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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父亲有意让你去苏纶，我估计是想牵制大哥，但大哥却说你对政治有兴趣，宜从政而不宜搞实业，便一直不予重用。”
庆祺说：
“听说大哥在外面养女人无数，这得需要多少钱呀！”
“大哥经营大隆十年有余，每年赚万把两没问题，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严庆祥真的有私弊吗？一点不错，严庆祥对父亲一直执掌财政不肯放开是极度不满的，甚至是愤恨的，所以在暗地里也不时做一些手脚，隐匿下一些资财来，以应付自己的额外开销，以图自己日后的发展。起初不免瞻前顾后，后来也就满不在乎，觉得理所当然。大隆的资本额，少说有二十万两这个数，还不包括父亲其他的资财房产，而自己自一九一六年掌管厂务以来，已有十余年，从中又有多少进帐呢？于是他便狮子大开口，将银子落入私囊。
兄弟两人越说越觉问题的严重性，便双双来到父亲面前告严庆祥。
听罢两个儿子诉说的种种迹象，严裕棠也感到问题的严重。但怎样来解决呢？严裕棠也感到踌躇。这些年来，自己致力于经营房地产，疏于对厂务的具体管理，如果再统管起来，一则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再则也未必能一一管好。而严庆祥这些年来，驾轻就熟，一呼百诺，已是一把行家里手。此事尚需慎而又慎，免得影响生产，也免得人心不服而导致人心不稳，况且，事出有因，总得有个缘由。严裕棠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
严庆瑞、严庆祺见父亲如此烦躁，便屏住呼吸，不敢出声。
严裕棠此时仔细揣摸庆瑞所言的真实程度。在他的心目中，庆瑞确实是个老实人，甚至老实得过分，尽管在美、日等国留过学，但似乎不曾受到那里风气的影响，他的话，虽嫌证据不足，但却可信。想到这里便说道：
“你们回去吧，全当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此事我自会处理。”
几天后，严裕棠威逼唐志虞坦白他的所做所为。唐志虞额头上沁出汗珠来。他知道大祸临头了。有关严家父子之间的矛盾，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弄到自己头上来。唐志虞回忆了一下严裕棠所说的话，觉得严裕棠不过是想诈自己。什么暗帐？为了隐瞒盈利和保守营业秘密，以及偷税漏税，哪一家企业不搞两套帐册，大隆岂能例外？严裕棠是内行，不会不懂。至于暗帐之外的帐，只要当事人不松口，连神仙都无法搞清楚。归根结底，倒霉的总归是自己！事到如今，是武大郎服毒——吃是死，不吃也是死。于是，他断了一截手指，挥指写道：苍天可鉴。
严庆祥当时在场，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老头子明明是敲山震虎，表面威逼唐志虞，其矛头所指的正是他自己。唐志虞做了他的牺牲品。
事后，严庆祥打听到唐志虞的下落，遣人送去一笔钱，以此作为补偿。唐志虞便集资开设了一所机器厂。严裕棠得此消息后，立刻又给严庆祥一个警告。
这是一九三０年冬。严裕棠的小儿子刚好从德国留学回来。严裕棠借机对两厂的人事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大隆的经理：严庆瑞，厂长：严庆龄；
苏纶的经理：严裕棠，厂长：严庆祺。从此，严裕棠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将严庆祥架空了。
支持小儿子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
严庆龄自德国学习机械工程归来，意气风发，决意要大显一番身手。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而厚，额高而聪明，鼻孔轩豁，富有热情，气度诚挚稳重，仪表英俊而富魅力，整个面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傲和若有所思的神态。严裕棠看着小儿子，分外喜爱。有关资料这样描述一场父子对话。
“龄儿，你看咱们的大隆如何？”
严庆龄毫不掩饰地说：
