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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庆祥是做花纱交易的老手，静安寺路十号的华商纱布交易所里，没有不认识严庆祥的。过去手头紧，只好小玩。前两年大做了一笔美棉生意后，连号称“长枪将”的陶继渊都敬畏他三分。
严庆祥还想在众兄弟面前炫耀一下自己。于是，有一次，他赚进了一大票后，正值父亲生日，他请全家吃素菜馆子。严裕棠看着严庆祥得意忘形的样子，多次提醒他。如今的严庆祥手里有了本钱，更想跃跃欲试，怎能听进去呢？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因白银外流、银根紧缩、财政困难、军费浩大等诸种因素，决定实行法币政策，国内的报章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法币政策付诸实施后，大量收兑银币，收回六成银币，即发行十成法币。表面看来，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币制，也缓和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却埋下了通货膨胀的根子。
严庆祥春风得意，哪肯放手。华商纱布交易所里，买进卖出，依然一番热闹气象。陶继渊等人忙得不亦乐乎，大家碰到一起，依然用手势交换着一些不可为外行们知悉的行情。但是，对于法币看好与看坏，似乎都各怀鬼胎，不置一辞。
严庆祥虽然谋到了光裕公司总经理的高位，但各厂的厂务都有各个兄弟处理，无须严庆祥特别操心，常常闲暇无事，便不时出入交易所，窥伺动向，以求一逞。其时，花纱市价不振，按严庆祥的估计还会下跌。严庆祥暗自在心里盘算一下，便避开同行耳目，大出手，在市上抛售空花纱期货。谁知事与愿违，花纱市价竟直线上涨。木已成舟，一闷棍之下，匆匆了结，已经亏耗了八十余万元！严庆祥元气大伤，捶胸顿足，痛惜不已，无地自容。
严裕棠得知此事，忧愤之余，深感自责，大错已经铸成，唯有亡羊补牢了。他立刻罢免了严庆祥的总经理职务。严庆祥早已明白自己的这个短命的总经理已经做到头了。
严格棠没有流露丝毫怜悯，说他专制也好，说他冷酷也好，在贯彻自己的经营路线上，他不愿感情用事。
连续遭受无情打击
通过严庆祥一事，严裕棠意识到，将全部家产交付给儿子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冒险。好在是八十万，若被严庆祥全数压上去，岂不要倾家荡产？自己的大半辈子心血付诸东流，全家老老小小好几十口沦落街头，自己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严裕棠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冥思苦想数日，便决定在光裕公司内部设立一个“中央业务会议”机构，将各厂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轮流担任主席。一来可以避免大家各自为政，使每一个人考虑问题时能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一个厂；二来也可以减少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轮流做庄，机会均等，相互督促，相互竞争。
世事多变，每周开一次会，既可以通一次气，又可以制定相应的措施。当然，会议的决议属于建议，采纳与否及如何执行须经严裕棠最后裁决。
中央业务会议的轮流执政，很快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各厂的业务性质不同，主攻方向不一，兄弟间不免相互干涉，时起争端，严裕棠的耳根子越发不能清静了。
权衡利弊，严裕棠再次应变。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严裕棠走这一步无非是对各个儿子的权限的一次再分配。这样的分配是迟早要进行的。分而治之或许比笼而统之更有利于发挥各厂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经营。
光裕公司随之撤销。此时，政局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随着形势的变化，严裕棠突然热衷于创览报纸，关心时局了。
在此期间，中国各阶层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反日情绪日甚一日，反日运动到处兴起。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气势汹汹发表谈话，希望“中国再次认识日本”。中国面临着外寇深入、山河破碎、遍地烽火的最危急的局面。
