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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对，凭我的感觉，今后要惩罚小日本，非得美国出商不可。”郭棣活说道。
“那么，我们的公司能不能取得美国的注册？”郭琳爽问道。
“可以呀！应当是一个上策。”
“有什么门路没有？”
“上海的慎昌洋行，老板是美国人，洋行曾经在美国注册，我和其老板吉利兰在美国读书时就相识。”
“那好，就委托你和慎昌联系一下，能否代办，取得美国注册的手续？”
郭琳爽请示了香港总部，总部复电说，“可以相机进行。”经过郭棣活的斡旋，慎昌洋行总经理吉利兰倒很热情，同意帮忙，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报告。可是报告递上去之后，迟迟不见回音。经过再三催促，领事馆回答说：
“按照美国商业法规定，华商向美国注册，其总裁、司库都必须是美国人，董事亦须半数以上是美国人，有了上述条件方可办理注册手续。”
这样苛刻的条件，几乎等于把公司白送给美国人，令郭琳爽大吃一惊，但是眼看“租界”的形势危如累卵，找一个靠山，保住永安的大部分财产是燃眉之急，没有别的办法，几位高层人士磋商一下，认为只有取得美国的注册是一条路了，条件太苛刻，派代表和他们商谈一下吧。
经过反复磋商，由吉利兰出任上海永安公司总裁，郭乐任副总裁，一位美籍华人樊克令也任副总裁列郭乐之后。郭琳爽仍任总经理，财务正副司库由美籍华人李业棠、刘生初担任。吉利兰和樊克今成为永安公司的大股东（到一九四三年吉利兰拥有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股；樊克令拥有二万六千八百股）。各种手续办妥后，美国商业部才正式核准上海永安公司为美商注册企业。
永安公司付出巨大的代价，似乎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没有想到却由此种下祸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就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同一天，日军的大炮对准了停泊在上海港的美国军舰。片刻之间，打着太阳旗的皇军就占领了“租界”，由于永安公司换上“美国注册”的牌子，被日本军方判为“敌产”。
吉利兰、樊克令悄悄地溜走了，代之而来的是日本军阀的军管，派会计监督官松山来到永安公司，宣布：立即清点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限一周内将公司的全部动产、不动产送交军管会。由此，郭琳爽总经理的权力已被剥夺，他想支取一元钱或下一个指示，必须报会计监督官松山批准。
紧接着，公司的业务也被“军管”起来。进货、销售、定价等等必须首先经过监督官批准。货仓的存货需要出库也必须经过监督官的同意。这家全国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熬煎，它的命运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手里，松山成为永安公司的太上皇。
一九四二年年初，一个汉奸在南京路遇刺，大队的日军将南京路封锁，永安公司自然在内，日本兵拥进公司搜查，结果自然什么也没查出来，几千匹布、几千箱肥皂却被“查”得不翼而飞。过了数日，春节将到，南京路上又发现一颗定时炸弹，敌伪军警将永安公司一带封锁，郭琳爽及其夫人被软禁在永安新厦十五层楼里，不许出门一步，行动受到监视。永安公司被封锁二十四天，经济损失且不说，郭琳爽也过了一段“囚徒”生活。郭琳爽为了求得保护伞，没想到引来的却是日本军管。整个沦陷时期，永安公司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买下土地产权，国货商场却难以开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浸沉在欢乐之中，上海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当了八年奴隶的上海市民终于扬眉吐气，人们跑到大街上，跳呀、舞呀、唱呀，笑得合不拢嘴。
从雾都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纷纷来到上海，从敌伪手里接过工厂、企业，码头、仓库，挂上新的牌子，很多大企业均被官僚资本集团所垄断。一些接收大员，过上了“五子登科”（指抢金子、占房子、要车子、嫖婊子、上馆子）、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些人，过去发“国难财”，今天又发“胜利”财。一些寓公、豪绅又恢复了往日歌台舞榭、一掷千金的生活。
