以至陈光甫在柜台前伫立十几分钟之久，他们竟然视而不见，根本不加理睬。
陈光甫受到这样的冷遇，心中忿然难平。他转身走出门来，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在汉口报关行服役时遭受外籍行员白眼的情景。他想，那位外籍职员之所以对我视而不见，不加接待，还不是因为他看我不是和他一样的外国人！这些洋人眼中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而中国人又不争气，偏偏连一个自己办的旅行机关都没有，不能为国人的旅行提供方便，因而只好求助于洋人在华开办的旅行机构，同时也只好不时地遭受洋人的白眼。
此时，他浮想联翩，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有一年冬夜，他一个人于午夜乘火车抵徐州。那年气候特别冷，朔风凛冽，冰雪载途。他虽身裹重裘，仍止不住冷得连打寒噤。其时因夜色已深，凋年腊尾，异乡过客，不免有一阵凄凉落寞之感。可是，当他出站的时候，望见还有许多三四等车的乘客，麋集在露天的月台上等候搭车，男女老少，各自守着自己的行李，依偎一团，在彻骨的寒风中发抖。长夜漫漫，无栖身之地。此情此景，使他留下了一个深刻无比的印象。他当时立即想到，像徐州这样的苏北重镇，地处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纵横两大交通干线的交叉点，北上南下，东去西行的旅客在徐州车站换车的很多，假使能在车站附近有间屋，只要能宽大轩敞，足避风寒，倒也不必求其豪华考究，其中有条凳，有灯火，再能免费供应一些热茶水，让这些在长途旅程中备感辛劳的过客，暂时能有一个休息小坐之所，岂不也算是为他们解除了一些痛苦，增加一些方便。假使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或者这就是服务。
后来，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为了推展业务，发起环游全球的活动，以便招徕乘客。一时美国的富商巨绅、名流学者，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很多。在他们的旅行日程中，中国当然是一个大节目。可是轮船公司安排的时间非常短促，大概只能游览上海一个地方，而且是上午驶进黄浦江，下午就要开航驶往别处。当时便有一些略通“洋径浜”英语的人，陪着这些外宾登岸观光。这些游客对于上海租界里的高楼大厦。通衢闹市不感兴趣，于是那些以导游为职业的人，便把他们带到城隍庙会，以迎合这些外国游客的好奇心理。上海的城隍庙，好像北京的天桥，台北的万华或圆环，在陈光甫看来，根本谈不到风景名胜，更是无所谓文化。即使有一些可以代表我国民间古朴的风物，亦不是洋人在匆促的时间内所能领略的。这些对中国本无较深了解和印象的外国人，不远万里而来，一眼便看到了我们这一个地方，匆匆归去，少不得信口宣扬，说这就是他所亲历目睹的中国，难免会发生对我国的种种错误认识。想到这里，加之受到这场刺激，他握紧拳头自言自语道：
“要洗雪耻辱！要争回权力！”
于是，他决心把久蓄的意念立即变为行动。要创办一个中国人自己开设的旅行机构，以服务于国人，同时也与洋人在华开设的旅行机构一争长短。
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可代办旅行服务的机构主要有两家，一家是英国的通济隆公司，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通运银行。这两家外国企业在上海、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开办代售旅行所必需的车船票等营业项目，几乎包办了中国人出国旅行的全部业务。外国旅行机构还发行旅行支票，这种支票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作“通天单”。外国人利用这种机构赚了中国人的钱，而中国人却没有想到要收回这种权利。
一个人成就一项事业，其创意的萌芽，有时可能在心头蓄积相当一段时间，一旦遇到某种机遇，或某种刺激，这萌芽便破土而出，迅即成长，形成一发而不可收之势。陈光甫也即此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旅行社。
有一天，他突然看到报纸上刊载的一条消息：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九次会议已订于本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各省代表都需要先集中到上海，然后转香港、经越南，再乘滇越铁路到达目的地。陈光甫想到，这些教育代表们所行路线，正巧与自己的这次旅行路线相吻合，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和不便，不应该再让别人照样遇到。于是他在旅途之中便向上海银行总行拍发了电报，嘱咐相关人员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取得联系，争取教育部与各省代表齐集上海后，从上海至昆明旅途间的一切舟车食宿事项，全部由上海银行派出人员陪同料理。
陈光甫此举，颇令上海银行的有关人员感到新鲜，一时不甚理解，但却受到教育界代表们的欢迎。这是陈光甫意料中的事。长途旅行，谁不愿意尽量减少旅行途中的诸多繁杂事务，安安稳稳到达目的地呢？从别人的切身需要出发，为之提供某种便利、某种服务，岂有不受欢迎的？经上海银行人员与教育部门黄炎培先生接洽，得到首肯。陈光甫的计划，得以顺利执行。上海银行的周到服务，受到教育界人士的称赞。
陈光甫在中国旅行事业上，获得了首次成功！受到成功的鼓舞，创办中国旅行机构意念更加坚定了。返回上海后，他进一步加紧筹划这件事。后来越干越红火，随着业务的逐步扩展，到旅行部来办理购票、接洽事宜的人越来越多，旅行部遂于一九二四年一月迁至四川路，独立门户，以利发展。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起，改称中国旅行社。自此，旅行部与银行分立。
