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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加重语气强调说：
“让周作民当科长当司长得师出有名，不能说我们首次铨叙就错了，要让众人认为我们铨叙是正确的、公道的！”
两个心腹异口同声说：
“这好办，就说是人事部业务量大，一时疏忽……”
“财长放心，这事交给我们办吧。人事部门由我出面疏通。花三百块钱足矣，由司长特别费里开支。让人事部门写个呈文，说初次铨叙工作量大，把周作民弄错了。财长您呢，并不认识周作民，也扯不上失察。”
第三天，周作民被委任为科长。接受任命的同时还接受有关部门的致歉，说他们一时马虎，使他受了委屈，遭了冷遇，等等。
这场风浪就这样过去了。
事过不久，财政总长由熊希龄担任。周作民大显身手，深得总长赏识，于是任命他为财政部库藏司长。年纪轻轻能得此职位，可以说是盲运亨通了。
不久，周作民在财政部库藏司长任上正感得意，开始有了有朝一日荣升财政总长的美梦时，不料，风云突变，财政总长易人，赏识他的熊希龄下台，信他不过的周学熙再次上台。
刚听到消息，周作民有些忧伤。静心仔细一想，觉得不必过虑。周学熙重任财长虽然不如熊希龄对他有利，但不至于丢掉饭碗。他出任库藏司长成绩斐然，其建树有目共睹，财部同仁一致公认。他屈指算算，财政部的所有司长，不管人品学识还是才华能力，没人能与他相比。何况他在他们当中年纪最轻。他出任库藏司长不过两年，任期未满。周学熙是有脑子的人，不可能上台伊始就把他撤换，撤换他对周学熙不见得有好处。周作民想到这些，心里平静了。
周作民作事一向雷厉风行，他立即写信给他的同乡、直隶省东光县知事王其康。王其康是周学熙和他的共同朋友。对王其康，周学熙几乎无话不说。所以，周作民先托王其康去周学熙处探探口风。周作民估计，周学熙即便心存芥蒂，在表面也会卖个人情，像周学熙这种人绝不会放着河水不洗船的。要是那样，便可过一阵再说，待到找着更好发展自己的去处，而周学熙又依然不离其位，再辞职不迟。
周作民把希望寄托在王其康身上，耐心等待着王其康的回音。不料，一连五六天没有消息，而且连他的影子都见不着了。这些天，周学熙挨个约见次长和司长，唯独不找他周作民。
有一天，周作民在走廊里隐约听到秘书们议论，说新任总长等着周作民去找他。
周作民闻听不由一惊，他仔细揣摩，觉得这议论好像是有人授意精心安排的，示意我主动找他，故意拿我一把，让我低三下四求情。
周作民预感情况不妙，连夜找王其康，仍然不见他的影子。此时，王其康避而不见，周作民完全明白其中的因由了。
周作民心想：周学熙的如意算盘打得够精，放风让我去找他，求他。他一定会编出一套危言耸听的鬼话在等着，待我求到一定火候，他才假惺惺地开恩，要我今后对他服服贴贴，唯命是从。尊敬的周大总长，你错了！你错翻了眼皮，认错了人！想到这里，他立刻展纸奋笔疾书。
几个时辰后，周学熙案头上多了一只牛皮纸信封。财政总长瞄了瞄信封上的字样儿，心中窃喜。此时，周学熙安详地、舒服地微仰着身子坐在沙发上，乳白色吊灯的明亮而又柔和的光辉，照射着铺着暗红色地毡的套间房的外间客厅，照射着他那眯眼含笑的大脸盘。他的左手思索地慢慢摩挲着白瓷茶杯，右手很舒服地放在锃亮照人的栗色的沙发本扶手上。香烟在他食指和中指间，升起着袅袅青烟。他冷笑道：
“终于沉不住气了。写信不好使，非他登门恳求不行。不煞煞他的傲气总让他这般狂妄哪行！也得让他知道马王爷几只眼，让他晓得我这个总长对僚属的驾驭才能。”
他把信封举到眼前凝视片刻，才拿起剪刀漫不经心地铰开。然后连同剪刀一块放下，并不把信笺抽出展阅，好像他已经知道信里的内容。他又点燃一支洋烟，闭着双眼儿慢慢儿地抽着，品尝着，什么事儿也不想。香烟抽了一半时，他忽然觉得不放心，又重新拿起信封。刚把信笺展开，便惊呆了。
此时，周学熙的心里如同打翻五味瓶一般。他把周作民辞呈丢在一边，决定置之不理。心想：让他琢磨去吧。
