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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夭长了两颗门牙，下班去接她，摇晃着扑上来要我抱。”
“夭夭10岁生日，许愿说要哲野叔叔永远年轻。我开怀，小夭夭，她真是我寂寞生涯的一朵解语花。”
“今天送夭夭去大学报到，她事事自己抢先，我才惊觉她已经长成一个美丽少女，而我，垂垂老矣。希望她的一生不要像我一样孤苦。”
“邱非告诉我叶兰近况，然而见面并不如想象中令我神驰。她老了很多，虽然年轻时的优雅没变。她没有掩饰对我尚有剩余的好感。”
“夭夭肺炎。昏睡中不停喊我的名字，醒来却只会对我流眼泪。我震惊。我没想到和叶兰结婚对她的影响这么大。”
“送夭夭上学回来，觉得背上凉飕飕的，脱下衣服检视，才发现湿了好大一片。唉，这孩子。”
“医生宣布我的生命还剩一年。我无惧，但夭夭，，她是我的一件大事。我死后，如何让她健康快乐地生活，是我首要考虑的问题。”
……
我捧着日记本，眼泪簌簌地掉下来。原来他是知道的，原来他是知道的。又过几天，那沓本子就不见了。我知道哲野已经处理了。他不想我知道他知道我的心思，但他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
哲野是第二年的春天走的。临终，他握着我的手说：本来想把你亲手交到一个好男孩手里，眼看着他帮你戴上戒指才走的，可惜来不及了。
我微笑。他忘了，我的戒指，20岁时他就帮我买了。
书桌抽屉里有他一封信，简短的几句：夭夭，我去了，可以想我，但不要时时以我为念，你能安详平和地生活，才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叔叔。
我并没有哭得昏天黑地的。半夜醒来，我似乎还能听到他说：夭夭小心啊。
杂书房整理杂物的时候，我在柜子角落里发现一个满是灰尘的陶罐，很古朴雅致，我拿出来，洗干净，呆了，那上面什么装饰也没有，只有四句颜体：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恨不生同时，
日日与君好。
到这时，我的泪，才肆无忌惮地汹涌而下。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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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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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该怎样记取
作者：林子明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也可以不注意，宁愿不注意。希特勒军队人侵苏联时，苏联的犹太人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如果他们一开始抓紧时间向后方逃亡，是可以逃脱纳粹的魔掌的。要命的是犹太人对德国军队抱有好感。根据历史的经验，十月革命后那些“入侵俄国的外国干涉军中，德军的军纪算是好的”。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还记得当年白军头目彼得留拉在乌克兰屠犹，哀鸿遍野，血流成河；幸亏德国军队进驻，才制止了彼得留拉的屠犹。如今德国人会怎样对待犹太人呢？难道还会坏过彼得留拉？尽管苏联政府于战争爆发后不断宣传纳粹残暴，犹太人主动随苏军后撤的却不多。这造成了惨痛的后果，1941年至1944年，德国党卫军屠杀了90万苏联犹太人。
再说犹太人。波兰与丹麦是两个居住有犹太人的国家，两国的国情差别很大。波兰人是苦难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列强欺凌，国家四次被瓜分，卡廷森林惨案是世界史上重大悲剧之一。丹麦人是幸运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富裕，国泰民安。波兰民族被纳粹视为劣等种族，处境只比犹太人好一点。丹麦是北欧国家，按法西斯标准，属高等种族。
