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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保谦公并不怎么在意，时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七十有一，死则死矣，最在意的却是两宗大事，一是庆丰，一是晔如。庆丰是他以二千大洋的些微本钱，费尽心血创起的基业，晔如是他最疼爱的儿子。当自知时日不多时，他先集家人切嘱办好庆丰，并仍是持其一贯不许子侄辈过问政治的主见，不许子侄辈介入当时国人奋起图强抵制日货的浪潮中。他说：
“空言抵制，虽力竭声嘶，亦无稗实际，非创办国货以代不可，故尔等定要办好庆丰，并逐步规拓发展。”
似是“先公后私”，“公”事已了，才嘱“私”事，摒开家人，单召五弟申伯、六弟纪云来榻前叮嘱：
“星海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晔如年幼经验不足，非其敌手，我终不放心，我身后，两弟要多加照顾晔如！”
这无疑是一种“托孤”，不托“长子”，而“托”幼儿，并出于固执的偏见与溺幼能不埋下祸根？由此可见，人过七十，务须慎思，以汉武帝刘彻之明仍不免因“春秋高”而“法令无常”，况乃常人？有了这份“托孤”式的遗嘱，便无异将两个儿子间的裂痕拉成敌对，两弟又竭力护幼，结果是愈护愈糟！在两兄弟主哀并与同众亲友送葬时，本于同衷共戚中，互为怜惜，拉近了感情：做哥哥的深怜弟少，不甚更事，自所难免，如今一旦失估，甚觉可怜，终是同胞手足，自己又是唯一的同胞兄长，怎能不感到责任重大？哀父逝尤怜父爱，出于天性与常情，也曾暗下决心：就是小弟再不济，做哥哥的也得包容！弟弟呢，望着哥哥哀痛欲绝的样子，思及父爱之殷，大生长兄如父之情，哥哥苦苦奔波，于祖业功不可没，实较己强出多多，以后自当聆听其教，竭诚助其振兴家业。舍此还有谁最亲？可是，一旦得知了老父“托孤”之隐，俱自生了离心，弟弟想：父亲明白一世，对哥哥知之甚深，如此重托两叔，自是看准了哥哥必于日后不容于己，须早为之备。有了这一想法，便愈想哥哥愈是“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愈觉得发发可危，防范自是愈过头。做哥哥的只觉得委屈，觉得父亲没有真正了解自己，弟弟也实是有许多弱点，可经这一“托孤”无异是将他与两叔、一弟对立了起来，他感到甚受威胁，自然也要采取些相应的自卫措施。如此一来，更令两叔、一弟认为遗嘱“英明”，也对应地采取措施，且甚有过之。如此恶性循环起来，很快地两兄弟间剑拔省张了。
精明的唐星海对此唯有摇头叹气，毫无办法，也甚为痛心，也就因之重视起他自己子女的教育。
唐星海得温金美为侣，甚为怜爱，两情相悦，堪为佳偶，共生了四男三女七个孩子，男孩自是依唐门族谱。取马旁千字辈：唐骥千、唐骏千、唐骅千、唐骝千，骥、骏、骅、骝，俱为名驹。女儿则不在此例，因而分别为：唐彼霞、唐志明、唐志云。有了深恐下一辈再如他这一代不虞的教训，唐星海抓紧着要子女们保持和谐一致的教育，他除了经常将子女们集在身边，进行手足相亲的教育外，还有意让子女们了解他的思想与希望、要求。除了语言说明外，还常常教以事实。比如他常有意地寻求一些有代表性事件，特将有关的工程师或职员找到家里来商讨解决，此时则特今儿子们，有时还约了子侄等站在一旁，要他们认真地听，以冀收教育与溶合情感之效，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兄弟间的重大隐患已经伏就，时间的更移，只能愈来愈显，终至爆发。开始时尚只是些意见相左，后在兄弟相对时，渐渐地已无话可话。冲突竟见诸于公开场合，愈来沟壑愈深，隔阂愈大，误解也愈多。终至爆发为阅墙之战。最激烈也最典型的是一九四０年与一九四三年的两度“家业”主权之争。一九三九年，由于日寇的侵略危害，唐星海又在上海创办了保丰纺织漂染厂，于当年四月投产。（“保丰”的详情，后文再叙。）此前，唐晔如就风闻乃兄于转移“庆丰”资产中公私不分，乘机捞了不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引起更大的不满，有些董事也由于听了些传言，又得知了那“托孤”之语，便也对唐星海甚为不满了起来。