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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只指望她让我在候车室坐上一夜．没想到她竞主动提出让我到工会办公室去。那里有一个长沙发。她说，正好有8个复员的海军士兵经过这里，没有买上今天的车票，你们做个伴吧。
我本来以为，女人都比较小气．然而，在厦门，居然有女人超过了男人．而且超过了韩信遇到的“漂母”．不但有一饭之德，还有一屋之恩。
至今我还记得．那张长沙发上有紫色的棉布套子，我睡的那一头，弹簧已经瘪下去了。但是．当时沙发是很少见的．就是住旅馆也不能享受弹簧的柔情。可是．我仍然不能安眠。因为我的口袋里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到泉州的票。那小伙子看出我的忧虑．主动提出：有什么东两可以
拍卖吗？
我吓了一跳．身为读书人，习惯于清高．对于金钱的盘算，从童年时代就觉得．不是好事。再说．叫我到大街上叫卖．怎么开口呢？他说：“没有关系，你这样的白面书生，往那儿一站就是招牌，我替你叫好了。”
总不能从厦门走到泉州吧．一想到这．我就顾不得什么资产阶级劣根性了．惟一的选择就是提起旅行袋跟他回到火车站。
说起来．我那旅行袋里也真可怜，除了一包上海的大白兔糖果以外．只有几件衣服。他就把大白兔糖果鲜艳的包装露在外面．大声叫卖起来．马上就引来一堆围观的人。可惜，没有人对糖果感兴趣。叫了半天，只有一个搬运工模样的人，把我的旅行袋打开来仔细翻看．拿出了我十年前做大学生时穿的、已经褪了色的绒衣，正面反面反复抚摸后。问我多少钱肯卖。我想十年前3元6角钱买的．现在最多只值1元钱。但是，l元钱，加上我口袋里的钱，仍不够到泉州的车票钱。我狠狠心，让我那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发作了一下：l元5角钱。那搬运工马上就要掏钱。可
是小伙子嚷嚷起来：l元5角怎么行！这么厚的绒衣，起码要5尺布票，1 尺布票就要l元钱的。
我突然紧张起来．按当时的政策．买卖布票是违法的。
但是，我的舌头失去了抗辩的力量．听任小伙子作主，以5元钱成交。
当我拿着一把带着工人阶级体温的、沾着草屑和亏泥的毛票和硬币的时候，心里并不仅仅是兴奋和感激。当时来不及细想，只是本能地用最文雅的姿态和小伙子握手，对他表示感激，隐隐感到所有感激的语言此刻都显得苍白而空洞。
摘自《读者》2005年第20期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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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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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变化的思考
作者：丁林
一相比人们的自信，我许是有些悲观。而且，很不合时宜地，在美国南方一
个欣欣向荣的春天。
春天又来了，鸟儿在明亮地叫着。让我想起蕾切尔·卡逊的书，那本《寂静
的春天》。卡逊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一个柔弱女子，战胜庞大的“化学帝国”，
证明了ＤＤＴ危及鸟类生存、也在毁坏人类的健康与生存，最终使得ＤＤＴ在美
国禁止生产。ＤＤＴ的发明人，曾经获得诺贝尔奖。今天，人们提及此事，口气
之中，多半暗示那是发奖委员会的一个污点。好在，看上去愚昧和恶势力纷纷落
马，环境保护的概念从此发端。结局就像是一个灰姑娘的童话。
可是，王子和灰姑娘并没有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们的面前不是一个童话世界。ＤＤＴ是杀虫剂。当初发明、启用它，是为