本着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一贯精神，上海银行旅行部中国旅行社积极从事各种旅行服务项目，业务范围非常广泛，既办客运，又办货运；既售火车票，尔后又代售船运票、航空票；既办旅馆、饭店，又代办火车上的餐饭。而且发行旅行支票，并逐渐打通国际关系。至抗战前夕，中国旅行社的分支机构在国内大部分省区星罗棋布。诸如著名风景胜地匡庐、青岛、北戴河、莫干山等处，更是中国旅行社“用武”之地。日后又在新加坡设立星洲分社，在美国西雅图设立通讯部，逐步把业务推向海外。
随波逐流
一九二六年夏秋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不断传至上海，引起陈光甫的极大关注。北伐开始后，陈光甫收到一封孔祥熙的来信，约他去广州。孔氏并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兼广州分行经理贝祖诒赴沪面见陈光甫，陈告广东一切情形。
这一时期，贝祖诒曾经把广东情形专函报中国银行总行，内称“南方声势很盛，军事有把握”。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副总裁张公权接到报告，决定由冯耿光以探亲名义，回广东原籍察看实情。察看一番后，冯认为南方成功的可能性确实很大，遂议决靠拢蒋介石。张公权母亲在沪病危，张乘机留驻上海。陈光甫与张公权再度聚首，自然免不了一起议论时局，预测未来。
一向稳健的陈光甫，并没有应孔祥熙的函邀前往广东。他还在观察局势的进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十一月八日，攻占南昌。嗣后，国民政府宣布以武汉为首都。然而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在南昌另立中央，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以南京为国民政府首都。宁汉分裂局面形成了。
蒋介石抵达南昌后，曾经有专函给时任“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的合称）联合准备库协理的钱永铭与陈光甫，邀请他们“来浔汉一游，聊叙积愫”。钱永铭应邀前往，陈光甫却心怀顾虑，没有前去。
三月二十日，北伐军进驻上海龙华。次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两天一夜的激战，起义获得成功。起义过程中，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陈光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王晓籁等，名列被选出的十九名委员当中。但陈光甫仍抱迟疑态度，托故未去参加市政府会议。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这时，时局已经渐露分晓，蒋介石取得政权的形势已成定局。当天晚上，虞洽卿到龙华面见蒋介石，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的身分，商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一九一五年，上海十三家银行曾组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公会”，陈光甫一直任该金融组织的副会长，在上海金融界声望日炽。这次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十五名委员中，由陈光甫担任主任委员，主持其事。
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函令上海市临时政府暂缓办公。虞洽卿、陈光甫急忙宣布辞去临时市府委员之职。四月一日，经陈光甫积极活动，决定由上海各银行垫借一百万元，以供蒋介石军政费用的急需。这笔巨款，成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工农革命人士的财政支持。
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钱永铭出任财政部首脑。二十五日，上海金融界再次为南京政权垫付三百万元巨款。月底，蒋介石为维持军政费用，催迫上海商业联合会已经认可的五百万元捐款尽早送缴为其所用，并电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垫付一千万元。身为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公权，本不情愿垫付这么巨大一笔款项，恐怕垫付后银行陷入困境。但蒋介石电令措辞严厉，张公权如果抗衡，结果必然不妙。陈光甫不愿意老朋友身陷危殆境地，劝说张公权命上海中国银行如数垫付一千万元，因为他知道这笔巨款不久即有把握收回。
张公权听了陈光甫之言，才仗着胆子命上海中国银行如数垫付了这笔款项，得以度过难关。但蒋介石新政府开支庞大，军费时不敷用，于是再发库券，聚敛钱财。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库券发行量已达四千万元之巨。钱永铭已于上年九月卸任，此时财长已是宋子文。陈光甫主持的苏沪财委会也已结束。
蒋介石对上海金融界采取了多种手法，软硬兼施，把金融界上层人物网罗在手，加以利用。稍不从命，即加威逼。他曾派军需官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和中国银行坐催一千万元，讹称中国银行在武汉集中大量现金支持共产党，并通过手下谋士放出口风，意欲没收中国银行。而当时上海金融界人士对于共产党的政策缺乏深入了解，惧怕工农运动，唯恐共产党势力扩大后有损于他们的自身利益，因而决定支持蒋介石。陈光甫也只得说：
“押宝一次，不知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