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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重庆的几大山货商号，尚未倒闭，仍以“娇济”为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因而，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何北衡在接待了两个美商代理人后，认为既然只是考察，就想当然地把“峤济”的掌柜吴懋卿请了出来。
吴懋卿虽说名气很大，是日商新利洋行买办陈瑶章的高足，也是国内经营山货的行家，可他不懂英语，对国际贸易更是一窍不通，陪着参观浏览一下洗房尚可勉强应付，稍一接触实质性的问题，就卡壳了。仅走马观花的看看，岂是两个美国代表的目的？于是他们又去求助于重庆山货业的同业公会，希望找个翻译，可同业公会推荐的罗太太，英语倒是不错的，她是位教会医院的护士长，医学特别是护理学方面，她的英语自是完全胜任的，然而，她对猪鬃却是一窍不通，连猪鬃及猪鬃贸易都了无所知，更勿庸说及专业性较强的名词与术语了。中国话尚弄不懂，何况英语？再加在贸易上吴掌柜知“内”不识“外”，两下一凑，她不翻译也仅止是个糊涂，她越翻译，反而使两个美商代理人更糊涂！糊涂，怎能达到目的？
早已蓄意等待良机的古耕虞，于两个美商代表一踏进重庆，即锐敏地发现了这是一个难得机遇。机遇当前，富有心机与智谋的古耕虞岂能放过？他当即展开了积极的活动，极力多方面谋求一见这两个美商代表。
美商代表在经过会见吴懋卿、听了糊涂翻译后，原本欲见“虎”牌主人的欲念更强了，两下里都亟欲一见，能不有所活动与有所流露？何北衡又不是傻子，见美国人对古耕虞如此重视，古耕虞又已通过人恳求一见，他就索性做得郑重些，在曾家岩的公馆里设下了宴席，专请两个美商代表，特邀古耕虞作陪。
初一见面，两个美国人就极感意外，又惊又喜，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信誉甚好的红色名虎的主人竟然如此年轻（当时古耕虞才止二十二三岁，从业也不过三年左右）！而英语也居然那么熟练！特别是在经受过罗太太“糊涂”的困扰之后，初一听这熟练流利的英语。真是耳目一新，心情大畅，很自然地一下子就拉近了关系。再细谈下去更是如得知音，古耕虞那高雅的谈吐，十分得体的举止，使他们甚为欣赏，而流利准确的英语，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的精通，对重庆猪鬃的生产、加工、经营出口等精况的熟稔与独到而新颖的见解，更使得他们甚为折服，由衷地赞叹不已。鲜明地感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知要较那年纪大其近倍的老掌柜高明出多少倍又可信赖多少倍！有比较才有鉴别。吴掌柜、罗太太的先入的陪衬作用，对古耕虞来说，也是很大、很重要的，这更使两个美国人深刻而具体地感觉到，像古耕虞这样非凡的出口商是他们很难寻求，甚至求之不得的，比他们预期的还要理想，岂能不牢牢抓住？
古耕虞更是觉得机遇难得，两个美国人谈的也甚合他的理想，又怎能稍有放松？
在摆脱英商羁绊的共识基础上，双方又产生了强烈的共同贸易的愿望，还不是一拍即合？于是，便在美商代表面见古耕虞后不久，双方便顺利地签了秘约，订出了直接贸易的条款。从此，孔公司不再从伦敦市场购鬃，古青记也不再向上海洋行交鬃，彻底地摆脱了英商，也自然摆脱了上海洋行与伦敦中间商的双重盘剥。两下里不但各获极大方便，而且各得厚利，怎能不皆大欢喜？又岂能不利害与共、关系更密切？
当时的大英帝国可是雄视两洋的“海上霸王”，美国也是不敢轻捋“牛”须的，因而，贸易之初，双方都十分谨慎地避开上海与伦敦的英商。古耕虞更不敢操之过急，因为一旦不慎，会招来很大的麻烦，以致前功尽弃。所以，直接运美的货物他统不用自己的装箱标志装船，也不用本号的名义，且以一小部分猪鬃敷衍上海洋行。直到几年后，英人无暇细顾而美国实力相对上升，才公开交易。