“父亲，您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何出此言？”
“父亲若是让我说真话，儿子可要开口了。您千万不要动气。”
严裕棠望着儿子，眯着笑眼，默不作声。严庆龄见父亲没有动气的意思，便说：
“我对大隆的发展极度不满，它由始至终贯穿着封闭、守旧、缓慢、落后。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及德国工人的四分之一，若将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加以改进，提高对工人劳动的有效管理，则中国制造的机器至少在价格上可以与外国机器竞争，有希望向南洋一带的经济落后地区行销。这样，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严裕棠听了大喜，心想：看起来只有龄儿的想法与我如出一辙。于是说道：
“你有把握吗？”
“父亲若信得过我，儿子敢与您老立军令状！”
“好！一言为定，自明日起，大隆就交与你管理。有事父亲为你兜着。”
严庆龄听了，更加信心百倍。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沟自行“炸毁”南满铁路，进攻北大营，制造了武装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月十九日，日军又出兵占领沈阳、长春等地。消息传开，中国民众无不义愤填胸，上海三万五千码头工人率先于二十四日举行反日大罢工。时隔两天，上海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同仇敌汽通过了对日宣战等决议案。接着，北平各界人民在故宫太和殿前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十一月三日，全国性抗日救国大会在南京开幕。由于全国民众抗日爱国情绪日益高涨，日货受到抵制，各行各业的资本家也减少甚至停止了对日本机器的进口，纺织业同样如此。于是，对国产棉纺机器的需求急剧增加。大隆可谓适逢其会。
此时，严庆龄的准备工作早已进行。他聘请了连忠静为工程师，实际执行总工程师的职务。连忠静是严庆龄留德期间的同学，是内燃机制造专家。当初，严庆龄出面把他介绍给大隆，曾被严庆祥拒用，严庆龄因此在心中打了一个结。如今轮到自己当了大隆这个家，他当然要一了夙愿，也有出一口气的意思。严庆龄同时还聘请了两位德国工程师：顾德华和许廉士，一个是铸造专家，一个是工具机专家。大隆第一次设立了总工程师办公室，在铸冶、机械加工、量具制造、热处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革。
铸冶方面：设计制造了每小时熔铁三千公斤的冲天炉，代替了原有的三节炉，对节约原料、提高熔化能力、降低废品率都起了显著作用。设计制造了翻砂机，推行型板造型，使原来一只一只起模子进步到十只、二十只一起，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还设计了“Roots”鼓风机、筛砂机、坭心格炉、铸造喷砂清除设备等等，大大提高了铸件的质量，降低了成本。为此，严庆龄还建立了实验室。
机械加工方面：大隆原有的车床多系皮带带动、宝塔盘式变速的车床，这时又自行设计制造了一种皮带带动、灵活盘式、齿轮变速的六英尺车床。此外，还设计制造了十六尺龙门刨床、可以同时刨十二根罗拉（纺织机上的重要零件）的罗拉刨床、八轴转床、有四个铣头可以同时铣削三面的龙门铣床以及锡林车床等等。在切削刀具上，淘汰了高碳工具钢，推广了高速钢的应用。
量具制造方面：严庆龄为了达到主要零件的互换性，建立了量具制造工段，同时着手训练了一批制造量具的技工，彻底扭转了过去对这方面极不重视的状况。
热处理方面：严庆龄认为不能仅仅由锻工来搞，设立了热处理工段淬火间，并且在整个上海首先采用了高温含氰盐浴渗炭，以代替过去的木炭固体渗炭，使纺机主要零件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这一切使严格棠耳目一新。留过洋的毕竟不一般，严裕棠对严庆龄不禁另眼相看。
严裕棠极力配合，全力支持。严庆龄如虎添翼，在工艺组织上也进行了改革。原来大隆的工艺组织分为制造和原动两部分，严庆龄取消了原动部，制造部的性质也改为安排生产和组织生产。对各部场内组织分工做了进一步细化，在有条件实行流水作业的产品中，组织了流水线。
