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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叫喊起来：“我爱你像这条小路伸到小河那么远。”
大兔子说：“我爱你远到跨过小河再翻过山丘。”
小兔子想，那真是很远。这时，它看见了黑沉沉的夜空，没有什么能比天更远了。它说：“我爱你一直远到月亮那里。”说完它闭上了眼睛。
大兔子说：“哦，那真是很远，非常非常的远。”它把小兔子放到用树叶堆起来的床上，然后低下头来亲吻小兔子，对它说晚安。
然后它躺在小兔子的身边，带着微笑轻声地说：“我爱你，一直远到月亮那里，再从月亮回到这里来。”
我们真是想不到大兔子说出的这最后一句话。它是我们想不到的，可是它在任何一个已经长大的人的记忆和感念之中。因此一旦它说了出来，我们就在心的很深之处受到触动。我在很多的场合朗读出这最后一句，总有人眼眶里立刻涌满了泪水，而我的声音也总是哽咽的。每当我朗读完这个故事，就想给母亲打一个电话，问她好吗；想起我已经去世的外祖母，她给我那么多的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的爱。她现在肯定拥有了天堂的幸福吗？有无尽的思念、无尽的牵挂。
很少有小孩会有和我们相同的理解和感情，这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会对这两只兔子的故事有兴趣，会记住它们的爱的表达，记住小兔子的挖空心思和大兔子的深情，小兔子的天真可爱和大兔子的母爱的诗意。记住那些比方，那些联想，那一句句巧妙、睿智的话和里面的温暖。
记得住这些，在一个孩子慢慢长大的精神里，就是栽下了美丽的花，是在一张很白的纸上画了一棵会长得很大、发出香气来的树。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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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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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爱妻子
作者：聂茂
2005年5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新西兰政府总理海伦*克拉克好不容易有了点空闲时间，她想让丈夫陪她去周围的农贸市场看看。自从当上了总理后，四年多来，克拉克很少有时间与丈夫一起，散散步、谈谈心什么的，她觉得欠丈夫的实在太多了。
可是，正当克拉克准备出门时，她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新西兰内阁部长马克*可斯克打来的。
克拉克忽地想起，可斯克上周三写来了辞职报告，她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否接受他的请辞。因为，在克拉克看来，可斯克是一位十分难得的人才，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作为第一位出任太平洋岛事务部长的太平洋岛裔人，在新西兰毛利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新西兰政府因为可斯克的任职，减少了与毛利人的摩擦和冲突，各个民族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
正因为此，当可斯克写了辞职报告后，克拉克总理一直没有召开内阁会议，就可斯克的请辞组织讨论。
“克拉克总理，你好！”可斯克在电话里说，“你看了我的请辞报告，并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吗？”
“报告我是看了。”克拉克说，“不过，你能否再缓一下请辞？”
“对不起，我可以缓一下，甚至不辞职。”可斯克说，“你知道，我是热爱这份工作的。可是，我妻子的病情不允许我这么做。”
“你妻子的病情怎么样了？”克拉克说，“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到医院去看看她。”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她的病情的确严重，医生说，她的情况很糟糕，病情正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可斯克说，“正是在此情况下，我才决定请辞的。”