严裕棠时而烦躁，时而沮丧，时而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西安事变之后，他的心中曾经燃起一线希望，如今连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考虑得最多的自然是严家偌大的一份家产如何保住，这可是他大半辈子的心血。然而，他又不能不抱有一丝侥幸，但愿自己设想的最坏的局势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炮火又一次震撼了严裕棠，上海面临更大的威胁，严裕棠陷入了更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这时，政府专员林继镛抵沪与工商界人士组织上海工厂内迁委员会，将大隆也列入委员会。严裕棠觉得多此一举。
这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进犯吴淞、江湾等地，上海朝不保夕。
严裕棠开始实行他的预定计划。他首先把贵重的机器材料迁进租界，寄存在江西路禅臣洋行仓库。这是通过严庆祺、严庆龄的种种关系接洽的。掸臣洋行是一家德商洋行，十九世纪末就在上海设立了分行，设有机器、保险、生镍检验及工业机械等部门，恰可对号。其时，德国正称雄欧洲，日本也不至于找德商的麻烦。
为了应付内迁，严裕棠将一些比较次要的机器装船，沿苏州河西上。此举正在进行中，大隆已被日军占领。
盛夏镇暑，连日奔波，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加之内心郁积不舒，怎能经此打击？身子顿时瘫软下来。在病榻上，他吩咐严庆祺马上去重庆加强与政界朋友的联络，保持关系。严庆祺领会父亲的用心，即刻起程，前往重庆。
所有的工厂被日军占领之后，一段时间里，严裕棠及其儿子们无所事事，显得无聊起来。
严裕棠盘算着，大隆未及撤出及运往苏州损失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制品等占百分之六十四强，而运入租界保存下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五强。他越算越感到痛心，越算越感到烦恼。如此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
正当严裕棠煞费苦心却又一筹莫展之际，严庆祥带来一个消息，说是上海滩的一批绅商闻人马上就要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号召救济难民，恢复生产，允许重操旧业，也允许新办实务。
严庆祥带来的这个消息，使严家又活跃起来了。严庆龄第一个蹦起来要大显身手。既然如此，那就无须舍近求远了。虽然看起来，迁厂的损失是巨大的，但立厂的精华到底还是保存下来，这是足以自慰的。
不管别人如何，严裕棠总要仔细斟酌利弊。心想：自上海沦陷之后，大江南北也相继沦入日本人手中，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巨贾纷纷麇集上海租界。租界的畸形繁荣又告复活，旅馆、影剧院经常满客，茶楼酒肆高朋满座，各家商号无不生意兴隆，被称作“孤岛天堂”。故此工商业复业者日多，特别是纱布生意，因为战时纱厂毁损最大，纱布筹码枯竭，价格步步上升，投机分外热闹。纱业的畸形兴起，对棉纱机器的需要顿感迫切。要进口机器，不仅外汇困难，在时间上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左右，远水救不了近火；上海原有能造棉纺机器的厂家内迁的内迁，毁坏的毁坏，仅有的几家哪里能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即使新办的纱厂，大部分是急功近利，购买旧纱厂的机器来东拼西凑，以敷一时之用。这对于拥有生产设备、具有生产能力的严家来说不正是难得的机会吗？
严裕棠立刻拍板，让严庆禧与严庆龄联手筹备。这两兄弟同在德国留过学，都堪称机械方面的专家。严庆禧为人随和些，肯礼让三分，配合较为骄纵的严庆龄，又是最适当的人选。
厂址很快就选定了，设在越界筑路的渚安浜路，以借租界保护。为更隐蔽起见，不用大隆名义，而是假借了美商的头衔，取名为Union Iron ＆ Foundry works，中文名“美商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司”。资本定为法币五十万元。严庆龄任总经理兼厂长，严庆禧为经理，副经理人选是由严庆龄提名定下的支达栓。支达铨是大隆学徒出身而步步擢升的，一直是严庆龄的主要帮手。为了使人觉得名副其实，严庆龄找了美商恒丰洋行的安特生来，挂名为董事长，并请安特生派出一位美籍会计师，建立了一套英文帐册。为了利用与华商的联系，严庆龄又灵机一动，设立了一个名叫元生企业公司的机构。