美商代理人是一九二七年离国来华的，由于万里迢迢，又有一些中间琐事，所以两家签约与接下来的贸易，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才进行的。当时古耕虞也只有二十三岁，而他的古青记在众多的同业商号中又不过是个很不起眼儿的“小字辈”，却仅凭了他的智慧与才能第一个摆脱了强横的英商垄断，冲破重大障碍创出了直接出口的先例，这本身就是奇迹。有了直接出口的条件，购销价差就自然地与其他商号大幅度地拉开，取得竞争的绝对优越，加以他信誉日隆，同业更难望其项背，倘若起衅去与之竞争，岂有不败之理？洋商撤离，给重庆的山货商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美商代表的来华，又为重庆山货商提供了另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这两个机遇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平等的，可别人不是掉以轻心，就是无此专长，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只有刚登上这个舞台不久又年纪轻轻的古耕虞才慧眼早识并迅即牢牢抓住，他怎能不飞速发达？那些在竞争中败北的人又何必怨天尤人？
从此，古青记渐渐地垄断了出口，孔公司几乎垄断了进口，很快使两家都成了“大王”，密切合作了近二十年，这段期间，用古耕虞的话说，这两家已成了很大的国际性垄断组合。
风险中的获胜者
生意场上，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遇到风险，张惶失措，是不可取的；盲目冒险，更是不足为训的。且请看古耕虞是怎样对待风险的。
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商界也自然难逃厄运。一九三二年初，爆发了—·二八淞沪战争，硝烟弥漫于上海，商界首当其冲，受灾最大的就是出口商。
由于日本兵舰游弋于海上，近海已陷入了他们的战圈。轮船离开租界的港口，要有两天左右的时间，才能驶离中国海域，进入公海。在租界港口是安全的，进入了公海，自然也是安全的，唯独在中国海域里是随时可能遭遇日本的兵舰，一旦遭遇，就不是被劫夺，就是被击沉，总之货物在中国海域内随时有全部丧失的可能。按贸易惯例，是在上海就地交货付款的，而保险公司又都拒保兵险，这就迫使外国进口商一概拒收了中国出口商的货物。也就是说日寇一下子就卡紧了中外出口商的喉咙，外货进不来，尚在其次，内货出不去，几天间就会毁了大批的出口商的经济生命线，甚至性命。大上海在正常情况下进口，特别是出口货物总是源源滚滚的接成了流动线，一旦被掐断，立刻涌成了堆，而堆积起来的损失是要以时刻计的！断了源流，内外市场立见剧变：国外猛涨，国内暴跌。不但幅度大，而且大有一发不可止的势头。特别是羊皮，由于质地娇嫩，存放在仓库里即使存放手段再好并经常采取相应的处理手段，至多也只能存放两个月。再如存放不当又无处理手段，则不消一个月就得报废。在货物越积越多几乎涨破上海所有库房、堆栈的情况下，纵有手段也难得施展。眼见得大批资金积压，不得周转不说，而且一天天的贬值，哪个能承受得了？重庆的一些较小的山货商号几乎全部亏本倒闭。
严峻的形势，也直接地、严重地威胁着古耕虞。因为在重庆，此时古耕虞已成了最大的猪鬃出口商也是最大的羊皮出口商，手中待出口的羊皮数量很大，倘若因此而全部蚀掉，将会使他“半身不遂”！
怎么办？
经过一番认真地观察与思考，古耕虞当机立断：自行护送出海！
当然，这是个很大胆也很冒险的决定。可古耕虞却很果决地进行了。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他已作了通盘的考虑，全面的衡量，妥善的安排，冒不冒风险，首先要看值不值得，可不可能，其次是有无妥善措施，有无周严计划。战争是不可逆料的人为因素，但却是可以了解的因素！古耕虞经过综合分析，觉得日本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战争获取中国的土地与主权，而几个月前才占领了东北，如今又发动了淞沪战争，兵力是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内陆，海上封锁不会完备，也没那个必要与可能。因而应是松弛的封锁，就是交战区内也没有发生海战，日本军舰往来中国海域的主要目的是运送兵员与军用的物资，当然也负有于往来的可能范围内搜索与拦劫由中国出海船只的使命，但这不会是大范围的封锁与大面积的搜索，只要避开由日本到上海的一些主要舰线，又预作准备，被劫或被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而运入公海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至少有一半的机会。这是可能性。
