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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 txt-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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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死,保谦公并不怎么在意,时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七十有一,死则死矣,最在意的却是两宗大事,一是庆丰,一是晔如。庆丰是他以二千大洋的些微本钱,费尽心血创起的基业,晔如是他最疼爱的儿子。当自知时日不多时,他先集家人切嘱办好庆丰,并仍是持其一贯不许子侄辈过问政治的主见,不许子侄辈介入当时国人奋起图强抵制日货的浪潮中。他说:    
  “空言抵制,虽力竭声嘶,亦无稗实际,非创办国货以代不可,故尔等定要办好庆丰,并逐步规拓发展。”    
  似是“先公后私”,“公”事已了,才嘱“私”事,摒开家人,单召五弟申伯、六弟纪云来榻前叮嘱:    
  “星海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晔如年幼经验不足,非其敌手,我终不放心,我身后,两弟要多加照顾晔如!”    
  这无疑是一种“托孤”,不托“长子”,而“托”幼儿,并出于固执的偏见与溺幼能不埋下祸根?由此可见,人过七十,务须慎思,以汉武帝刘彻之明仍不免因“春秋高”而“法令无常”,况乃常人?有了这份“托孤”式的遗嘱,便无异将两个儿子间的裂痕拉成敌对,两弟又竭力护幼,结果是愈护愈糟!在两兄弟主哀并与同众亲友送葬时,本于同衷共戚中,互为怜惜,拉近了感情:做哥哥的深怜弟少,不甚更事,自所难免,如今一旦失估,甚觉可怜,终是同胞手足,自己又是唯一的同胞兄长,怎能不感到责任重大?哀父逝尤怜父爱,出于天性与常情,也曾暗下决心:就是小弟再不济,做哥哥的也得包容!弟弟呢,望着哥哥哀痛欲绝的样子,思及父爱之殷,大生长兄如父之情,哥哥苦苦奔波,于祖业功不可没,实较己强出多多,以后自当聆听其教,竭诚助其振兴家业。舍此还有谁最亲?可是,一旦得知了老父“托孤”之隐,俱自生了离心,弟弟想:父亲明白一世,对哥哥知之甚深,如此重托两叔,自是看准了哥哥必于日后不容于己,须早为之备。有了这一想法,便愈想哥哥愈是“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愈觉得发发可危,防范自是愈过头。做哥哥的只觉得委屈,觉得父亲没有真正了解自己,弟弟也实是有许多弱点,可经这一“托孤”无异是将他与两叔、一弟对立了起来,他感到甚受威胁,自然也要采取些相应的自卫措施。如此一来,更令两叔、一弟认为遗嘱“英明”,也对应地采取措施,且甚有过之。如此恶性循环起来,很快地两兄弟间剑拔省张了。    
  精明的唐星海对此唯有摇头叹气,毫无办法,也甚为痛心,也就因之重视起他自己子女的教育。    
  唐星海得温金美为侣,甚为怜爱,两情相悦,堪为佳偶,共生了四男三女七个孩子,男孩自是依唐门族谱。取马旁千字辈:唐骥千、唐骏千、唐骅千、唐骝千,骥、骏、骅、骝,俱为名驹。女儿则不在此例,因而分别为:唐彼霞、唐志明、唐志云。有了深恐下一辈再如他这一代不虞的教训,唐星海抓紧着要子女们保持和谐一致的教育,他除了经常将子女们集在身边,进行手足相亲的教育外,还有意让子女们了解他的思想与希望、要求。除了语言说明外,还常常教以事实。比如他常有意地寻求一些有代表性事件,特将有关的工程师或职员找到家里来商讨解决,此时则特今儿子们,有时还约了子侄等站在一旁,要他们认真地听,以冀收教育与溶合情感之效,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兄弟间的重大隐患已经伏就,时间的更移,只能愈来愈显,终至爆发。开始时尚只是些意见相左,后在兄弟相对时,渐渐地已无话可话。冲突竟见诸于公开场合,愈来沟壑愈深,隔阂愈大,误解也愈多。终至爆发为阅墙之战。最激烈也最典型的是一九四0年与一九四三年的两度“家业”主权之争。一九三九年,由于日寇的侵略危害,唐星海又在上海创办了保丰纺织漂染厂,于当年四月投产。