“你已经请了三个月假，是否再请两个月呢？”克拉克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在这两个月内，看看病情的最终发展，然后再作决定嘛。”
“不行，我已经请了三个月假了，不能再多了。”可斯克说，“我不上班，又拿着政府发给的高薪水，这样做，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工作。”
“我认为，你是一个称职的部长。”克拉克说，“目前你是有一些困难，但相信你能够克服。”
“对不起，总理，你不要劝我，也不要安慰我了。”可斯克说。
克拉克拿电话的手有些微抖，她在寻找合适的词，试图作最后的规劝。
“不管怎样，我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可斯克说，“我爱工作，更爱我的妻子，特别是在她病了的时候。”
“你是一个好丈夫。”克拉克有些心动了。
“工作辞了，以后可以再找，虽然不一定是部长，但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我就能够全心投入，并且尽力做好。”可斯克说，“可是，妻子病成这样，我再贪恋官场，对不起政府，对不起纳税人，更对不起妻子。”
可斯克的妻子是于去年5月突发脑溢血，在首都惠灵顿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返回奥克兰疗养的。当时，可斯克特地请假三个月照顾妻子。但他的妻子近期病情突然恶化，需要他更多的照顾。
“总理，我感谢你的信任，请你别犹豫了。”可斯克说，“每当我给妻子喂下一匙药汤、或者一口稀饭，看到妻子脸上露出苍白的微笑时，我的心就涌出一种深深的感动：自己的一点点付出竟能让妻子获得活下去的力量，我还有什么舍不得放弃呢？”
“好了，可斯克，别再说了。”克拉克说，“你对妻子的爱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没有理由再挽留你。”
可斯克静静地听着。
克拉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虽然，我和所有内阁同僚，都对你的离去感到遗憾，但是，你的决定是正确的，真心祝福你的妻子早日康复！”
克拉克总理放下电话，发现丈夫正在门口怔怔地望着她，她正要张口说什么，丈夫率先说话了：“刚才的电话我全听见了。如果你有事，就不用陪我去农贸市场了，我一个人出去走走就行了。”
望着丈夫的强作笑容，克拉克的眼角有些湿润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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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绳儿
作者：王鼎钧
一切要从那口古钟说起。
钟是大庙的镇庙之宝，锈得黑里透红，缠着盘旋转折的纹路，经常发出苍然悠远的声音，穿过庙外的千株槐，拂着林外的万亩麦，熏陶赤足露背的农夫，劝他们成为香客。
钟声何时响，大殿神像的眼睛何时会亮起来，炯炯的射出去；钟声响到那里，光就射到那里，使鬼魅隐形，精灵遁走。半夜子时，和尚起来敲钟，保护原野间辛苦奔波的夜行人不受邪崇……
庙改成小学，神像都不见了，钟依然在，巍然如一尊神。钟声响，引来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大家围着钟，睁着发亮的眼睛，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钟面的大明年号上，尝震颤的滋味。
手挨着手，人人快活得随着钟声飘起来，无论多少只小手压上去，钟声悠悠然，没有丝毫改变。
校工还在认真的撞钟，后面有人挤得我的手碰着她尖尖的手指了，挤得我的脸碰着她扎的红头绳儿了。挤得我好窘好窘！好快乐好快乐！
可是我们没谈过一句话。
钟声停止，我们这一群小精灵立刻分头跑散，越过广阔的操场，冲进教室。再迟一分，老师就要坐在教席上，记下迟到的名字。看谁跑得快！可是，我总是落在后面，看那两根小辫子，裹着红头绳儿，一面跑，一面晃荡。
……如果她跌倒，由我搀起来，有多好！
我们的家长从两百里外请来一位校长，校长来到古城的时候牵着一个手指尖尖，梳着双辫的女儿。校长是高大的、健壮的、声音宏亮的汉子，她是聪明的、伤感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家长们对她好怜爱、好怜爱，大家请校长吃饭的时候，太太们把女孩拥在怀里，捏她，亲她，解开她的红头绳儿，问：「这是谁替你扎的？校长吗？」重新替她梳好辫子，又量她的身裁，拿出料子来，问她那一件好看。
