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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还要求我帮他借一部好一点的数码相机，我想了想，拒绝了。借个相机并不难，我对面的同事就有，但我有个原则，不向别人借钱，不向别人借心爱之物。而数码相机，往往都是别人的至爱。感谢父母，他们教会我如何与人相处。
那天晚上临睡前，表弟接了一个电话，说是有同学结婚，他对打电话来的同学说，你帮我封个200块钱的红包吧。挂了电话，他问我，200块少不少，我说不知道。
最终表弟没有买NIKE，他说这里的NIKE和家里的一个价；他说看中的一副球拍，摸摸袋子里的钱，又舍不得买了……他说，买了那个800多块的球拍之后，怕没有的回家的路费……我听了，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本来想给他买点什么，但不知为什么，和他交流了几次之后，我就放弃了给他买东西买车票的打算。本来，对他的付出，我是不需要回报的，但我不能容忍，他对自己的父母连一点点的报恩之心都没有！养育了他二十多年的父母他都不放在心中，别人对他的付出又岂能让他铭记在心？
终于，小表弟要离开广州了。在送他去车站的路上，他对我说，他这个暑假还可以领到1800块钱，准备到青岛或者黄山去玩一次……我想问一问他，什么时候给家里装个电话，但一想又咽回了肚里。父母是幸福的父母，儿子是成功的儿子，我怎么了我？在进站口，我看着表弟背着他来时的背包，提着我给他买的在车上吃的东西，走在人流中的背影，和来时一样的轻松。而在广州，却给我留下了一个新的发现，我想告诉我的父母，不必自责，你们是成功的。姑父姑母培养了两个只拥有文化的儿子，连基本的传统美德都忽略了。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学生已不是奇迹，而我所拥有的知识，却日益显得珍贵，你们给了我最好的教育，是最成功的父母。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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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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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德国精神
作者：宇路
我最早知道的德国人，就是自诩为太阳的尼采，鲁迅偷偷告诉我们“他疯了”。我十分纳闷，这样一个将自己比喻成太阳，并不断给别人光与热的人，没有中国人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信念，却选择了精神崩溃这匪夷所思的行为。这种民族的特殊性，我想，只有亲自到德国走一趟，感悟那里的风土人情，才能一识庐山真面目，掀开日耳曼民族那伟大之民族精神的红盖头来。
平等之思想
当“天赋人权”的自由思想传遍西方发达国家各个角落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形中就潜入日耳曼民族每个人的毛孔中。
一天，午夜时分，热闹的酒吧文化吸引着我们同德国人一起泡酒吧。在这里吃着意大利的通心粉，点根白沙烟，尽情品尝味道纯正的慕尼黑啤酒，同德国朋友一起畅谈两国文化与思想，他们常常瞪大了眼睛听我们谈中国的计划生育、交通状况、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别等；他们同我们谈起了一则小故事，轮到我们目瞪口呆了：“在德国，政府是不鼓励离婚的，一旦男方提出要离婚，他今后必须将它收入的一半给他的妻子。像结了四次婚的总理施罗德，日常生活就不容乐观。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可以坐着豪华的奔驰去会见各国政府首脑；可一到周末，他却只能驾驶着属于他自己的旧宝马车，在保镖开的豪华奔驰一前一后保护下，去美丽的吕贝克海滩度假。”如果在中国早就成了不可思议的轰动新闻，而在德国仅是茶余饭后的花边新闻，德国人认为这是每个公民理所当然遵守的事，政府总理没有理由不受国家法律法规约束，他们坚信“法律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
自觉之意识
人少、车多、准时，是德国这个高效率国家的交通状况真实写照。
德国的大城市都有一个地铁总站，通过这个枢纽，你可以到你想去的任意地方。德国政府为了鼓励德国人坐火车，常常给周末旅行的团体与特别优惠。像有一种票叫“Weekend ticket”周末票，你只要花上28欧元（人民币为265元）你就可以周游德国境内，时间是星期五下午5点到下周星期一早上。但是如果你单独坐火车从汉堡到慕尼黑，单程都需要56欧元。
下班后，我们来到汉堡的地铁总站。站台上，你看不到一个售票员、检票员，或是穿着制服四处潜伏、随时准备抓那些吐痰、翻越座位的旅客的治安人员，这里只有一个信息咨询总台，几台自动售票机和熙熙攘攘的旅客。
自动售票机上的德文自然不认识咱们几个中国人，好在德文同英文一样属于拉丁语系，连蒙带猜，我们猜出应该买一张团体票，票价7．2欧元，这是最省钱的方法。这张票，好像一张特别通行证。在汉堡市内，凭这张票，我们坐了六次地铁，四次公共汽车，一次观光轮渡。
奇怪的是，不管是乘地铁、公共汽车、轮渡都没有一个人来查票。一个荒唐的想法跃入我们的大脑：是否以后可以不买票，这点钱也可以省下来？当我们将这个想法说给德国朋友听，她连忙摆手：“的确，有时你不买票也可以搭乘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地铁或公共汽车上仍然有人不定时查票，一旦查到你没买票，将处以巨额罚款，同时在你的个人档案中有一笔黑色记录，以后你出国签证、贷款买房或其他大的活动，需要政府帮忙的事，就很难得到同意。那将是得不偿失，因此不要占这个小便宜。”
恰巧，我们遇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当我们提到这个逃票的事，他笑着说：“刚到德国来时，逃票太容易了。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脸皮厚，就可免费到德国各地旅游。可现在，随着对德国文化的认可，我觉得逃票是一种懦夫的表现，是一种耻辱。每次出门，就自觉地遵守这里的规章制度，它像一只无形的道德之手来规范每个人荒诞的、不合法则的行为。恐怕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近朱者赤’之说法。”
纪律之遵守
在德国，无意中读到一则这样的故事：一群大学生在德国某城市街头做了个试验。他们把“男”、“女”两个字分别贴在马路边两个并排电话亭的门上。结果发现，来打电话的男士都走进了“男”电话亭，女士则都进了“女”电话亭。一会儿，“男”电话亭爆满，先生们宁可在门外排队，也不去光顾正空着的“女”电话亭。这时又一位先生匆匆走来，当他看到“男”电话亭爆满时，便毫不犹豫地进了“女”电话亭。大学生们上前一问，排在“男”电话亭外等候的全是德国人，那个闯入“女”电话亭的是个法国人。