了救森林庄稼于虫害，也是为了挽救生命。它扑杀的重要对象之一是蚊子，蚊子
传播着可能致命的疟疾和各种疾病。从ＤＤＴ开始推广，到上世纪７０年代被禁
止，它拯救了至少５００万个生命。我回想多年前，自己被卡逊的故事深深打动，
却忘了问一声：ＤＤＴ停止使用，疟疾怎么办？
疟疾病例在回升。今天，每年有２５０万人死于疟疾，其中９０％在非洲。
在那里，每年有１５０万儿童死于由蚊子传播的各种疾病。ＤＤＴ因此在许多国
家恢复使用。在这些国家儿童的眼睛里，ＤＤＴ竟不是一袭黑色斗篷的恶魔，倒
是长着白色翅膀的天使。
善意的环保组织们不曾想到，他们推动全球禁用ＤＤＴ施加的压力，甚至被
贫国看做是富国的傲慢。因为，改用任何新型的、被认为是更安全的杀虫剂，价
格都在５倍甚至１０倍以上。他们根本用不起。
问题假如仅仅归结到钱上，也许还好办了。真正的问题是，新药物就安全吗？
在发达国家，停止使用ＤＤＴ之后，科学家发明了替代药物。人们相信科学
能解决问题，最终是因为相信人的认识和征服能力。可是，不论你是否承认，人
的能力有限。事实上，每一种新药物的产生，对它安全性的全面了解，永远慢一
拍。例如，广泛用来替代ＤＤＴ的仿雌性激素，２０年一过，待发现它对人类、
野生动物的生殖有危害，男人们的精子总数已经荒唐地下降了一大截。
那么，恢复ＤＤＴ吗？我问自己，难道还有这个必要，绕回４０年前卡逊已
经提过的老问题：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毒害又怎么办？
我们面前，要说是“两难困境”，也许都是说简单了。
二群体的困境，源于我们个人的困境。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人有求生避祸
的本能。最近有一条新闻，在香港发现红火蚁。虽几经下毒，仍然止不住红火蚁
在香港蔓延。我不知香港居民是不是重视这条新闻。他们也许不知道红火蚁是什
么。我看着新闻却直摇头，红火蚁是美国南方的生存常态。
我们住在乡下，每年春天，家家户户至少要买两种杀虫剂，一种对付毒性很
大的黄蜂，另一种对付漫山遍野的红火蚁。它们对过敏体质的人都会带来很大危
险。
３年前，我们７０多岁的邻居杰米老头被黄蜂叮了一囗。他估计自己至少能
够坚持赶到５分钟车程以外的诊所，马上开车前往。结果，刚刚上路不久，蜂毒
发作。他突然昏迷。杰米的车子失控，冲出公路，连人带车翻进沟里。幸亏只是
车毁，人还是被抢救过来了。
我们刚搬到这里时，全然不晓厉害，直到也有了蜂叮蚁咬、休克后招救护车
急救的惊险，才真正变成一个美国乡下人。第一课的教训，就是开春买杀虫剂，
救眼前燃眉之急。
美国警告大家，我们有６９００万个家庭在使用各种杀虫剂。每到春天，我
会很有负罪感地想，一个并非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我，怎么也站进了这个行列里？
这样的困境难以挣脱。杀虫剂只是环境问题的九牛一毛。而人性的弱点远不
止于求生，除了避祸，人还是趋利的。
今天人们对美洲印地安人弱势的反省，都是停留在政治层面。而当年美洲印
地安人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流本身。欧洲移民带来美洲从未有过的病菌，
致使对此没有免疫力的印地安人大批死亡。今天，交流仍然是环境灾难的一个重
要原因。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故事，就像中国的大豆枯叶病去年在美国的农田悄
悄伸展；就像北美的红火蚁，今年在香港的山坡上，拱出高高的蚁穴。
我们会在政治层面检讨检疫制度，虽然我们知道，其效果只是杯水车薪。我
们不可能检讨“交流”，因为那是潜在于我们内心不可克服的渴望。
我们乐于从政治层面检讨。不仅是这一层面尚有改进的余地，还因为我们能
够获取道德感的满足。而涉及人性本身的弱点，我们鲜有改良的余地，还可能把
自己逼上道德感失衡的险途。
我只需要问一下自己，空气污染是最直观的污染。那么，我是不是因此会放
弃车船乃至飞机的便捷、远行的特权？为了阻止水电站对生态的危害，我会不会