处世也真个怕那“心胸狭窄”，自家如是，再去怀疑别人就愈想愈觉得甚得其理，再加上有同感的人互相助长，就势必认定无疑。唐晔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六叔的支持下，说动他的堂侄、叔兄、堂兄等人的一致赞助，而急切地发难，欲乘此际更换经理，从乃兄手中夺过主权。于是在一九四０年四月五日，由他与六叔纪云出头召集，在上海的保丰厂内开起了“紧急董事会议”。时间定为下午两点及时开会。到了两点十分，唐晔如与其支持者俱来到了会场，计有唐晔如、唐纪云、唐宝昌（唐门本支唐晋斋之子）、唐松源（为晔如叔兄，乃五叔申伯之子）、华俊民（原股东华芝珊之后）、唐瑞千、唐凤岱、蔡松如（老股东蔡君植之后）等八人。等到两点半，唐星海等几个董事未及时到会。唐晔如便有些不耐，一再打电话催促，并不再等齐即做出推举决议，以蔡松如为会议主席，原本记录人应为谢友庵，由于谢氏避而末至，临时改为唐松源。
待至两点四十分，蔡漱岑（即蔡缄三之子，唐保谦之婿）来到了会场，唐晔如便迫不及待地催促蔡松如宣布开会。
几句开场白之后，一涉及正题就出现了沉默。因为在座的董事，除晔如本人与六叔纪云之外，均对唐星海的能力甚为心折，几年来又实是功不可没，而传闻终是传闻，究竟有几分可信？再如蔡漱岑则对这位二舅子的信任尤甚于小舅子，倘叫小舅子主持庆丰与保丰，绝不会这样兴旺，背后里议得虽响的其他几个人也是临会有些心中打鼓：这样做好么？
尚未待董事们从困惑中转来，时钟敲了三点，唐星海与薛汇东（老董事薛南溟之子）已相偕而入。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这次会议上的冲突。
唐星海走入会场尚未停步，便出声责问；
“我们还没有出席，你们为啥就开上了会？”
是呀，缺了两个最主要的董事——董事长、经理，这会怎么能开？又不是定期例会，没取得这两个人认同便召集起临时紧急会议，这不但是有违章程，也分明是透露着欲有所不利于这两个重要董事的动机么？无虚才能气壮，理正方得辞严，今日里实是有些气虚理亏，又何况唐经理素来威信甚著，当面之下，众董事多已无言以对。连本应开口回话，被椎做会议主席的蔡松如也缄口垂首了，因为连他这个会议主席究竟合不合法，自己也起了疑，他还怎么回答唐经理的责问？别人不开口，连主席也沉默了起来，首发其难的唐晔如只好出头了，他以气仗胆地进行了反质问：
“通知你两点到会，你为何三点才来？”
唐星海气恼地瞥了下乃弟，不屑于回话，大踏步走到会议桌前，而薛汇东已先他一步，一把抢过记录，说：
“我们俩没有到会，你们怎么能讨论问题？拿过来，给我们看看！”
薛汇东也急了，这对在座的董事们的压力更大了，也就更没人回话了。其实，薛汇东才是唐星海手中的一张王牌，当初，没有薛家，就不会有庆丰，如今也是如此，薛家直接影响着整个企业的兴衰，哪个董事敢无由得罪？还是唐晔如回话：
“我们多数董事都已来了，难道还不能开会？”
唐星海当即直斥回去，说：
“我们几个没到，就是不能开会！”
是呀，当初发起创办企业是保谦公与城三公两亲家，借的是南溟老前辈的威名，这对所有董事来说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如今三公俱故，尚有其指定的继承人在，星海、漱岑、汇东三人才应该是企业的核心，就算他们再不对，也不可抛开他们来开会呀。有几个董事已觉得理亏，觉得对不住人了。唐晔如见状更加恼羞成怒，却又无力以理取胜，竟动起了粗蛮“刷”地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
“今天我们就是已经开了会了，你敢拿我怎样？”
唐星海仍面呈不屑冷冷地质问唐晔如道：
“不必多说，这很明显，就是你的主意，你不如索性明说，背着我们开会，到底是想搞什么名堂！”
