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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个次长，可他的根子很硬，是汪精卫的小舅子，莫说姐夫汪精卫，就是姐姐陈壁君又谁个敢惹？杜恩平又事不关己，乐得清闲，自是这个“贵戚”代表了实业部介入这场官司。有了这层关系，南京法院自是倾向唐星海的，却因唐晔如一方“据理力争”：唐星海已自幼过继给四房唐若川为子，有继单为凭，且尽人皆知唐星海幼时称保谦公为“伯”，故无权继承保谦公的遗产；唐晔如的继承产业与任职是经过实业部授权的，不能任意更改，故而一拖再拖。
正在相持不下时，介入了一种意外的动因，使这场官司迅速向有利于唐星海的方面转化。
狡猾、阴险的日本大康纱厂经理大和藤六抛出了他蓄谋炮制的“备忘录”，要庆丰“偿还”他在庆丰的“复旧费”，竟累计为一百一十二万余日币，合当时的中储券六百二十三万余元。偌大的数目吓坏了诸多董事，一齐推给了唐晔如，可他又哪儿来的偿还能力？于是，由俱生怨，各自揣起了心腹事，也更是思想起唐星海：他可是有多大难题都是铁肩担重任，从不转嫁董事们的！也正是利用这一契机，唐星海直接回到庆丰并要求召开董事会。在会上他理直气壮地提出：多年来庆丰都是自己的事由董事会解决，事无大小，皆从此例，这是老一辈立下的铁传统，可为什么像接回庆丰这样的大事竟然不经董事会研究，几个人就擅自成立了一个什么“庆丰厂管理委员会”去接回厂子？这难道不是违反了传统惯例？这个所谓的“委员会”不合法，也代表不了庆丰的全体董事，是对董事会的亵读；传统以来，都是董事会才有权推举经理，再委托经理任命厂长，否则，这经理与厂长的产生与任命是无效的，凭什么要由实业部指定？言之成理，凿凿有据，唐晔如已无力招架，何况此刻又被日商扰得六神无主，支持他的董事们又袖起了手来？只好知难而退，交出了大权，并拉走了唐松源，叔兄弟俩在上海另创了个源丰毛纺厂与肇新纱厂，办得倒也不错，也自此，两兄弟不但在财产上彻底分家，而且经营道路上也分道扬镳，且较起了劲。唐家的子侄各有彼此，手足乃至一族之内的纷争似不足训，然而竞争的形成，对企业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庆丰家庭争夺战”中，两兄弟互不相让，以至不惜投效外人找官府为靠山，则更不足以为训。
保住三十三家工厂
一九二七年的美棉筋斗，是社会政治气候掀起风波给唐星海最重的挫折，其后虽再无此等惨痛，却也是关隘重重，风浪叠叠。
老父去世后，唐星海寄在上海的印花设备便到了启动的时候了，在汉口建筑第三工场的打算也可得以实施了，他甚至还想到苏州、上海再办新厂。可企业越大，范围越广，越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竞争手段与强大的竞争能力，增加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与企业信誉都不可稍有疏忽。因此，他未雨绸缪，决定先出国去彻底考察一回，于是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底，由上海乘船启程，赴英国的曼彻斯特，参观考察了那里可称得起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附属设施，再转而去法国、瑞士。可在他踏上法国国土之前，便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八月十三日日寇借口中国守军于虹桥机场击毙两名日本官兵，向上海发动了猛攻。
唐星海牢记父训：不问政治不做官。可他不能不关心，甚至得十分重视时局的变化，因为大的政治动乱，特别是战争，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存亡，所以，他一离开上海便很注意用随身携带的收音机收听新闻，虽说到了国外，由于他精通英语，而外台的报导绝不会迟于本国的电台，因而，尽管他身居异邦仍可随时得知国内战况。一听到上海已发生了激战，当即意识到了无锡难保，所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瑞士都是边参观边作应召回国的准备，果然，很快就接到了催他归国的电报。