放弃电灯、洗衣机、冰箱，拔掉家里所有的电器插头？或者，我在三里岛和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仍然让自己坚信，核电站就一定是安全的电源？
环境的恶化如杀虫剂的使用，其加速度如脱缰的烈马，勒也勒不住。既然政
治层面还有改善的空间，改善就是必要的。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必要扫
兴地说一句实话：改善的结果也是有限的。
我们面对的问题，大部分来自难以克服的人性本身。
三环境恶化的加速度似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无能。相反，它恰和我们能力的
扩展同步。最突出的是技术，假如套一句俗话，技术是在“突飞猛进”。
我短短一生目睹的“发展”，其眼花缭乱，已经是多少代人心中不敢梦想的
科幻影片。有史以来，怕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几年前当做贵重物品，宝贝
一样搬回家的电脑，今天扔在大街上，也已经没有人要捡，只能直接送上垃圾堆。
技术更新的速度，还分分秒秒在加快。
与生俱来，人有创造的欲望，人有攀登高峰的欲望，有“更快、更高、更强”
的欲望，也有更便利、更舒适的欲望。在跨出哪一步之后，就失去了分寸？一些
人在呼吁，要人们有所克制，收效甚微。因为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有时只是一个
硬币的两面。人所创造的善果恶果，也往往齐头并进，无力弃恶而仅仅扬善。
原来分散的，现在有能力集中；原来小规模的，现在纷纷合并。在我们为电
子信箱的便捷欢欣鼓舞的时候，不知何时起，城市、国家、世界，已经兼并成一
些大电脑的主机。
结果，像是在应着巫师的咒语，强大技术的催生婆，一面培育起超强的个人，
一面催生出脆弱的社会。几个人，花１０００美元买机票，就可以发动一场造成
人员、经济损失都超越珍珠港事件的战争；一个不那么难得到的低污染核弹，就
可能将一个大都市逼成一座空城；电脑病毒的入侵，就可能瘫痪一个国家的核心
部门。技术提升，终于令一个质变在魔术般地完成：战争能力从国家军队，无声
无息之间，就开始转让给个人。而大国的命脉，日益命若丝弦，偏偏又只维系在
几个大都市的金融中心。牵一发，便全国方寸大乱。
过去，避免毁灭性的极祸，要阻挡的是国家的疯狂。现在须防备的，竟只是
个人的疯狂。我们说，只要一个国家善待他族，即可免遭此祸。对这样政治层面
的天真论断，我想，最先在一旁暗笑，准是一个写小说的。社会是否能够杜绝疯
狂，专事研究“人”的文学家，也许最有发言权。
人的复杂性带来了社会的丰富性，也是文学家乐见的良田，生长善恶恩仇、
也生长关爱和嫉恨，由此丰收喜怒哀乐、祥和与暴乱。人或许能够建立一个全体
一致微笑的机器人社会，可惜人的世界上帝已经如此安排：终有人是疯狂的。
我们为技术的高速发展兴奋得满脸通红，只能闭上眼睛不去看，从事创造和
毁灭的双方，都因此获得了同样大展身手的机会。
恐怕，前面纵为悬崖峭壁，我们也已经回不去了。
我们连回顾的时间都没有。观念也在前所未有地加速变换，急奔乱走。我们
的观念曾经在时间河流的缓缓冲刷下，逐步沉淀、逐步淘洗、逐步修正和演进。
现在，用“革命”二字已经不足以形容这种从容的消失。今天，我们从一个急速
的漩涡，被抛向另一个急速的漩涡，已经难辨南北与东西。
我问自己，在飞旋直下的潮流中，我脚下的支撑点在哪里？我又有多少道德
自信的空间？我对自己的改变能有多少？我知道，每个人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
体。可是，同时又可以是一个有意义的、随机的考察目标。我像是在回答一份社
会学的调查问卷，面对问题，却满腹狐疑。
春天的鸟儿还在叫着，而我，或许永远也找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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