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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这次又来个“三反”、“五反”，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上海市商业局公布了三百零三户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属于保护对象，郭琳爽三个字列在其中。在商店里进行查帐、检举、揭发，召开控诉大会时，郭琳爽是公司中唯一例外，坐在总经理室“听”控诉大会的。他在总经理室听到喇叭里传来一阵阵口号声：
“决不让五毒俱全的双皮老虎蒙混过关！”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些口号；犹如一枚枚炮弹把他轰得目瞪口呆。
三百零三户有工商界中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及民主建国会会员和各行业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编为六个组，集中在外滩二十号沙逊大楼（现和平饭店）里自我检查，互助互评。郭琳爽每天都到那里去“过关”。经过“批评帮助”、“端正态度”，补交了一笔税款，成为“基本守法户”，“三五反”运动前后两个多月，最后总算过关了。
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和大规模国民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社会购买力大大提高，市场出现了购销两旺、空前活跃的景象。郭琳爽看到如此大好的形势，就毫不迟疑地大干起来。派出一批精干人马，分赴各地组织货源，大量购进热销商品，如奶粉、乐器、塑料制品、电器、医疗器械、西药、景德镇瓷器、电石、打火机、小五金等。郭琳爽亲自制定了一个在一九五三年做足一千亿生意的计划，赚取四十亿元利润，先在前三个季度赚二十亿，再在第四季度旺季补上二十亿。被人误传为“滚雪球计划”。
可是，到了一九五四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逐级传达下来，国内迅速掀起了一个奔向社会主义的高潮。人们的思想都比较激进，做出了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人认为“穷”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不问商品质量和价格，“国营”的就是好，“私营”的就是差。“公”优“私”劣，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为此，打着私营旗号的永安公司就不那么景气了。当时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位外地顾客，买了一大包东西，交完款后，一看发货票上盖着私营的公章，便不买了。这样一来，一九五四年的营业额只相当于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七，这个有三十余年历史的大公司又陷入了困境。
在此紧急关头，国家对永安公司伸出了援助之手。国营百货公司和它签定了部分商品的批购合约，并特约专柜代销一些热销商品。一九五五年三月，永安公司又进一步扩大了经销、代销商品。柜台里、货架上到处用楷书字标明“经销”、“代销”商品的名字。在国营企业的帮助下，永安公司的买卖又好起来，摆脱了困窘的阴影，走上了兴旺之路。到了一九五六年，永安公司在锣鼓喧天、鞭炮震耳的运动中，又掀开了新篇章。
早在一九五五年秋天，郭琳爽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影响，对公司工会主席说：
“绒线业、棉布业已经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就是说，商业也可以公私合营了。我们公司也可以合营，前途乐观，我很高兴。”
“当前人人都奔向社会主义，我们永安公司不应当落后。”工会主席说。
“是的，我们争取百货业第一家公私合营。”郭琳爽说道。
郭琳爽有这样的想法，是他看到这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所致。
十一月二十一日，郭琳爽主持召开第十三届董监事联席会议，讨论永安公司申请公私合营的问题，经过一番议论，全体赞成申请合营，会议用了不太长时间就结束了，当天下午申请书送到工商联转交上海市商业局。11月23日下达了批准文件，商业局责成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会同永安公司进行合营的筹备工作。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是永安公司正式公私合营的大喜日子，南京路成了欢乐、沸腾的海洋。一列列报喜、祝贺的队伍，在爆竹声中，从四面八方涌向永安公司，公、私双方的代表、工会主席和全体员工迎候在大门口，人人脸上泛着红光，向永安公司在百货业“一马当先”跨进社会主义表示祝贺。
永安公司摘下了老招牌，换上了“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大招牌。营业室灯光雪亮，柜台内外装饰一新，职工们个个喜笑颜开，为永安公司的新生欢欣鼓舞。
郭琳爽被任命为公私合营永安公司总经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干部为公方代表，任命为公司副总经理。郭琳爽宣读了一百五十二名科长、营业组长以上职务的干部名单。他又为一个新的永安公司忙碌起来。
在庆祝永安公司公私合营，准备联欢会的节目时，有的员工提议：
“总经理，公私合营是个大喜的日子，是不是又该唱广东戏了？”
“是的，是的，联欢会我怎么不能登台呢，不过我老了，我这副嗓子怕是唱不出什么好味儿，你们听了可得多包涵。”
联欢会是在牛庄路中国大戏院举行。六点不到，剧场内已座无虚席，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永安公司职工全部出席，百货业，工商界人士也不少，有的是来助兴，更多的是来一睹郭琳爽舞台上的风采。
郭琳爽由夫人杜汉华陪同来到化妆室，在化妆时他对夫人说道：
“汉华，今天粉墨登场，很高兴，正应了家乡的一句俗话：十六岁学手艺，六十岁学吹打。”
“老公有这份兴致，我也从心底里高兴。”汉华柔声细语地说道。
“哈哈，”郭琳爽笑道：“我是‘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汉华，你看，我原先是个大资本家，今天又成为社会主义商店的总经理，怎么不高兴呢？”