日寇眼看就要逼近城下，无锡危在旦夕。留下作日本治下的企业，被讥为汉奸，哪个董事也绝不肯的；可是放弃了庆丰，这多年的积蓄与心血，又哪个也不会甘心。可“事急矣”！何所适从？群龙无首，唯有团团转，这就更显出了唐星海的重要，便急电追回了经理。
唐星海的参观中途而断，急如星火地赶回无锡，从接到电报起，他内心就连呼“糟糕”！这一巨大的战争风浪不但一下子摧毁了他那已思虑成熟的扩展宏图，连基本根基庆丰也在摇摇欲坠之中了，他怎能不心如火焚？
主心骨回来了，董事们急不可待地于唐星海归来尚未坐稳时便发出了焦灼地询问：
“唐经理，你可回来了！战火眼看要烧到无锡，你可快拿大主意呀！”
“星海兄，几时召开紧急董事会呀！”
“唐老板，那股份可是我家几十年的全部的积蓄呀！”
说话间，那可怕的炮声已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越来越频，董事们也就越来越慌，慌得竟不顾可能与否提出了退股的要求。
唐星海又何尝不急？可他终究是“主心骨”，急而不乱，很快就在庆丰设在上海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说是研究大计，其实已六神无主的董事们还哪儿有“研究大计”的清醒思维？唯有唯唐星海是命了。唐星海在分析了无锡失守不可避免，他们绝无改变大局的能力后提出“惹不起就躲”的主张，说：
“第一，我们要收集尽可能到手的资金换成外汇，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复兴时添置机件，继续办厂。第二，迅速将厂里的存货、棉纱、棉布与原绵、半成品等，分散地转运至比较偏僻，比较安全的外乡外埠，能销的销掉，不能或不及销的储藏起来。第三，不能让庆丰的机械设备落入敌手，必须抢在日寇攻城之前，抓紧拆机装箱从速运去内地。恰好，两年前，我在汉口买了块地皮，就运去武汉吧。”
会刚开完，长江已遭封锁，沪宁铁路线也断了火车，唐星海只好与爱妻温金美乘公司的小汽车回了无锡。
到厂下车伊始，唐星海立即向惶惶以待的职员们宣布停产转移，并迅速选定了拆车装运的人员。余下的一律疏散。职员可按停薪留职外出避难，工人则请转回农村，或由厂里安排疏散到农村，以避日寇之凶锋，并向工人们保证说：
“只要抗战胜利。庆丰能恢复生产，我是绝不会忘记大家的！”
在那危机的岁月，这一句饱含人情味的话，对同仇敌汽而又身陷危局的同胞，是何等的慰藉！
据有关文章记述，当单独私嘱保管并转移唐星海个人的资金与帐目时，负责财务的副厂长、老实厚道的陶心华请示说：
“中南银行的借款，是用棉花、棉纱做抵押的，如今尚堆在中南栈房里，银行又不许人处理，落入日寇手中怎么办？”
唐星海听了，心下窃喜，问道：
“这数目能有多大？”
陶心华回说：
“共计棉花十万担，棉纱千五百件。”
唐星海当即叫陶心华组织人将这批实物运出，转移到芜湖或汉口。
处理了庆丰转移的大事，一回到上海，唐星海便嘱咐妻子温金美将所有的手头“法币”与在他命令下不断从外地汇来的销售款日逐连续一律兑成外汇，甚至九丰与庆丰的个人存款也均兑换了，并被他据为己有。此间对股东们确实很有侵害，也正是如此，唐晔如才于一九四四年发难欲对其兄的经理之位取而代之。
就在唐星海下罢职工疏散、机器转移的命令回沪设几天，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沿沪宁线狂轰滥炸的日寇飞机炸毁了无锡火车站，并殃及池鱼，丢进庆丰三枚炸弹，一枚将漂染工场全部摧毁，另两枚不但引发了一场大火，而且炸毁了一、二工场附近三分之一的房屋与设备，所幸人员无伤。轰炸虽凶，职工们仍忠于职守，冒生命之险完成着拆迁转移任务，并及时电告老板，按老板指令拍摄了被炸惨况的照片，通过无锡县长，获准官运，抢出并疏散到附近农村一批设备与物资。为图再举，职工们受尽了艰辛与屡逢凶险，可再举已然无望。腐朽的国民党指挥下的军队只晓得望风而逃，日寇很快逼近了中南地区，在汉口再办厂的计划只好落空，唐星海只好又转回了上海。在八月十五日的董事会上作出了决定：在上海筹建新厂，并定名为“保丰”——“丰”承“庆丰”，“保”则内含纪念保谦之意，且“保丰”保丰，可保庆丰亦是一种不忘旧的用心。
一年后，即一九三八年八月正式筹建。