正当他们热火朝天改革之际，严裕棠突然被绑架。全家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严庆龄主张告官，严庆祥坚决反对，他要请杜月笙出面解决此事。众兄弟都觉得严庆祥的主张比较稳妥，于是，纷纷推举严庆祥出面办理此事。严庆祥也觉得自己是长子，人头熟，理当担此重任。他义不容辞，自去行事。
严庆祥不负众望，终于在两天后将父亲接回家。严裕棠受此一惊，总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杜月笙坚决不让再提此事，免得再生是非。严裕棠总觉得心里不舒坦，便决定去香港散散心。严庆祥亲自把父亲送上码头。
走近码头，风愈加大了起来，扬尘播土，江浪如山耸。严裕棠望着浊黄的江水，浮想联翩。他回过头来，望着儿子老泪纵横。
收回已交给长子的大权
送走父亲后，严庆祥耳边不时响起父亲临行前的话：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个家该由你来当了。兄弟之间有矛盾，在所难免。你是兄长，你要让让他们，不要计较，宽容一些。……”
自香港回上海后，严裕棠一直有点后悔，当时真不该心血来潮，对严庆祥说了那一番话。
此时，严庆祥受政府委派，先去欧美考察，然后又随中国雇主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劳工大会。
严庆祥从国外回来，正值棉纱销路滞极，价格急剧下跌，跌到民国元年以下的水平。原因是一九三一年秋初，天津、河北一带及长江流域洪水泛滥，农田大部淹没，不但当年颗粒无收，而且因为积水不易疏通，影响到冬耕，以至第二年春收亦大为减少；春耕缺乏种籽，不能普遍播种，从而又影响秋收。几经折腾，百姓食不果腹，更未逞添补衣着。严庆祥瞄准机会，在同行不曾提防、市价不易波动之时，吃进大量种子，狠狠地赚了一笔。
紧接着，又一个机遇接踵而来，中国、劝工两银行以债权人的名义拍卖隆茂纱厂。
隆茂纱厂最初是永元机器染织公司，系一九一七年国人首创的利用新法漂染的工厂，因经营不善，于一九一八年转卖给日商东华纺织株式会社，改称为该社的第一纱厂。一九二九年又因营业不振卖与华商，更名隆茂纱厂，结果又赔钱过重，负债累累。由于原有机器厂房年久失修，加之纺织业正遭受空前的灾难，无人愿意接手。
严庆祥仔细调查后，又一次以其过人的胆略与精明，以三十五万两的廉价购得。之后，资本额定为一百万元，也和当年改建扩充苏纶纱厂一样，由大隆将原有机器整修扩充为一万七千余锭，并新增布机四百七十余台，相继开工，又一次扩大了铁棉联营的规模。
严庆祥在社会交际中极为活跃，在经营场上又频频获利，一时间声誉鹊起，确立了在纱界的名人地位。
这时，严家参股的常州民丰纱厂、郑州豫丰纱厂和江阴通仁毛棉纺织厂先后提出，请严庆祥兼任三厂的总经理。
形势逼人，严裕棠此时无法装聋作哑，想来眼下有些事，只能靠严庆祥去办，至少便当点。假使不给他点好处，不压担子，他肯卖力气去办吗？办好了，是应该的；办不好，我就刮他鼻子。于是，他马上召齐所有的儿子，庄重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由长子继承父业，为光裕公司总经理，各厂均受其管辖。
严庆祥心想事成，当然十分得意。众兄弟都很不满，但只能暗地里发牢骚而已。
此时，严庆祥除了父亲名下的房地产无法过问外，光裕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执掌在他的手中了。大隆的资本额为五十万元，苏纶的固定资产则达一百三十万元之多，庞大的流动资产还不计其内，还有其他厂家的股份。梦寐以求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怎能不让他心花怒放？
有一点严庆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外国在华企业的倾轧下，在本国官僚资本企业的排挤下，民营企业得以生存已属上上大吉，至于发展全靠机遇，当企业积累不能转化为再投资时，便只能转向投机。一般人，一听“投机”二字就莫名其妙地深恶痛绝，而聪明人正是因为会投机才成其为聪明人的。其实，严庆祥对父亲把资金转向房地产经营一直有看法，他则是更热心于搞花纱交易。在他看来，经营房地产好比种树，桃三杏四梨五年，收获太慢，而花纱交易则是打靶，打一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