“老公，看来，上海解放时，你留下不走，这一步真就走对了。”
“是啊，”郭琳爽点点头道：“要不是棣活弟同我一起下了决心，哪会有今天。”
杜汉华端来一杯微温的白开水，给他润润嗓子，准备登场。
今天演的是粤剧折子戏《武松打虎》，锣鼓敲响以后，大幕徐徐拉开。台上出现一个英俊潇洒的武松形象，一招一式，干净利落，唱腔醇厚圆润，特别是“打虎”一场，把一个浑身是胆的好汉演得英姿勃勃，维妙维肖。不知道的，以为是二十多岁年轻人演的，戏迷们可算过足了瘾，不少听不懂广东方言的观众，也被武松的英雄形象所感动。
“真想不到，演得这么好，到底是六十岁的人了，也真难为他了。”
“不露这一手还真不知道哩，了不起，多才多艺。”
感叹声、赞许声和雷呜般的掌声交织在一起。
戏演完了，观众久久还不愿离去，纷纷拥到后台把年轻的“武松”团团围住，有的要求他签名，有的要与他合影留念，忙得郭琳爽不知如何应付是好。这时急坏了夫人杜汉华，他知道老公已是六十岁的老头子了，演了半天武戏，应当休息了，他叫来副总经理保驾，将他拉出包围圈，脱身回到宅第。
郭琳爽今晚的精采演出是他一生中演得最好的一场。他自己满意，观众满意，杜汉华更满意。她回家躺到床上，面对丈夫说；
“老公，我看你越活越年轻了！”
“说得对，不是有个歌唱的就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吗！”
杜汉华打了丈夫一拳说道：“真是说你胖，你还喘起来了！”
两个人皆哈哈大笑起来。
小心谨慎，终是在劫难逃
公私合营之后，郭琳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兼职多了，社会活动也多了，经常在外面奔波，虽然累点，倒也心情舒畅。
当然，自己主持了几十年的企业，在招牌上加了公私合营四个字，说心情舒畅，那是骗人的，但不管怎么说，是大势所趋，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而公司合营之后，确也出现蒸蒸日上的势态。永安公司着手建立和整顿了经营管理制度，原先的帐房间改为财会科，建立了财务、财产管理制度，更加合乎科学管理的要求。商品品种增加一倍以上，好多见不到的商品，如汕头乐器、广东拖鞋、常州梳蓖、苏州刺绣被面、杭州剪刀等顾客喜爱的东西又在柜台上出现了。邮售业务是永安公司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传统服务项目，将过去的邮售组，改为邮售服务部，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有外地寄信购货、代配商品、代客装运、本市电话购货、送货上门等等业务。服务对象不分个人、机关、团体，邮售商品也不论多少、大小，不限地域远近，只要顾客所需，哪怕几只钓鱼钩、一件衬衣，都照样寄发。中断多时的代客加工业务恢复了，自做的糕点房又开炉了，男女服装、皮革制品、文具用品、木器家具、绒线编结、绸缎印染、瓷器印花等等，都可以委托加工定制。
永安公司变化的结果，营业额增加，费用水平下降，资金积累扩大，利润急骤增长。一九五六年年末，永安公司发放合营后的第一次股息，国内外的股东们喜笑颜开。
永安公司的公方副总经理是位通情达理的干部，业务上的工作，他从不干预，皆由总经理去处理。重大事务都尊重郭琳爽的意见，从不独断专行。逢年过节亲自登门拜访，偶尔也和他小酌一番。所以，郭琳爽感到他的总经理是有职有权，可以放开手工作。有时他在人代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中肯的意见：
“我有一些看法供市商业局领导参考。目前，行业归口中原有的一些协作关系被打乱了，对这一点，我认为是要迅速加以改进的，我们不能人为地把工商业原来的关系割断，货堵其流，梗阻不通。举个例子说吧，一向供应我们体育用品的陈秉记运动器械厂，自从有关国营专业公司向我们了解这个厂的供销情况以后，就加重它的生产任务，可是我们到陈秉记却进不来货，向这个专业公司也要不来货。有些专业公司及供销合作社批发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认为我们经营体育用品、水果、南货等商品是跨行业经营，似乎是违法的。致使我们商场里的顾客买不到体育用品、高档水果和甲级火腿。相反，我们去进货时，这些批发部门却把滞销商品硬性搭配给我们，供销社批发给我们平湖西瓜，硬要搭上低档的开封西瓜，这种做法，我们有意见，消费者也有意见。希望商业局领导管一管专业公司批发部门，请他们重视我们这家综合性零售百货商店的经营特点，在货源上给予大力支持，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
郭琳爽的意见提得具体恰当，市商业局领导很重视，遵照他的意见，将商业系统购销方面的疏漏，及时加以改进，使郭琳爽深深地感到他的人民代表没有白当，真正尽到了责任。
六十年代一个金色的秋天，云淡风清，碧空万里。德国前总理富尔到中国访问，在北京与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后，坐专机来上海参观、访问。特意来到永安公司与郭琳爽交谈道：
“总经理先生，能否谈一下合营后的体会和感想。”
“概括说吧，合营之后，货源更加充足，有宽裕的资金进行周转，职工发挥了积极性，顾客对我们公司都很信任和满意，我们职工有固定的工资，股东有固定的股息，给国家上缴一定的税金，我个人认为，公私合营真是一剂良药。”
“很好，”富尔听后笑道：“你们这里发生的一切，比我们厉害得多，我们那里的职工没有固定的工资，股东没有固定的股息，营业不能肯定有盈余。我觉得你们的‘生意眼’比我们高明。”
“不对，富尔先生。”郭琳爽马上回答道：“这不只是‘生意眼’问题，这是由于两种制度不同造成的结果。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有亲身体会，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就不会有这样的优越性。”
翻译把这段话译成德语，富尔听了幽默地眨了眨眼睛，微微笑了。
郭琳爽不仅接待过德国前总理富尔，而且接待过日本、英国、瑞士和非洲一些访华团，他都向他们谈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他的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新的发展。外国友人都称赞他是一位善于经营管理的好经理，纷纷和他合影留念。
郭琳爽在工作之余，除了爱唱粤剧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爱好，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