泰利的一切进展，都令严裕棠十分满意。一年后，严裕棠满面春风地站在渚安浜路上，眯缝着眼睛，打量着簇新的泰利，七百一十平米的工厂和二百一十平米的二层楼房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树了起来。想起大隆初创时的景象，严裕棠不禁感慨万千。
这天，严裕棠突然从梦中惊醒，窗外尚是漆黑一片，一阵阵轰轰隆隆的大炮声和掠空而过的飞机呼啸声在耳边响起。他以为日本人又在举行军事演习，无奈地摇一摇头，唯有仰天长叹而已。人尽管还是躺着，可哪里睡得着！
自从上海沦陷以来，他就对日本人充满了憎恨。从个人利益来说，大隆已被日本占领，因为以前曾为内外棉修配机件，就由日本军方交与内外棉接管了，改名为内外铁厂，现在又改了，叫大陆铁厂，专门为日本人生产军火；而苏纶、仁德两纱厂也一样厄运难逃。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挣下来的家当，被人轻而易举地就夺去了，而且不能够说半个“不”字，哪能不痛心呢！想想自己已年过花甲，遭此战乱，不禁潸然泪下。从大处说，国力不盛，政府无能，泱泱大国竟受弹丸似的小东洋统治，国人因此受欺凌，谁人的心里能好受！何时能还我山河？前思后想，不觉东方发白。飞机声更是震耳欲聋了、这时仆人进来，严裕棠忙问：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爷，大事不好！日本已向英美两国宣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炮舰‘彼得烈尔’号已被击沉，美国炮舰‘威克’号已升起白旗投降。据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严裕棠闻听，匆匆起床，洗漱一下，急忙出门。他想尽快见到庆龄。他对庆龄格外关心，不仅仅因为庆龄是老儿子而怜爱少子的缘故，更是由于这个儿子凭其交游之广、经营之得法，实际上已成为严家出头露面的人物，成为他最得力的臂膀。泰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资产增加四倍，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前些日子，严庆龄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另办了一家德孚机器厂，将泰利一部分较好的机器和大批原料转了过去。
泰利地处越界筑路之处，不甚安全。开始严裕棠猜测严庆龄的本事不过如此而已，但当庆龄向他说起只雇用二十余名职工时，他心领神会了。原来这德孚机器厂只是个虚名而已，并非生产机构，实际上，不仅可以保护机器，而且可以搞五金买卖。
简直是一箭三雕！这正是严庆龄的过人之处。因为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连雇用的二十余名职工都不是从泰利过来的。到时候，以压缩生产、变卖机器为名来裁减泰利的富余人员，不是显得严庆龄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的吗？此事干得真漂亮！
枪打出头鸟，严裕棠一直为庆龄担心。果不出所料。当严裕棠听说庆龄被日本宪兵部押走了，他仿佛看见用香烟头烧炙人的脸、手及背部，用辣椒烟熏鼻孔，用橡皮包着木棍或铁管打人，还有电刑，最为残酷的是狗咬。
严裕棠再也支撑不住了，他昏厥过去了。当他醒过来时，马上派人去找严庆祥。
此时的严庆祥情绪消沉。他觉得自己很早就为严家撑持门面了，但自几个弟弟相继从国外留学回来，他就觉得父亲对他日渐疏远。尤其那笔花纱生意做亏之后，他更加失势，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去年夏天，政府召集战时被日军接管的华厂的厂主商谈发还复业事，是严庆祥出面，要求发还被占的大隆、苏纶、仁德三厂。当时，日军提出必须以内外棉收买大隆为前提，对于大隆厂基房屋及原来留存的机器材料只答应支付三十万日金，而严家则必须对于内外棉在苏纶的扩建和存货作三百三十五万日金的补偿，如此，仁德便可无偿发还。在那种胁迫下，严庆祥亲赴日本向内外棉社长活动才放宽了条件。虽然严家仍须以三百三十五万日金赎回苏纶，但大隆的卖价到底还是从三十万升到一百八十五万日金。
严裕棠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的不睦，他还是说服庆祥将庆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