二战爆发，波兰、丹麦相继沦陷，两国的犹太人同时沦入纳粹之手。根据一般判断，波兰人可能会对犹太人伸出援助之手，而丹麦人却可能成为德国人迫害犹太人的帮凶。理由很简单，波兰民族与犹太人同属苦难民族，天下受苦人一条心。丹麦人被纳粹列为‘高等种族”，饱汉怎知饿汉饥？事实上德国占领丹麦后一直对丹麦采取亲善政策，包括不在丹麦设立占领机构，允许丹麦保持军队和原政府机构，鼓励两族通婚等等。党卫军在丹麦屠杀犹太人，丹麦人即使不配合，起码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人们预料的完全相反，波兰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两次屠杀犹太人，一次在1941年，一次在1945年。丹麦人在战争期间上至国王、高官，下至警察、平民。开展了一场全民族营救犹太人的运动，个别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波兰人第一次屠犹极其没道理，1941年，纳粹连屠杀波兰犹太人的计划都还没有制订，波兰东北部耶德瓦布内镇的波兰居民突然发生了暴动，暴动的目标是针对比自己更苦的犹太人。7月10日，“镇上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大概有1600人）惨遭杀害。有的人是在街道和墓地被人用棍棒、钉子鞭、砍刀、石头打死的，有的人是被赶到木制仓库里用火活活烧死的……幸免于难者屈指可数。”杀害犹太人的是普通波兰人，有些犹太人死于自己邻居手里。
波兰人第二次屠犹更加没有道理。1945年法西斯德国覆亡，美军解放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少得可怜的犹太人幸存者被释放了，但当他们回到被洗劫一空的家中时，发现等待他们的是死亡。波兰用一场大屠杀来庆祝赶走纳粹，在这场大屠杀中有350名犹太人遇害。过去总把耶德瓦布内惨案挂在德军的账上。2002年波兰国内战争罪行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论，证实‘‘没有发现任何有德国军人在场的证据。”2001年3月，波兰政府下令将耶德瓦布内惨案纪念碑（碑上写着：“德国法西斯在这里杀害了犹太同胞”）移走。波兰总统、总理、大主教发表公开声明，“不同程度上承认了波兰人杀害犹太人的罪行。”4月9日，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发表书面谈话，“代表波兰人民向犹太兄弟和以色列人民道歉。”
反之看丹麦人。德国占领丹麦后曾勒令全体犹太人佩戴六角星标志，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说，“如果犹太人必须佩戴六角星，那我们也佩戴。在国王的带领下，结果全体丹麦人都戴上了六角星。1943年，因丹麦出现了抵抗运动，德国和丹麦的关系骤然恶化，8月，德军开驻丹麦首都，软禁了国王并迫使丹麦政府辞职。接着纳粹决定遣送犹太人出境，这意味着丹麦所有犹太人将要被送入灭绝营。得知这一消息后，丹麦全国上下行动起来，开展了一场全民性的救援行动。他们设法通知犹太人，德国人即将开始大搜捕。在丹麦人的帮助下，犹太人全部隐藏了起来。与此同时，丹麦人克服重重障碍与瑞典政府取得了联系，瑞典政府也伸出援救之手，表示愿意在几个指定的港口接收有组织出逃的犹太人。在丹麦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人们在夜间用小船把一批批犹太人送到瑞典避难。两个月后，德军在丹麦全境大搜捕，只抓到500多老弱病残犹太人。丹麦人英勇的救援行动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尾声。犹太人逃亡之后。他们在丹麦的住房、财产等都被当地的丹麦人妥善地照看守护，二战后这些财产全部归还了犹太人。
谁能回答，历史的经验何以如此被颠覆？
印尼历来被称作宗教宽容之国、民族宽容之国。当年民族通婚在那里很平常，一个家庭中孩子信天主教，父亲是穆斯林，母亲是基督徒，祖父是佛教徒也不是稀罕事。印尼曾经贡献给世界人民许多美好的歌曲： 《宝贝》、《哎哟妈妈》、《星星索》、《美丽的索罗河》……其美好真如印尼人的心灵。30年前笔者曾问过印尼归侨朋友对印尼人的看法，答案是“印尼人善良！”印尼人确实善良，一本苏联人写的书《金蔷薇》曾满怀深情地把印尼人比作‘容易受骗的孩子”。1985年法新社曾这样评价印尼：“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设法避免了在伊斯兰教中盛行的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保持了高度的宗教宽容”。1964年苏联和平代表团到印尼访问时，步步见鲜花，声声闻“和平”；‘友谊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直把老苏感动得热泪盈眶，真以为世界大同就在不远处招手了。
随后是1965年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杀人的数字最保守的估计50万，最高的估计200万，鲜血把索罗河的河水都染红了。随后又是1998年那场对华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600多人被杀害。130多名妇女被轮奸，后者是不准确的数字，因为还有许多妇女不愿公开自己的受辱。
如果说1965年的屠杀可以归诸右派军队所为，那么1998年的大屠杀则完全是平民所为。各种职业的人都参与了，低文化社会阶层居多。他们不仅仅是“到牙床上打个滚”，那是残暴毒辣的大屠杀。
