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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片雪花如钻石般璀璨，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在母亲的眼中，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根本用不着害怕。对母亲来说，死亡只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话。她生前经常对我讲起古老的神话传说，讲生命的轮回，讲一个人的灵魂是如何随着今生的积德而不断被净化、被提升，从一个躯体转移到另一个躯体，从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直至最后的圆满。不过，这只是她从佛经里学来的理论。事实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晓生死一瞬间会发生什么，而正是这种无知让我们心怀恐惧。但是反过来想想，当我们大多数人连生的勇气都没有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害怕死呢？
前几天，我信步走进一个人声鼎沸的市场，在里面呆了半个小时，什么也不干，只是看着眼前人来人往。没有几个人昂首阔步，大多数人都是躬身前行，面部表情千变万化，但总摆脱不了百无聊赖、疲惫不堪、焦躁不安，甚至愁云满面、心灰意冷。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挨过一天天、一年年，最后在床上终其一生，这真是对生命的浪费！
然而，在生与死之间还有一段美妙的征程，叫做生活。这是一段神奇的旅途，它应该充满了梦幻、想象、知识、现实和领悟。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并不是由宗教、国籍、地位或性别决定的。如果你意识到，生命是一条单向车道，你永远不可能再次路过相同的风景，那么你就应该全身心地去生活，而这就是快乐的真谛了。
一位我已记不起名字的哲人曾经说过，生命走到尽头后就只剩三件事了：你热烈地爱过吗？你充实地生活过吗？你学会放弃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了吗？
积极地生活态度催生积极快乐的人生。那就不妨从现在做起，把过去的不快抛在脑后，不要再为未知的明天而自寻烦恼，振作起来，用心去体会生活，敞开心胸去迎接欢乐、散布欢乐吧。
不要在我的墓碑前彷徨，
更不要为我哭泣，
我就是那在风中哗哗作响的树叶，
我就是你脸上的每一缕笑容，
我就是你张开双臂拥抱的欢乐。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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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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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孩子
作者：崔鹤同
１９８７年３月３０日晚上，洛杉矶音乐中心的钱德勒大厅内灯火辉煌，座无虚席，人们期望已久的第５９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正在这里举行。在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气氛中，仪式一步步地接近高潮——高潮终于到来了。主持人宣布：玛莉·马特琳在《小上帝的孩子》中有出色的表演，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全场立刻爆发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一位漂亮的年轻女演员，一阵风似地快步走上领奖台，从上届影帝——最佳男主角奖获得者威廉·赫特手中接过奥斯卡金像。
手里拿着金像的玛莉·马特琳激动不已。她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人们没有看到她嘴动，她又把手举了起来，可不是那种向人们挥手致意的姿势，眼尖的人已经看出她是向观众打手语，内行的人已经看明白了她的意思：说心里话，我没有准备发言。此时此刻，我要感谢电影艺术学院，感谢全体剧组同事……
原来，她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玛莉·马特琳不仅是一个哑巴，还是一个聋子。在她出生１８个月时，一次高烧夺去了她的听力和说话的能力。
但这位聋哑女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她从小就喜欢表演，８岁时加入伊利诺州儿童剧院。９岁时就登台表演。她还能时常被邀请用手语扮演聋哑角色。她利用这些演出机会不断锻炼自己，提高演艺。
１９８５年，女导演兰达·海恩丝决定将舞台剧《小上帝的孩子》拍成电影。可是为了物色女主角——萨拉的扮演者，使她大费周折。她用了半年的时间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瑞典寻找，但都没有找到中意的。最后，她在舞台剧《小上帝的孩子》中发现饰演次要角色的玛莉·马特琳的高超演技，决定立即启用她担任女主角。结果，在全片中没有一句台词，全靠极富特色的眼神、表情和动作，成功地揭示了主人公自卑和不屈，消沉和奋斗的内心世界，表演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最终一举折桂，从而成为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以来最年轻的最佳女主角奖获得者，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个聋哑影后。
玛莉·马特琳说：“我的成功，对每个人，不管是正常人，还是残疾人，都是一种激励。”是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都会受到上帝的宠爱，不管我们的身体条件如何，只要有一颗健全的心，全力以赴，锲而不舍，都会得到命运的垂青，成为生活的主角，赢得辉煌的未来。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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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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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作者：刘溜
2001年，山东青岛三名女生栾倩、姜妍、张天珠，具状状告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使得各地录取分数不一，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公民应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
告状不了了之，但引起了国人对“教育不公”的关注。4年后，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05年1月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善中的差距》，通过对一些数据和调查，印证了教育不公平在当今社会的深刻存在。课题组负责人杨东平认为，阶层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倾斜的分数线
1999年，刘利华和赵星一起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同班同学。不过，来自湖南农村的刘利华的分数是610分，而来自京城的赵星却比她低了好几十分，这样的分数，在湖南最多能上个二类本科。