那天，周作民送走辞呈便离开了财政部。他仔细酝酿后，便走进了交通银行会客厅。总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周作民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访意图，接着把向周学熙送去辞呈的缘由讲述了一遍。
这个行的总经理叫梁士诒。过去见过面，但没有什么交情。只见梁总经理慢悠悠地说：
“本行正缺稽核主任，你如愿意屈就，明天就到职吧。”
周作民感激地向他的新上司深深鞠了一躬，说：
“谢谢您了，梁总经理！”
一刻钟以前，他心里还在打鼓，甚至谋划着三个月找不到事做怎么办，失业半年怎么办……
此时，梁士治微笑着说：
“不必多礼。你我过往虽然不多，但你的品格、才华、学识、能力我早有耳闻，银行界的同仁们对你评价极高。咱国家的银行业刚刚兴起，亟需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才，我们早就打算聘请你来我行稽核，只是一怕屈了你的才，二怕财政部不放，还会说我们挖它的墙脚而影响本行与财政部的产系，所以未敢启齿。尽心竭力地干吧，在交通银行，会有你施展才华的机会。”
周作民满怀感激地起身告辞。他来到这间会客厅前后不到半个小时。事情居然这般顺利！周作民摹然有了找到用武之地的感觉。
那天夜里，他失眠了，因为想事而失眠。最先想的是要有所建树，为交通银行作出贡献，报答梁士请在关键时刻拉他一把的情谊。后来他又想到：
“应该认真回顾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特别是到财政部任职以来的经历，从中找出有用的经验教训。”
周作民一想到这，周学熙的形象立刻呈现在眼前。
“千重要万重要，人际关系最重要，只有把处好人际关系当作第一关键，才符合中国的国情，才有可能成就事业，有所作为。”
他一想到周学熙，便顺理成章地得出这个结论。他自信自己有能力，实践也证明自己有能力，同仁更是公认自己有能力，别说财政部的司长自己可以胜任愉快，就是当财政部次长、总长也绰绰有余。可就是因为与周学熙的关系不洽便屡遭打击，任你有天大本领也无从施展，除落个一腔悲愤，别无所得。
从此，周作民便把融洽人际关系视为建功立业的命脉，坚信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左右逢源，能够呼风唤雨。于是他开始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财富创造和改善人文环境。
与魔鬼打交道
周作民到交通银行没多久，梁士诒又委他兼任国库课主任。一天，他因国库课里的业务去找梁士诒，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看见文书课主任和钞票课主任迎面走来，他隐约听到“芜湖……”“倪嗣冲太他妈跋扈……”“分行……夭折……”等几句断断续续的言辞。
周作民回到办公室后，两位主任的说话声仍在耳际回荡，他突然意识到“莫非是行里想在安徽有所举措”？周作民心里一振，“一定是的。在安徽督军倪嗣冲那里卡壳了……我要是能……”他沿着这条思路想呀想的，愈想愈远，想得如醉如痴，物我两忘。下班的时间早过，他思想的翅膀还在高深玄妙处邀游正酣。
倪嗣冲的关键在哪儿？这位督军大人听谁的？……他是皖系，皖系的祖师爷是段祺瑞……如有法接近段祺瑞就好了……对，好好琢磨琢磨，把这堡垒攻下……送礼对这老头子不灵，据说他在这方面极为清廉，在外界已经有名。为保住名声，他不可能为谁破例。传闻，一位南国封疆大吏曾想巴结他而大搞感情投资，送了十次礼品十次被退回，次次原封不动，弄得送礼者很是尴尬，同时也很纳闷儿：段老爷子究竟喜欢什么？十次礼品次次不重样儿，金银宝石稀世奇珍无价古玩儿无不囊括其中，他居然一样也没看中。他段祺瑞绝非至圣贤人，为什么不喜欢别人送东西？常言道，“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当今社会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他段祺瑞偏偏怪癖如此……那封疆大吏愈想愈觉得段祺瑞其人琢磨不透。