在中国人看来，德国人是有点古板，法国人的浪漫与随意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像德国人经过路口时，只要他碰上人行道上亮起红灯，就会很习惯地站在了人行横道线外等候，不管是否看到汽车从他面前的马路上经过。德国人信奉的是：“既然有规定，就必须遵守，否则规定还有什么意义。”
自傲之精神
一日，我们乘坐德国的有轨观光电车尽情欣赏路两侧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建筑，这些建筑隐藏在各种绿色植物的倩影中，在其间行车如同泛舟在绿色的海洋中，令人神清气爽。电车停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来一个超级大胖子，他一**股坐在两个人的位置上，才感觉刚好够用，他的胳膊——我随意地瞟了一眼——竟然比我的大腿还粗，我发现整个车厢的人都用一种特别的目光斜看着他。
到站后，超级大胖子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一步步挪下车去。当他的身影从我的目光中消失时，我的思维与认识仍集中在这个人——我出生以来所见到过的最胖的人。当电车开动的一霎那，同事指着窗户外——只见那个超级大胖子，一只脚站在铁轨上，另一只脚斜靠在站台边上，正吃力地弯下腰将铁轨上的一个空矿泉水瓶拾起来。这个镜头像历史的画卷牢牢拍在我的头脑中。拾起一个空矿泉水的瓶子，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之事，而对于一个手都摸不到自己肚脐眼的超级大胖子来说，却是一件相当费力的事。何况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与他毫无关系，可他在日常生活中，牢记的是他作为一名普通德国人必须遵守的环保法则。
尾
我想，德国的魅力与富饶只是给我这样的过客一个表象，但德国人平等之思想、自觉之意识、纪律之遵守、自傲之精神却真真实实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细品味，德国这个古老与现代、思想与行为相结合的国家，不仅圣者如云，而且思潮繁荣而著称于世。他们的民众从小就熏陶在这些伟大精神之中，他们相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上帝的注视中。至于那位宣称“上帝死了！”的尼采，只不过是德国伟大精神的祭祀者而已。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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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从何处来
作者：娄兰芳
最早研究有关笑的特性的人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此这项研究从未停止过。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在其著作《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中也进行过相关的分析。不过，这本书却被视为最没有意思的作品，因为这些研究始于一个前提：大笑依赖于幽默感。
美国马里大学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普洛文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把近10年来的精力倾注于对笑的研究中，并将其结果 —— 什么是笑，为什么人们会笑得这么厉害和频繁等发表于《笑的科学》一书中。普洛文开始观察那些偶然的谈话，并同时计算当一个人谈话时笑的次数。观察结果使他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普洛文说道：“我开始记录下所有这些谈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说者要比听者笑得频繁得多。”
记录结果显示：讲话的人发笑的可能性要比听众高出约46％。不仅如此，能够引人发笑的句子中只有15％在传统意义上是幽默的。除此之外的大笑与幽默毫无关系，而是一种辅助强调社会关系的工具。
另外，普洛文还发现女性笑得比男性更为频繁，不论是她们倾听还是谈话的时候都如此。一些女士对这一研究结果感到不满，认为这样的研究似乎是在为那些整天哈哈大笑的“傻女人”做辩护；另外一些女士也会笑着说，这种所谓的研究结果掩饰了男人们更爱笑的真相。
研究结果确实是客观的。不论是在女性之间，还是在两性之间，女性都要比男性笑得多。相反地，男性对笑更有选择性，他们更愿意把笑留给自己的同性伙伴们。
同样的行为还发生在孩子们身上，当有小男孩陪伴的时候，小女孩们更爱笑。另外，一个小男孩讲给小女孩的笑话要比女孩们之间讲的更可笑。普洛文认为，这种笑的“性特征”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部分喜剧家都是男性：对女性来说，使人发笑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男性则是从小就开始培养自己的幽默感觉。
你试着想一下谁是班里最招人喜欢的同学，答案很可能是一名男性，尽管你自己也许是女性。或许正因为如此，笑也成为了最有效的魅力武器之一：有多少女人可以抗拒一个知道如何逗女人发笑的男人呢？
在发现笑话并不是引人发笑的唯一原因之后，普洛文决定从零开始进行自己对笑的研究。他选择了巴尔的摩港口的一片区域，用摄像机进行记录，他要求那些他碰到的人都笑，而回答基本是相同的。他们会说“我不能接受你的命令去‘笑’”之类的话。
那些被采访者为了排解这种荒唐的采访而带来的麻烦，他们会很快将这一切告诉正陪伴自己的朋友或家人，并和他们一起爆发出一阵大笑。不管被采访的对象如何改变，一群学生、一对夫妇或是公司的几个同事，结果总是这样。
随着记录的继续，笑声慢慢盖过谈话，直到最后谈话声已无法辨别。还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如果一个陌生人第一次与我们打交道，他很有可能会以大笑来结束见面，并在谈话中东拉西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这也是男人用于与他人首次沟通的最简单的方式。
仔细研究了那些记录以后，他发现：在一个社会环境中，被命令着去笑或者不笑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观察一下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