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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精虽由吴蕴初起端，然有今日之发达，全赖同事之努力及社会之赞助，故自本公司成立起，蕴初决定只保留发明权而牺牲所应得之利益。因此，我决定将发明权报酬的百分之二十五分给职工，百分之二十五做为社会公益金，百分之五十，做为公司特别公积金。”
也就是说，不但当初放弃发明专利，如今也将那可观的一大块发明权报酬全部献给了职工、社会与公司。每个职工都可因他的发明权报酬而得一分报酬，可他这个发明者却一文这种报酬不得了。
须知，那是本世纪三十年代，那是被人诅咒的旧中国！那些公然地千方百计侵吞公款坑害别人犹恐不及，丧心病狂大肆挥霍人民血汗唯恐不多，身居高位吸吮人民而不羞，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而自得者，倘与吴纽初一比，可有地自容？故有人称吴蕴初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脊梁”实不为过。
抗战爆发后，吴蕴初到了重庆，更重视起了公活动，他仍只保持他的“足够”，办天山化工厂是如此，创办前文提到的“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也更是如此。那就是说已经把他的固定资产与日后赢利所得全部变成了公有形式，他人不可占，子孙亦不可分，永远以公积保存，这当然也是确保他企业存在的一种可靠手段，而只要企业办得好又“企业大权在握，总会有饭吃”。保证了“足够”，其余也就成了身外之物，要他做甚？这也可以说，金钱已起到了“催化”作用，该由化合物中“逸出”了！
“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是得自资源委员会钱昌煦的支持才办成的，聘请了七八个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来共同管理他的财产。直到解放。
吴蕴初最“奢华”的欲望只是想有机会“买架飞机坐坐”，可是，多少架飞机的钱从他手中流出变为社会公益，却连个飞机模型也没为自己买。因为在他看来，这在他那“足够”的标准之外。倒是为了解决一笔数额不小的机器进口的关税问题，被拘着，给蒋介石买了一架容克飞机。
那是一九三六年，天利厂进口那批由法国购置的机器时，由于海关定的进口税太高，吴蕴初便去找已做了中央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希望来能出面帮助免税。宋子文一口答应，却“顺便”提起一件事：
“吴先生，可知蒋总裁五十大寿在即？我等正在发起献机祝寿，希望先生您共襄盛举呀！”
“我等”中的“我”自然由“先生您”中的“您”代替了，拘到了劲儿上，吴蕴初怎好拒绝？可由于吴蕴初的精明，飞机买了，也买了便宜：一架容克飞机价为九万，可当时上海禅臣洋行经营的飞机却因是全金属要价十二万。也巧，试飞时因螺旋桨触地致翻，吴蕴初便抓住这点提出两点：一、质量不好；二、必须修好。倘能有所赔偿，愿为保密。洋行为了害怕因此失了信誉便同意了，不但修好了原机，还赔偿了一架小型全金属教练机，反而赚了钱，于是大出风头，味精赢利也大幅度增长。
身外虚名何足计
吴蕴初的名气，随着他的事业的不断成功而越来越大，他在人们眼中的地位，也因其屡有大义光明之举而不断提高。具备了这种社会优势，再加以国民政府中也有识人者在，便于一九三七年为了与德国洽商，授其以资源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赴德全权谈判。他代表了中国，争得了一些合理的利益。不久，他移厂重庆后，又正式担任了资源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经济计划委员会委员，也做过参议员。但他对这些头衔向不为意，只是由于有了这一串“委员”，可有利于发展他的事业，他才挂起它们而未推掉。那官味十足的“参议”，他却是百般推不掉也唯有得避且避而已。由于开发新疆，开创天山化工厂，他受到了“国府的嘉奖，“国府”的经济部长翁文灏还亲自将一枚“景星”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接着，由国民党要员亲自出面，双手为他送上了“党证”。他却从不佩带那枚“景星”——令人目眩的勋章。更不以国民党员自居，要高人一头。他只是用党证吓唬过特务，并以此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不要再叫特务跟踪于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介石“引退”之前，曾亲自召见了他。蒋介石被急转直下的形势逼得除大骂“娘希匹”之外，已无法可想，却将希望转向一些社会声望很高的人身上，希望通过这些人出面与共产党谈判，保住他“江南半壁河山”，至少可以缓一口气。吴蕴初便是被选中的这种人之一。蒋介石对吴蕴初一向客气，他虽然不能像对刘鸿生那样称呼“阿拉宁波人”，可对吴蕴初却可以说“阿拉江浙人”，几度接见或宴请吴蕴初，都表现得很是客气，此番又有所借重，自是客气非常。甚至就时局向吴蕴初“讨教”，并说：