考卷一样录取分数线却不一样，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考生的录取分数低于农村，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录取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正是无数农村考生的痛处。2000年全国第一批高考录取分线，北京文科462分，理科469分；浙江分别为560分和573分，山西省为549分和544分。往往外地只能上专科的考生，在北京就可以上重点大学了。
最近，不少地区比如上海开始单独高考命题，表面上各地区的录取分数线之差将被掩盖。
杨东平说，“录取分数线的后面，真正起作用的是录取率，录取率决定了录取分数线的高低。”
除了由来已久的地区差距外，另一个差距——阶层差距在近年来愈发凸显。
因为获得此类数据相当困难，课题组只得到了北京某高校2003级不同家庭子女429名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从这个局部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总体而言，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
可资印证的是长沙电力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余小波对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的调查，结果也是，学生父亲的职业不同，其录取分数差异较大，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要高出干部子女22分，高出工人子女18分。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也很吃惊”，杨东平说，“这意味着农村学生只有考出更高的分数，才有可能在考试选拔中过关。而其他具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阶层的子女，可以通过较低的分数和走关系等非正常的手段实现入学。”
家庭背景影响教育机会
杨东平说，自改革开放后，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中入学机会的差异一直存在，且受到教育政策的强烈影响。
建国之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教育政策一度有意识地向工农子弟重点倾斜。以北京大学为例，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比例，1957年为30。8％，1974年高达78。6％。在全国范围，1952年这一比例为20。5％，1965年达71。2％。但这同样也是一个非正常现象。
1977年恢复高考后，原先的政治标准被分数标准取代。工农子弟的比例逐渐回落，同时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大幅增加。北京大学1978年新生中，工农子弟占27。5％；干部、军人子弟占40。6％，知识分子子弟为11。6％。1985年，工农子弟为44。6％，干部、军人子弟34。3％，知识分子子弟为12。4％。1991年，工农子弟为37。1％，干部、军人子弟为38。7％，知识分子子弟为13。6％。此消彼长，其中干部阶层的子弟增加最多。
这一趋势在近年继续得到了加强，教育机会分配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
北京理工大学1998级学生的家庭背景为，工农子弟占45。1％；出身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家庭的总比例为38。5％。“要知道，干部、知识分子在所有人中所占的比例仅在5％左右”，杨东平说。
而现有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优势高校，而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阶层子女则更多集中于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
杨东平说，“优势阶层的子女的录取分数线低于低阶层的子女，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
课题组对此也有调查，在专业选择方面，农村学生偏向于农学、军事学、教育学等较为冷门的、收费较低的学科，而城市学生更倾向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热门的、收费较高的学科。而学科的选择，成为一种潜在的分层。
教育公平正当其时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春玲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层是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相当的，教育水平基本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位置。“看谁走在前头，就看他受多少教育”。
社会的阶层分化是客观存在的，李春玲说，但教育不公平会加剧和加强社会的两极分化。
教育机会不均等，这种分化就通过代际传递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一辈子难以跳出，让弱者失去希望。因此，教育不公不仅危及社会公平，而且危及社会稳定。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通过教育改革来减少不公平，政策偏向弱势群体家庭。但一些趋势显示，我们这方面尚有不少欠缺。
“在社会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教育制度有三种选择”，杨东平说，一是主动维护社会公平，将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二是至少不去人为制造不公平；而最差的一种就是人为地制造差距与不公。
但当前的差距有逐渐加大的趋势。杨东平举例说，1980年树重点中学，1995年又推动成立1000所示范高中。“这是劫贫济富，树起一个竿，倒掉一大片。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于城市，而城市中又过于集中在重点中学。”
李春玲总结说，一方面是教育精英化，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另一方面是某些学校教育产业化，从小学到大学热衷搞经济创收，其招生规则自然就会偏向富人和有权者。
杨东平认为，在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的情况下，提出教育公平正当其时，必须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完全可以实现好的教育、相对理想的教育，把优质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
如何改善和促进教育公平，课题组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改善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如北京市正在修订相关教育政策，将首次取消城乡之别，实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一体化，使城乡居民享受平等的教育待遇；二是改变重点中学制度，改善正在扩大的阶层差距，贯彻基础教育均衡化的方针，这是减少高等教育阶段的阶层差距的关键所在；三是改革高考招生录取制度，不仅要改变目前偏重大城市的招生名额分配，逐步过渡到大致按照考生数平均分配各地招生名额，而且要革除那些可能成为腐败温床的制度和政策，如保送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加分等政策。
“政府应当是维护和促进教育公平的社会主体，政府行为的底线，至少是不人为地制造差距和扩大不公平”，杨东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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