(“保丰”的详情,后文再叙。)此前,唐晔如就风闻乃兄于转移“庆丰”资产中公私不分,乘机捞了不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引起更大的不满,有些董事也由于听了些传言,又得知了那“托孤”之语,便也对唐星海甚为不满了起来。处世也真个怕那“心胸狭窄”,自家如是,再去怀疑别人就愈想愈觉得甚得其理,再加上有同感的人互相助长,就势必认定无疑。唐晔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六叔的支持下,说动他的堂侄、叔兄、堂兄等人的一致赞助,而急切地发难,欲乘此际更换经理,从乃兄手中夺过主权。于是在一九四0年四月五日,由他与六叔纪云出头召集,在上海的保丰厂内开起了“紧急董事会议”。时间定为下午两点及时开会。到了两点十分,唐晔如与其支持者俱来到了会场,计有唐晔如、唐纪云、唐宝昌(唐门本支唐晋斋之子)、唐松源(为晔如叔兄,乃五叔申伯之子)、华俊民(原股东华芝珊之后)、唐瑞千、唐凤岱、蔡松如(老股东蔡君植之后)等八人。等到两点半,唐星海等几个董事未及时到会。唐晔如便有些不耐,一再打电话催促,并不再等齐即做出推举决议,以蔡松如为会议主席,原本记录人应为谢友庵,由于谢氏避而末至,临时改为唐松源。    
  待至两点四十分,蔡漱岑(即蔡缄三之子,唐保谦之婿)来到了会场,唐晔如便迫不及待地催促蔡松如宣布开会。    
  几句开场白之后,一涉及正题就出现了沉默。因为在座的董事,除晔如本人与六叔纪云之外,均对唐星海的能力甚为心折,几年来又实是功不可没,而传闻终是传闻,究竟有几分可信?再如蔡漱岑则对这位二舅子的信任尤甚于小舅子,倘叫小舅子主持庆丰与保丰,绝不会这样兴旺,背后里议得虽响的其他几个人也是临会有些心中打鼓:这样做好么?    
  尚未待董事们从困惑中转来,时钟敲了三点,唐星海与薛汇东(老董事薛南溟之子)已相偕而入。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这次会议上的冲突。    
  唐星海走入会场尚未停步,便出声责问;    
  “我们还没有出席,你们为啥就开上了会?”    
  是呀,缺了两个最主要的董事——董事长、经理,这会怎么能开?又不是定期例会,没取得这两个人认同便召集起临时紧急会议,这不但是有违章程,也分明是透露着欲有所不利于这两个重要董事的动机么?无虚才能气壮,理正方得辞严,今日里实是有些气虚理亏,又何况唐经理素来威信甚著,当面之下,众董事多已无言以对。连本应开口回话,被椎做会议主席的蔡松如也缄口垂首了,因为连他这个会议主席究竟合不合法,自己也起了疑,他还怎么回答唐经理的责问?别人不开口,连主席也沉默了起来,首发其难的唐晔如只好出头了,他以气仗胆地进行了反质问:    
  “通知你两点到会,你为何三点才来?”    
  唐星海气恼地瞥了下乃弟,不屑于回话,大踏步走到会议桌前,而薛汇东已先他一步,一把抢过记录,说:    
  “我们俩没有到会,你们怎么能讨论问题?拿过来,给我们看看!”    
  薛汇东也急了,这对在座的董事们的压力更大了,也就更没人回话了。其实,薛汇东才是唐星海手中的一张王牌,当初,没有薛家,就不会有庆丰,如今也是如此,薛家直接影响着整个企业的兴衰,哪个董事敢无由得罪?还是唐晔如回话:    
  “我们多数董事都已来了,难道还不能开会?”    
  唐星海当即直斥回去,说:    
  “我们几个没到,就是不能开会!”    
  是呀,当初发起创办企业是保谦公与城三公两亲家,借的是南溟老前辈的威名,这对所有董事来说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如今三公俱故,尚有其指定的继承人在,星海、漱岑、汇东三人才应该是企业的核心,就算他们再不对,也不可抛开他们来开会呀。有几个董事已觉得理亏,觉得对不住人了。唐晔如见状更加恼羞成怒,却又无力以理取胜,竟动起了粗蛮“刷”地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    
  “今天我们就是已经开了会了,你敢拿我怎样?”    
  唐星海仍面呈不屑冷冷地质问唐晔如道:    
  “不必多说,这很明显,就是你的主意,你不如索性明说,背着我们开会,到底是想搞什么名堂!”  