“我决定请你出任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并参加和平代表团，去与中共谈判，我也知道，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
做经济部长，好大的官！可绝非吴蕴初所望，就算在正常局势下，他也不愿当官。因为他自知他不是适于做官的人，他已具备了振兴实业、强国强民的相当条件，凭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才是他的人生所需。何况如今又是这种局势？谁胜谁败，在他都无大关系，只要能振兴实业就好。眼见得是国民党腐朽不堪，共产党深得人心，他也不要介入这种谈判之中。因此他并没有如蒋介石预期的那样，骤得如此高官，受宠若惊；也没有什么失态的举动。因为他的内心是平静的，所以脸上也是平静的，听毕蒋介石的话，只是淡淡而诚恳地以“力不胜任”相推辞，蒋介石也只好以“希望再行慎重考虑”为结。
他也认识毛泽东，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但出于他一心扑实地放在化工企业上，“无暇他顾”的原因，并没有更多的交往。
抗战以后，周恩来做为共产党的代表即驻在重庆，并兼领导南方局，住在曾家岩五十号，被人们称做“周公馆”的简陋房子里，名声却越来越响亮。吴蕴初初时一心扑在实业上，虽耳闻周恩来是个非凡的人物，可并无心去仔细过问，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后他才听一些在“特园”民主之家受到过周恩来接待的民族企业家一再向他夸赞，才引起足够的注意的。由于他在贸易界的一些头衔能很便利地见到周恩来，不似别人那么特别小心。在数次交往后，他对周恩来的博大胸怀，非凡的才能与见解，无不深为佩服。后来，国民党严格地监控起来，以吴蕴初的素性，有了这种麻烦，他必不肯因为个人印象与交情而费心费时影响他的事业再与之交往，可他对周恩来不同，仍是设法保持往来。抗战胜利后，他更见到了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一方面积极设法甚至不惜电令大战犯、日寇侵华总司令同村宁茨就地等待国军接收，抵抗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所谓“进犯”；另一方面却做出和平态势电邀毛泽东“共商国是”，八月二十日再度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于八月二十八日率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与前往延安迎接的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同机飞到重庆。
为增进与各界人士的相互了解，毛泽东于谈判期间举行了数次座谈与会见，工商界自也在邀请之列。为使被邀的人士无后顾之忧，就决定由中共与一实业界名望高的人共同具名邀请。由中共干部、与实业界有联系的胡子婴、罗叔章物色人选。在找了两位遭拒后，胡、罗二人便通过吴夫人戴懿提出了请吴蕴初出面这一要求。吴蕴初与夫人认真商讨之后，当即打电话给罗叔章，相约在天原电化厂所在地猫儿石一见。吴蕴初在与罗、胡二人议定后，便与王若飞联名发出邀请。
九月十七日下午，应邀而至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学会及西南实业学会三个团体的代表：刘鸿生、潘昌猷、胡西园、章乃器、范旭东等人，来到了张治中将军的公馆——上清寺的和桂园。在会客室里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讲完话后，吴蕴初以东道主的身分请到会者发言，到会者却以为他这个东道主应该先讲一讲，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吴蕴初做了希望和平、努力发展工业以图实业救国的发言。