胜利的欢乐也来到了永安公司，太上皇松山滚蛋了，郭氏财团恢复了公司的主权，郭琳爽又施展起他的管理才能。抗战一胜利，永安公司的生意就好起来，销售额十月份比八月份上升十倍多。日本“军管”时期，职工们藏起了一批高档商品，胜利后拿出来被一抢而空。于是永安公司又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发电报，将一批批洋货源源不断地运回来。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销售额比一九四五年增长近二十倍。永安公司的兴旺，使郭琳爽乐不可支，召开股东大会，提出新的建议，要加大资本额。股东们积极性都很高，一致同意，将公司的资本额由原来的法币一亿元增加到十亿元。郭琳爽抖擞精神，运筹帷幄，使永安公司的营业额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又大大地发展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上海地皮大王乔治·哈同，要收回这份产业，因为三十年租期已到。
乔治·哈同是地皮大王犹太人老哈同的养子。老哈同已于一九三一年去世，大部分遗产落入他的养子乔治·哈同手里。这个乔治·哈同十八九岁就挥金如土，狂饮滥赌，狎妓宿娼，手里没钱花了，就瞒着老哈同到处借钱，然后由老哈同还债。老哈同和他的妻子去世后，乔治·哈同分得了土地百分之五十、房产百分之四十八的遗产。而永安公司租赁三十年的契约恰好在他的手里。
永安公司请了上海有名的李律师办理这宗旧案。他找到小哈同，询问永安公司租期满三十年后如何收回的想法，能否续订租约？肯不肯卖？几经交涉，李律师回来说；
“一次卖掉，他倒没封口，只是要美金，一开口就是一百五十万。”
美金一百五十万，真是个不小的数字。很多人都知道永安公司这块地皮，面积只有八亩五分一厘八毫，1900年老哈同买进时，只花了一万八千英磅。三十年前，永安公司已经付给哈同租金白银一百五十万两，而今又要美金一百五十万元，真是蛮不讲理。
“不就是一百五十万美金吗？”郭琳爽坚决地说道：“给他，买下产权！”
郭琳爽不会忘记，他从香港来上海临行前夕，父亲拉着他的手所说的话：
“孩子，你去上海挑的担子不轻呀！那块地皮的租期三十年，是我在文书上面签了字的，这三十年你一定要管好上海的永安公司，如果管不好，三十年后，连大楼带地皮都是人家的了！”
郭琳爽默默自言自语道：
“爸爸，您老的嘱咐，我一刻也不敢忘记，今天，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让这块土地改名换姓，再也不属于哈同的了！”
在郭琳爽亲自主持下，经过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李律师竭尽全力斡旋，最终以一百一十二万五千美金成交。郭琳爽在他的一批助手，还有李律师的陪同下，驱车赴上海哈同洋行，在购买永安商场大楼及土地产权的文书上签了字。
在签字仪式的酒宴上，郭琳爽举起酒杯，向乔治·哈同祝酒，道：
“我们永安跟哈同家族宾主三十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圆满啦！干杯！”
郭琳爽连干三杯，兴奋异常，他虽然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再加上借贷，但终于买下产权，实现了老一辈的夙愿。接着就是实施他重振永安的宏伟计划了。
他不仅决心要办好上海的永安公司，而且派出人员到南京、武汉去考察，摸一摸那里的情况，能否将永安公司扩充到内地去。他还有一个夙愿，就是辟建国货商场，这是战前早已计划好的事，被一声炮响，将计划化做泡影，至今该是好梦重圆了。
他亲自带领几个助手，设计装修的图纸，拟定进货计划。提出文具、箱包、教育、运动以及有关文化方面的商品，营业室要布置得富丽堂皇，进货范围要扩大。他说，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提高国货的质量，宣传使用国货，让国货在世界上为国争光，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只要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把国货商场办起来。