经八个多月紧张的四出活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机，九月全部投入运转，日产棉布八百尺，棉纱三十五件，漂染布二千尺。
第二个庆丰总算办起来了，唐星海实是费了不少的心力，也做出了一些强硬迫人的事，有伤于一些股东与董事，可究竟是在抗战烈火中办起的第一个纺织印染厂，自是别具作用与意义，可说是唐星海在战争的狂风巨浪中又开出一船。
庆丰纺织漂染厂虽经拆运与炸毁丢弃大部，却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残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本欲诱迫唐星海上钩，写信约唐星海“合办营动”，唐星海不肯上当，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见无利可图，索性将庆丰交给了汪伪政权，才掀起前面所说的兄弟诉讼。
待庆丰又回到唐星海手中，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扭亏为盈，得以两“丰”并进，唐星海又激起了雄心，开始拓展：一九四三年末，与人合伙办了家“源丰机器厂”，一九四四年三月，与建安实业公司在常熟共办“家庭纺织工业社”；一九四四年七月，也是与建安实业公司合办了“永丰纺织工业社”。
可是，他的触角尚未得很好的舒展，更大的社会风波席卷而来：先是日寇军管了上海租界内的纺织业，保丰自在其中，不久，由于战线太长，日寇的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就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全力支援战争”的口号，强迫，乃至近于强抢铜铁，仍是不及，就索性强令工厂将正在运行的机器捣毁（时谓“拷”掉），特别是纺纱印染机器，他们先以日商的六厂七厂做个样子，接着便强加在了中国纺织业的头上了。当时日商纱锭大约与华商的总纱锭相当，“拷”起来，日商无所谓，可以回国再生，可华商却只有死路一条！
严令传来，华商们如闻惊雷，整个上海，乃至江苏全境与浙江、安徽的纺织厂家急如乞命般纷纷电请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设法保全。这个理事会就设在上海，唐星海当时正是这个理事会的副理事长，此时他又何尝不急得如居炉火？不仅他，他们唐氏整个家族基业也因此而处于危亡之中，家人哀促，同业重托，希望都寄托在了精明强干的唐星海一身了，他也只有拚命设法维护一途了。他就集起一些人来研究对策，七嘴八舌都有好处。唐星海从众议纷坛中综合出一个办法：去主动承担日本军用纱的代纺代织。
唐星海就联络了几个人并请上了在上海维持会与伪市府任要职的江上达，向日本驻军交涉，话尽量说得动听，不外是：三省各纺织厂家都愿为“皇军”着想，“皇军”远涉大海，军用纱运转不易，三省厂家甘为代纺代织，待军需一足，即“拷”掉机器以奉军火之需云云。
这一招果灵，日本驻军当即下令要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统一安排为日军代纺代织四万五千绵纱、十四万五千尺布，机器自然就“缓拷”了。
三省理事会只是空架子，其他几个厂也没啥大能力，因而实际上是庆丰纺织漂染总公司承担了这批“代纺代织”的绝大部分。唐星海与范谷泉、吴仰山、王方揆等专家认真计算，精心安排，尽量多分配一些工厂去承担，因为多一个就可保一个，结果三省的三十三个工厂都成了“皇军”军需的代纺代织厂，并采取尽可能慢的拖延战术，催得紧了，就应付一点，稍一缓就放慢速度，甚至索性停工。日本人自也不会放松，无奈唐星海总能不断地提出理由来搪塞：不是电力不足，就是货源中断，再就是设备意外故障，还有不时的戒严，工人无法上班。反正是战时，许多东西都无法保证正常，说得又头头是道，况且也确能应付上一些结货，为了军需，日本人也无法硬逼。拖来拖去，拖到了1945年初，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是节节败退，军事的失利，使日本军方已很焦心，无暇多顾，因之而引起的频繁调动，更使上海日本驻军频频换防，新的来了，不知以往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