在学校里，校长对学生很严厉，包括对自己的女儿。他要我们跑得快，站得稳，动作整齐画一。如果我们唱歌的声音不够雄壮，他走到我们面前来叱骂：「你们想做亡国奴吗？」对犯规的孩子，他动手打，挨了打也不准哭。可是，他绝对不禁止我们拿半截粉笔藏在口袋里，他知道，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喜欢找一块干净墙壁，用力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军过境的日子，他不处罚迟到的学生，他知道我们喜欢看兵，大兵也喜欢摸着我们的头顶，想念自己的儿女，需要我们带着他们找邮局，寄家信。
「你们这一代，要在战争中长大。你们要早一点学会吃苦，学会自立。挺起你们的胸膛来！有一天，你们离开家，离开父母，记住！无论走到那里，都要挺胸抬头……」
校长常常这么说。我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怎么会离开父母？红头绳儿怎么会离开他？如果彼此分散了，谁替她梳辫子呢？
……
芦沟桥打起来了。那夜我睡得甜，起得晚，走在路上，听到朝会的钟声。这天，钟响得很急促，好象撞钟的人火气很大。到校后，才知道校长整夜守着收音机没合眼，他抄录广播新闻，亲自写好钢板，喊醒校工，轮流油印，两人都是满手油墨，一眶红丝。小城没有报纸，也只有学校里有一架收音机，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能让许多人蒙在鼓里。校长把高年级的学生分成十组，分十条路线出发，挨家散发油印的快报。快报上除了新闻，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拚到底，救中国！」我跟红头绳儿编在一个小组，沿街喊着「拚到底，救中国！」家家户户跑到街心抢快报。我们很兴奋，可是我们两人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送报回来，校长正在指挥工人在学校的围墙上拆三个出口，装上门，在门外的槐树林里挖防空坑。忙了几天，开始举行紧急警报的防空演习。警报器是疯狂的朝那口钟连敲不歇，每个人听了这异常的声音，都要疏散到墙外，跳进坑里。校长非常认真，提着藤鞭在树林里监视着，谁敢把脑袋伸出坑外，当心藤鞭的厉害。他一面打，一面骂：「你找死！你找死！我偏不让你死！」骂一句，打一下，疼得你满身冒汗，哭不出来。
校长说得对，汗不会白流，贴着红膏药的飞机果然来了。他冲出办公室，亲自撞那口钟。我找到一个坑，不顾一切跳下去，坐下喘气。钟还在急急的响，钟声和轰隆的螺旋桨声混杂在一起。我为校长担心，不住的祷念：「校长，你快点跳进来吧！」这种坑是为两个人一同避难设计的，我望着余下的一半空间，听着头顶上同学们冬冬的脚步响，期待着。
有人从坑边跑过，踢落一片尘土，封住了我的眼睛。接着，扑通一声，那人跳进来。是校长吗？不是，这个人的身躯很小，而且带来一股雪花膏味儿。
「谁？」我闭着眼睛问。
「我。」声音细小，听得出是她，校长的女儿！
我的眼睛突然开了！而且从没有这样明亮。她在喘气，我也在喘气。我们的脸都红得厉害。我有许多话要告诉她，说不出来，想咽唾沫润润喉咙，口腔里榨不出一滴水。轰隆轰隆的螺旋桨声压在我俩的头顶上。
有话快一点说出来吧，也许一分钟后，我们都要死了……要是那样，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时间在昏热中过去。我没有死，也没有说什么。我拿定主意，非写一封信不可，决定当面交给她，不能让第三者看见。钟声悠悠，警报解除，她走了，我还在坑里打腹稿儿。
出了坑，才知道敌机刚才低飞扫射。奇怪，我没听见枪声，想一想，坑里飘进来那些槐叶，一定是枪弹打落的。第二天，校长和家长们整天开会，谣言传来，说敌机已经在空中照了相，选定了下次投弹的地方。前线的战讯也不好，敌人步步逼进，敏感的人开始准备逃难。
学校决定无限期停课，校长打算回家去抗战，当然带着女儿。这些可不是谣言。校长为人太好了，我有点舍不得他，当然更舍不得红头绳儿，快快朝学校走去。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发烫。一路宣着誓，要在静悄无人的校院里把信当面交给她……怎么，谁在敲钟，难道是警报吗──不是，是上课钟。停课了怎么会再上课！大概有人在胡闹吧……我要看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