在郭琳爽实施他的宏伟计划的同时，已经搁置了八年多的唱戏爱好，又拣起来了。这时的郭琳爽精神信心倍增，满面红光，眉宇间充满了自信。他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喜欢唱广东戏，进入岭南大学农学系，他是校剧团的支柱，曾经演出过很多戏，如《荆轲刺秦王》、《山东响马》、《武松打虎》等等，他演戏极其认真，唱、做、念、打，一板一眼，一招一式，绝不马虎半点。他还喜欢演英雄人物，如荆轲、武松等等，进入角色极其逼真，有真情实感，演武松哭哥哥武大郎，悲悲戚戚，情不自禁流下行行泪水，就和真事一模一样。“永安乐社”是专门唱广东戏的粤剧班子，是郭琳爽任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期间主持成立的。购买戏装、道具、布景多达几十箱。排戏时后台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供奉祖师爷，三跪九叩首，其排场比梨园剧团有过之而无不及。“永安乐社”每排一个剧目，常常要三个月以上，排成后，也和正式剧团一样公开演出。凡是有郭琳爽主演的剧目，票价有时比梅兰芳的戏还要高，观众多是不召自来，争先恐后购票，一睹永安公司老板的风采。郭琳爽来到“乐社”，和演职员们打成一片，有时说说笑话，“演戏场中无大小”，这也是他与职工们亲密无间，共同办好公司的有力保证。自从光复以来，营业额不断上升，买下永安公司地皮产权，筹备国货商场，喜事不断来临之际，有人建议总经理应当排一出戏，郭琳爽欣然应允，道：
“好，你们推选一个好剧目，等到国货商场开业时演出。”
“《穆桂英挂帅》如何？”
“谁演穆桂英呀？”
“总经理夫人哪！”
“那我就演杨宗保好啦，明天就开始排练！”
《穆桂英挂帅》正在紧张地排练，国货商场即将开业之际，一阵新的风暴席卷整个上海，使永安公司又面临危机之中。
抗战胜利后，永安公司的兴旺发达只不过才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四七年，大量美国商品像潮水般涌向上海。吃的有军用食品罐头、奶粉、奶酪、花生、巧克力、听装牛肉、洋酒、调味品，还有口香糖和香烟；穿的有各种军装，各种内衣、大衣、雨衣、帽子、鞋袜、手套、领带；其他物品有军毯、睡袋、蚊帐、手表、牙刷、牙膏、剃须刀、梳子、镜子、指甲钳、打火机、玻璃裤带、玻璃丝袜、大阳眼镜、钢笔、墨水、信纸、信封、药品、化妆品、草纸……到处都是美国货，真个成了“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天下。美国货的价格有的只及同类国货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不到十分之一。美国货如此泛滥地倾销，对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是个沉重的打击。永安公司经营的商品营业额大幅度下降，上海很多工厂纷纷倒闭，物价急剧上涨。在这样的形势下，国货商场难以开张营业，“永安乐社”排的《穆桂英挂帅》也不能及时演出。
大量美货倾销中国市场，百货业的职工们十分气愤，他们互相串连，研究抵制美货的方法，有人提议，应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共同抵制美货。大家同意这个建议。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在南京路山东路口的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这一天，永安公司的许多职工都赶去了。上午九点，会场里坐满了人，大家高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的歌曲。郭沫若、邓初民先生登台演讲。这时，一批混在会场的特务大打出手，拿出铁尺、榔头奔向主席团，大批员工挺身而出，拉紧手，保护主席团人员撤退。在与特务的搏斗中，永安公司一个青年店员梁仁达被特务活活的打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九”上海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惨案”。
梁仁达壮烈牺牲，使上海工商业广大职工义愤填膺，惨案后援会迅速成立，规模更大的爱用国货运动在全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永安公司饭厅里设立了烈士的灵堂，挂起白布，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郭琳爽知道梁仁达新婚不久，妻子怀孕在身，他对参予烈士祭悼活动的工作人员说：
“要使每个上海人都知道梁仁达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