突然间，他生出个恶作剧念头，精选了个奇大的南瓜，派专使给段送去。心想：“华夏广袤数万里，产瓜无数，独独不产傻瓜，倘若产有傻瓜，即便重金购买，我也送他一个！我如今居官盛产南瓜的湖广地域，就将此瓜权当傻瓜给他送去。这老家伙也跟这老南瓜差不多一样，基本算得上是个傻瓜，看你老傻瓜接此南瓜如何处置！”殊不知，段祺瑞见到大南瓜格外高兴，欣然收下，还专门给那地方官写了封表示热忱的长信，并赏给送南瓜的使者不少银两，这对段祺瑞来说也是破例了。后来，但凡想给段祺瑞送礼的人只送非常普通的地方土特产，大多为瓜果梨桃之类。送上十次八次，也值不了两把银子。只有不想真送礼的人才送贵重的东西，因为那样，既可以充门面好看，又不损失什么礼品，总能如数退回的啊。
周作民想、段祺瑞这样资深年老的高官儿，倘若送礼不灵，便很难结识。我与其相比，地位悬殊，即便走通路子得以相识，也难相知。求人办大事只有两种关系靠得住，一金钱，二情谊。第一种关系能见速效，第二种则不然，非情投意合知心换命不可。
周作民绞尽脑汁，突然想到了徐树铮。
徐树铮，将军府事务厅长、国务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参陆办公处（即执行大总统、三军大元帅职权的机构）主要负责人。因受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赏识信任，执掌着三军的军令和军政大权。他还为段祺瑞运筹决策。内阁凡有重大举措都与他有关，或约他建议，或由他授意草拟，或出于他的手笔，故有“小扇子军师”的美称，被军政要人们视为段祺瑞的“灵魂”，炙手可热！所以，巴结他的军政大员极多，终日门庭若市，宾客如云。
周作民知道，单凭自身活动，诸如送份厚礼前往拜谒之类根本无法与徐树铮结识。于是，他决定找徐树锋的好友汪志农。
汪志农，字竹杉，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家境贫寒，出身卑贱。为了糊口，十三岁进入天津一家妓院充任杂役。因干活很卖力气，为人机警，工于钻营，有心计善筹划，深得妓院老板赏识而当上杂役头子，成为津门妓界有名的“大茶壶”。不久，他另立门户，自己开妓院。凭着吃喝玩乐样样在行，特别是精于赌博的本领，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后来，一些有眼光谙世事的朋友劝他说，妓院虽能赚钱，究竟声誉不雅，难成气候。大丈夫处世，应该建功立业，留名后世才是。他接受友人建议，把妓院移到别人名下，自己退居后台暗地里操纵，对外则声称“今生不再操此业，只一门心思改行经商”。他先后做过木材、粮食、食盐、军装、军火等生意，样样顺手，财路通达，短短几年就积存了丰厚资财，在商界站稳了脚跟，显露了头角……
于是，他变得油滑鄙俗，善于揣摸他人心理，娴熟与各种人物交际之技能！
周作民听说汪志农并记住其姓名有三四年了。那时，周作民随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北迁北京不久。他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就记住了，而且记得很牢。其因由不是周作民的记忆力太强，而是汪志农有“很难说清楚”的复杂特征。也是因为这“很难说清楚”的复杂特征，周作民多次放弃了与汪志农交往的机会。他们不止一次被人邀请赴宴并同席吃喝，不止一次在街上相遇，周作民总不愿与他言语，有意回避。
事到如今，周作民感叹着说：
“有些时候，明知是魔鬼也要与之来往。”
周作民来到汪志农住处。
汪志农高兴得无以复加。寒暄间，汪志农就抽空吩咐家人叫车。烟茶方罢，未及说话，汪志农便拉起周作民往外走，说是“要陪周主任找个好去处逛逛，散散心，周主任终日公务缠身，案牍劳烦，好不容易忙里偷闲出来，应该彻底轻松，玩个痛快才是”。汪志农根本不征询周作民的意见，一凭自己意愿行事，言谈举止倒有几分见面熟的雍容气度和江湖侠客的倜傥雅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