  两兄弟已经直接地针锋相对,唐星海已一步迫至问题中心,这使董事们很尴尬,如果是例会,董事们又顺理成章地一步一步心照不宣地配合,提出更换经理,倒也罢了;可如今突然召开“紧急”——为什么“紧急”?——会议,必有特因,特因是什么,又为什么专门背着三个主要人物,这不是明显地要“阴谋政变”么?那又为什么?说唐经理无能么?那岂不是鬼扯!说那些没有实据的传闻么?更只能使自己被动。而唐经理积威已久,对这些业已自虚的人更足以震慑,唐晔如的粗莽只是色厉内茬,大伤风雅,因而也大失人心。消、长之际,原本支持唐晔如的也不好开口了,你六叔对同样的侄子为什么厚此薄彼,助小的搞阴谋?连最有说话权的唐纪云也因这个会越来越迹近阴谋而不宜说话了。再加上蔡漱岑也加以质问,一些董事便转向了唐星海一边,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用行动:起身相让,倒茶敬烟来表明立场。唐星海见稳住了阵脚,方与薛汇东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仍是大权在握!唐晔如眼见得大势已去,这次会的目的是决达不到了,气恼不过,打出了最后一招“杀手铜”:    
  “难怪老父说你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你这人一切只能由着你的性子办,别人半个不字也不能说,照这样下去,大家还怎么合作?算了,从今以后,我绝不参加由你主持的董事会就是!”    
  说罢,插起手枪,悻悻地拂袖而去。这番话也说得苍白无力,老父的遗言与不许你们背着主要董事开会何干?你搞阴谋也要人“心胸宽广”吗?也得由着你的性子么?    
  这一次,唐星海可以说早已利用薛、蔡两大支柱驾起了主体建筑,再以他的积威做了装修,巩固了他的大厦,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弟弟。只不过因此而形成了公开分裂,兄弟间破了脸皮,又外贼乘虚而入,引起了更大更激烈的阅墙之争,一九四三年两兄弟终于对簿公堂法律相见了。    
  抗战爆发不久,唐星海即转移出庆丰一些设备,并在上海又设“保丰”,没多久原庆丰被炸,到了一九三八年春末日寇又将庆丰交给日商大康纱厂经营,大康的经理大和藤七无法独力恢复生产,稍一整理便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交给了南京汪精卫组织的伪政权的“实业部”。汪伪的实业部当即发出通知,表示要归产权与原主,要原庆丰纺织漂染公司派代表前去接收。    
  依常理,唐星海一直是庆丰的经理,是当然的合法代表,理应由他出面接收,可他的弟弟却又一次得地近之利,再度捷足先登了。而且此番是经过了比较周密的计划而后动的。他首先串通了多数老董事,六叔纪云自不消说,叔兄五叔申伯之子松源及华使民等正是他的“老班底儿”,更将姐夫蔡漱岑也拉过来,取得了董事的多数,又下功夫巴结上了汪伪实业部部长袁愈,与其攀上了交情,袁愈也正欲乘此离间唐家,以收控制之效,一口答应为唐晔如帮忙。至此,唐晔如已于公、私两面获得了支持,便组织了一个以唐纪云、蔡漱岑、华俊民、唐松源为主体,又拉上了孙祖苍、章骏、陈中等颇具实力的股东管理委员会,正式出面接收了庆丰纺织漂染厂。入厂两个月,便一切基本就绪,却怕自选经理人员不够“权威”,唐晔如又活动袁愈,由实业部出面,指定唐晔如为经理,并兼厂长,宣布解散了原管理委员会。于是,庆丰便落入了唐晔如的掌握之中。    
  唐星海自不甘心,却因尚无良好时机,故不动声色,更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势,以待时机。而且坚信时机不久即至。    
  果然,没过几个月,到了当年,即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汪伪政府“改组”,实业部长换成了杜恩平,袁愈下了台,唐星海认为时机已到,便通过关系运动了时任实业部次长的陈蜚君和另一权要王树春,在取得了这两个人的默许后,正式呈状,申诉于无锡法院,后直上诉到南京法院,唐晔如毫不示弱,立即经过紧张的通融、谋划,出面与乃兄打起了旷日持久的产业官司。    
  无锡法院,由于有老将“托孤”重臣唐纪云出面力证与力争,判得自对唐晔如有利,而南京法院则不同了,陈蜚君虽是个次长,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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