两兄弟已经直接地针锋相对，唐星海已一步迫至问题中心，这使董事们很尴尬，如果是例会，董事们又顺理成章地一步一步心照不宣地配合，提出更换经理，倒也罢了；可如今突然召开“紧急”——为什么“紧急”？——会议，必有特因，特因是什么，又为什么专门背着三个主要人物，这不是明显地要“阴谋政变”么？那又为什么？说唐经理无能么？那岂不是鬼扯！说那些没有实据的传闻么？更只能使自己被动。而唐经理积威已久，对这些业已自虚的人更足以震慑，唐晔如的粗莽只是色厉内茬，大伤风雅，因而也大失人心。消、长之际，原本支持唐晔如的也不好开口了，你六叔对同样的侄子为什么厚此薄彼，助小的搞阴谋？连最有说话权的唐纪云也因这个会越来越迹近阴谋而不宜说话了。再加上蔡漱岑也加以质问，一些董事便转向了唐星海一边，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用行动：起身相让，倒茶敬烟来表明立场。唐星海见稳住了阵脚，方与薛汇东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仍是大权在握！唐晔如眼见得大势已去，这次会的目的是决达不到了，气恼不过，打出了最后一招“杀手铜”：
“难怪老父说你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你这人一切只能由着你的性子办，别人半个不字也不能说，照这样下去，大家还怎么合作？算了，从今以后，我绝不参加由你主持的董事会就是！”
说罢，插起手枪，悻悻地拂袖而去。这番话也说得苍白无力，老父的遗言与不许你们背着主要董事开会何干？你搞阴谋也要人“心胸宽广”吗？也得由着你的性子么？
这一次，唐星海可以说早已利用薛、蔡两大支柱驾起了主体建筑，再以他的积威做了装修，巩固了他的大厦，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弟弟。只不过因此而形成了公开分裂，兄弟间破了脸皮，又外贼乘虚而入，引起了更大更激烈的阅墙之争，一九四三年两兄弟终于对簿公堂法律相见了。
抗战爆发不久，唐星海即转移出庆丰一些设备，并在上海又设“保丰”，没多久原庆丰被炸，到了一九三八年春末日寇又将庆丰交给日商大康纱厂经营，大康的经理大和藤七无法独力恢复生产，稍一整理便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交给了南京汪精卫组织的伪政权的“实业部”。汪伪的实业部当即发出通知，表示要归产权与原主，要原庆丰纺织漂染公司派代表前去接收。
依常理，唐星海一直是庆丰的经理，是当然的合法代表，理应由他出面接收，可他的弟弟却又一次得地近之利，再度捷足先登了。而且此番是经过了比较周密的计划而后动的。他首先串通了多数老董事，六叔纪云自不消说，叔兄五叔申伯之子松源及华使民等正是他的“老班底儿”，更将姐夫蔡漱岑也拉过来，取得了董事的多数，又下功夫巴结上了汪伪实业部部长袁愈，与其攀上了交情，袁愈也正欲乘此离间唐家，以收控制之效，一口答应为唐晔如帮忙。至此，唐晔如已于公、私两面获得了支持，便组织了一个以唐纪云、蔡漱岑、华俊民、唐松源为主体，又拉上了孙祖苍、章骏、陈中等颇具实力的股东管理委员会，正式出面接收了庆丰纺织漂染厂。入厂两个月，便一切基本就绪，却怕自选经理人员不够“权威”，唐晔如又活动袁愈，由实业部出面，指定唐晔如为经理，并兼厂长，宣布解散了原管理委员会。于是，庆丰便落入了唐晔如的掌握之中。
唐星海自不甘心，却因尚无良好时机，故不动声色，更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势，以待时机。而且坚信时机不久即至。
果然，没过几个月，到了当年，即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汪伪政府“改组”，实业部长换成了杜恩平，袁愈下了台，唐星海认为时机已到，便通过关系运动了时任实业部次长的陈蜚君和另一权要王树春，在取得了这两个人的默许后，正式呈状，申诉于无锡法院，后直上诉到南京法院，唐晔如毫不示弱，立即经过紧张的通融、谋划，出面与乃兄打起了旷日持久的产业官司。
无锡法院，由于有老将“托孤”重臣唐纪云出面力证与力争，判得自对唐晔如有利，而南京法院则不同了，陈蜚君虽是个次长，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