那么值不值得或者说必不必要呢？古耕虞经过通盘考虑认为完全值得，也完全必要，因为手中的羊皮数量很大，而目前又只有出、存两途。存，用不了两个月就得全部报废；而在这两个月中，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日军日益频繁的轰炸全部毁掉，化为一文不值的破烂或烟尘！因此，存，纯属于坐以待毙；出，尚有一半以上的希望。单就羊皮说，毁在船上与毁在仓库中，没什么区别。可倘能出得去，已涨得惊人的国际市场价格，会使它增值数倍，哪怕存货的一半得以运出公海，另一半全部扔掉，也会大赚。如果看准了出则可能生，等则唯有死，哪个能不出硬等？只是别人没看准，也没想到怎样才可使外国进口商接受罢了。古耕虞看准了，也与外商达成了谅解。他亲到上海与德商经营的德昌洋行议定：将交货付款交易地点由上海改到公海。轮船在中国海域行驶期间被劫或被毁，损失古青记自负，到公海交款后，责任自然由德商全负。因为当时的运输全靠的是外轮，德商出船也是很冒险的，虽说日本与德国的关系尚好，拦劫尚可，一旦击沉或击伤，那个损失也是巨大的。在古耕虞恳切的交涉下，德商全面地作了权衡，觉得击沉的可能性很小，而古耕虞又肯定地表示：一旦遭遇，宁肯失货，也不弃船，万一意外被击沉，他也可负担一部分损失。这样，可靠系数就更大了。而古耕虞这个信誉极好又已基本上垄断了出口市场的老客户是万万放弃不得，甚至要设法巩固关系的。何况越是犯险运出，在进口市场短缺、暴涨的情况下的质地良好的货物，越能赚大钱，重利当前，也值得冒险，双方总得各自承担一部分风险的。因此，很快便与古青记达成了谅解。
于是，古耕虞当即着手出口，从打包、装船一直到驶出吴淞口，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尽量不生惊动地驶到了海上，两天后，平安地到达公海，交了货，结了款，赚了一笔大钱。一次总共也不过十三四天，而真正犯险的也不过四五十个小时，可获得的利润却是常情下几个月乃至一年也不易与之相匹的。运送中，古耕虞察觉到危险系数比预料中的还要小，于是更大胆也更放心了，结果，反而是日寇的威胁在客观上帮助他发了更大的一笔财。
用一倍的本钱，调动二十多倍的资金
做大买卖，靠的就是铁打的信誉
论买卖不能仅靠手中的老本，只有设法调动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才能做大买卖，做好买卖。
古青记的资金，开始时可谓甚微，直到一九三八年改为“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也不过是五十万法币（有人计算，按当时的汇率，应折合为十六万美元），就算后来增加了一些，也不超过五十万美元，可它的营业额却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目，仅在国内结汇的数字，每年就超过了一千六百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用五十万做一千六百多万的生意，一块钱当三十二块钱用。就算资金周转率再高，最高时不过每年十六次，也是无法达到这个高效率的，这正是因为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正因为调动有力，才得赢利甚丰，仅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三年间，就赢得一千多万美元的纯利。调动外部资金，说白了，就是拿不是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买卖。这主要靠银行，古耕虞更调动了客户，甚至军阀。
银行的最信用户
在国内，他首先植根于中国银行，在国外，首先植根于“华尔街银行”。有了这两大雄厚基础，其他银行更为好办了。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银行已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领域也必然与它结下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不仅资金雄厚，而且人才荟萃，经营实力可谓最强。银行需要用户，它要靠用户生财，扩大资金，因而它也十分严格地选定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