这次会见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了与民族资本家是朋友，绝不会没收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工商企业家们都大大地放心，决心支持共产党的和平建国主张。
十月上旬，中共代表于返回延安前，专派了王若飞、邓颖超往天原厂向吴蕴初辞行，并做了亲密无间的长谈。王若飞盛赞了吴蕴初烙忠敬业、重视公益的高尚精神，将其誉为“化工界的一颗巨星”，并邀吴蕴初有机会往延安看看。吴蕴初也盛赞了延安精神，并表示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以及邓颖超的敬意。谈话完全是以私交形式进行的，气氛十分融恰。
毛泽东、周恩来自不待论，王若飞倘若不是飞机遇难，在新中国一定会有他一个重要位置，且也必为新中国增誉立功。他对吴蕴初的评价是出自内心的，也是中肯的。而且倘若王若飞能活到建国时，吴蕴初也必及早与其联络。
可也正是与王若飞的来往，才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以致发生了吴蕴初以国民党证“搪灾”的事。
王若飞去后不久，吴蕴初就发现，无论是他到哪里都有些不三不四的人缀着，而且不时地换人。这天，吴蕴初进城到李子坝时，一个年轻学生打扮的人凑上前诡秘地对吴蕴初说：
“先生，我是个青年学生，很想到共产党占领区延安去，可惜缺乏路费，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么？那我将永远感谢你！”
对于这个人，莫说吴蕴初早已留意了他的跟踪，而且那难掩的诡诈与什么“共产党占领区”的用语也足以露了形藏。于是吴蕴初当即将隐藏于胸的怒火化为真气，声色俱厉地道：
“什么？！你是共产党！走！我要拿你到官！”
吓得那伪装学生的小特务倒退着欲溜。
吴蕴初又大喝道：
“想溜么？给我站住，不站住我可要喊宪兵了！”
小特务见已弄巧成拙，怕因此而招致麻烦，只好掏出特务证件向吴蕴初表明了他的身分。吴蕴初为了避免日后同样的麻烦，也亮出了他那中组部送上的党证，并亮出一连串的头衔，最后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日后不许盯我的梢！否则，我到蒋委员长那去告你们！”
不久，也果趁一次开会的机会，向蒋介石告了这一状。蒋介石听了嘴里骂特务机关“胡闹”，心里对吴蕴初与中共要人的往来，仍存芥蒂。故在欲请吴蕴初为“国府”经济部长时才说出“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的话。
一九四五年底，吴蕴初返回了上海，又大展其才、其力，迅速恢复起了上海的天字系列厂，并建立了“天字系列总管理处”，雄心勃勃地欲将化学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可惜国民党挑起内战，大打内战，大大受挫于内战，就凶狠地压榨民族工商业，使得吴蕴初壮志难酬，又出于对共产党的不完全了解，于是，于上海解放前夕，将他的天字系列厂交给以他儿子吴志超为首的管理委员会管理，他本人则去了美国。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吴蕴初虽从电话里儿子的回话中得知他的企业“一切正常”，可仍不放心，仍觉得当时宣传的工商政策日后会有变化，他这样的资本家会受到斗争。因此一九四九年秋回到香港仍犹豫不决。尽管儿子志超与管理委员会同仁给他寄材料，写信，仍是拿不定主意，直到钱昌煦的夫人在香港遇上他，劝他归国时，他才说：
“请你告诉昌煦，如果共产党要我，只要他一句话，我就回去，否则，我就一走了之！”
他与钱昌煦是在资源委员会时建立的友谊，他那“公益金管理委员会”就是在钱昌煦支持下创办的：他没想到钱昌煦已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信任钱昌煦，不但不会骗他，必要时也会保护他，所以才要钱昌煦一句话（王若飞早已逝世了）。
一九五０年十月，吴蕴初由香港乘船抵达天津，再转道北京，受到了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热烈欢迎。几天以后，在钱昌煦的引领下入中南海拜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热情欢迎，见面握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
因此有人说，吴蕴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