纯朴善良的印尼人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美好的历史记忆。
当人们在网上看到印尼华人向全世界发出的求救呼吁书，看到那一张张惨不忍睹的照片，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会为之心碎。照片上那一具具烧焦的尸体，有暴徒用摩托车拖着尸体满街跑，街上的行人不是在喝彩，就是在参观，哪有什么“百分九十五”。那一具具奸后杀害的尸体，有剖腹开膛的，有棍子插进下体的。有砍断头颅的，有的奸后被杀害的女孩才12岁。华人街区的商店、住房全被烧毁。一张照片可以清楚看出四个印尼青年将赤裸裸的华人女青年举起往烈火里扔，以杀人灭口。1998年印尼暴徒对华人大屠杀的恐怖程度比1938年的纳粹“水晶之夜”不知超出多少倍，不晓得为何在世界上反响这么微弱，也不见联合国有什么决议。明显不如对塞拉利昂、科特迪瓦、海地风吹草动的关注，真是令人费解。
更令人费解的是，1998年的印尼屠华并非没有先兆，之前暴徒们已经散布大量恐怖信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印尼华人是不躲，不避，不呼吁，不向联合国求救（如何求救？），不作自卫准备，其麻木不仁与卫国战争时的苏联犹太人有一比。
“历史的经验”误了你们。印尼人善良是你们华人传的，唉！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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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迷惑的所谓礼貌
作者：（奥地利）oliver jackie 编译
中国人的礼貌通常是和与之交往的对方的身份有关。人们对待家人、朋友或者同事等人通常会更有礼貌，但对饭店服务生一类的人，他们的态度就恶劣得多。“中国式礼貌”令我非常迷惑。
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我很自然地跟这里的其他外国人有很多接触。他们当中既有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的，也有来这里进行短期旅游的。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不同，这些外国人和本土中国人对各种现象自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来到这里，看到了真实的中国，无论眼前的世界是印证或者违背了他们的最初设想，他们通常都会感到非常吃惊。
学得比中国人更粗鲁
我在中国生活了4年，常常听到的，来自外国人的抱怨是——“中国人实在是太没礼貌了。”他们所说的没礼貌反映在许多方面，比如在车站买车票时插队，又比如在前一位乘客还没来得及下车甚至付钱之前就迫不及待地钻进出租车。
一些外国人对此感到非常沮丧，而他们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变得比当地人更为粗鲁。一天，他们当中的一位这样告诉我，他现在到商店买东西时从不排队，只是挤到前边大声招呼店员，于是他比其他所有人都能更快地买到东西。在饭馆点餐也是一样，嚷嚷的声音越大，吃上饭的时间就越早——一个人要在欧洲这么做，老板可早就因为客人太没教养而把他赶出门外了。
我曾把出租车的例子拿来向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征求意见。为了获得更全面的了解，我还分别找了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中国朋友。我们就此讨论了很久，发现其实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礼貌”或者“不礼貌”，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我们都赞成，平白无故地打扰一位出租车上的客人是一件不太礼貌的事情，但是如果恰逢外边下着瓢泼大雨或者发生了其他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行为就变得情有可原了。
可见，礼貌和礼节既跟社会的习俗和传统相关，也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那么有所谓的世界通行的礼貌标准吗？我的一个朋友表示，她相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礼貌原则，比如说“谢谢”、“请”、“对不起”等等。但这个原则又是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