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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错过了弄清真相的机会。例如与看守、打手。画家、律师的会面均是如此。这些举止奇特的人都在对他进行启蒙，而他，由于已经形成情性的、由生命滋养着的思维方式的限制，不可能及时的觉醒。
K一直到最后才弄清自己的罪行，这是不是个例外？他有没有可能早一点觉醒？假设他当初听从了律师的劝告，结果会不会要好一些呢？可以预料，如果他听从了律师的劝告，伏罪伏法，过程一定会拉得很长，并且不会产生这种突发的结局。如果再为K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个结果又是必然的了。K的“弱点”只在于他过分看重生活，他下意识地不愿早一点觉醒，他顺其自然地沉溺于肉欲之中，不放过一切尽情生活的机会（如与毕斯特纳小姐、女看护等人的关系），这个“弱点”不断地加重着他的罪行，也是他对律师和画家的劝告怒不可遏的原因。正是由于他一意孤行，不愿主动放弃，才导致了灾祸的过早降临。但不论在哪种情况之下，K要彻底意识到自身的罪行都是不可能的；像K这样热情荡漾，见缝插针地追求肉欲满足的人，又怎么能彻底放弃生活的权利呢？就是他的这种性格才使得法以更可怕、更冷酷、更干脆的面貌出现的。
一次拙劣的表演
在法的面前，人的挣扎总是显得万分可笑。K的错误在于他用来与法对抗的那些东西是不堪一击的世俗材料，而法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作为上流社会的绅士K，他一心要证实自己的清白，为达到证实的目的，他决心向毕斯特纳小姐表演当时的情景，以使毕相信，逮捕他是多么地荒谬，多么地没有道理。他的表演效果怎么样呢？不但没有使毕小姐信服，反而把自己弄得没有把握了，这效果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实际上在他表演时，观众不止毕小姐一个，我们明明感到还有另外一位观众躲在暗处。而正是这位观众使得K隐隐地感到他的存在而变得没有把握的吧。到了后来，当K的表演突然草率结束时，他还沉溺在儿童式的异想天开里，又弄巧成拙，对毕小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假如他意识得到的话，在那位看不见的观众面前，他是何等地拙劣啊，事后他一定会后悔不迭，拼命唾弃自己吧。在表演时，他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表演后犯起罪来还是显得很自然似的，对自己的行为居然感到愉快，大约犯罪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吧。
K的行为也与众不同，非要亲自表演当时的情景来说服毕小姐，就像个不请世事的儿童，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说服的。毕小姐对他的表演不感兴趣，也不想接受他那荒唐的建议；她是高高在上的，对K关心的那些琐事不屑一顾，在K面前，她拥有精神上的某种优越感。尽管如此，她身上仍然透出那种世俗的诱惑，那锈感使得K昏了头，像一头猪一样扑进她的怀里，彻底冒犯了她。
K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只要如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观众就可以看出，像他这样一位体面的绅士，在银行里高居要职，事业上春风得意，却在一个早上成了囚犯，是多么地没有道理！多么的像一场可怕的幽默！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幽默和嘲弄不正是反过来针对不自量力的K的吗？他在竭力反抗的是什么？绅士、事业、银行的职位等等，对于那位看不见的观众来说到底算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就连毕小姐不也是似听非听的，丝毫不受他的影响吗？他对于e身表面规定的那种过分的热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对他有重大意义的事，只是在法面前完全失去了意义吧。
问题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伏罪是违反他的本性的，放弃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更不可能，于是在有了这第一次拙劣的表演之后，K后来的生活就成了一系列企图证实的表演了。表面看似乎是无意识的，从他的行为里却可以体会到某种顽固的内在的抵抗与坚持，这种东西一直贯彻到最后，才由他自己的口中说了出来。
K一直有种与毕小姐相反的优越感，并用这种优越感来对抗对他的审判和限制。他的优越感是什么？不就是他的教养、身分、职位，他要用表演所证实的东西的依据吗？而教养。身分、职位，不过是个体生命的形式，这些脆弱的支撑当然不足以与无比强大的法庭抗衡。当K感觉到优越时，是谁在对他进行幽默？
K为什么只能自欺到最后
K在走向刑场之前与神父的谈话等于是对他短短一生的一个总结。在教堂里，神父告诫K不要再欺骗自己，并说他一直在欺骗自己，然后神父就给K讲了那个关于乡下人的寓言，并与他讨论了对这个寓言的几种可能的解释。教堂沉没在黑暗中，神父的暗示既模糊又清晰，K在完全的绝望中抱怨说：“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
其实神父也是矛盾的，他既不说看门人欺骗了乡下人，也不说他没欺骗乡下人，在整个谈话中他只是在谈论自己的困惑。神父的分析是想说明，既然欺骗是一种必要，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一切都以它为前提，也就谈不上是欺骗了。看门人通过一些小小的举动和话语使乡下人滋生出许多希望，直到最后仍然给他一种假象的安慰，这是很正常的；乡下人受到了欺骗，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愿意相信想象中的可能性，愿意在这种幻想中等待、度过一生，他与法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得以成立。精神世界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普遍秩序从来就是这样构成的。可为什么神父要告诫K呢？这只能说明神父内心的矛盾，就像看门人内心也有矛盾一样。这种矛盾态度用K的世俗眼光来看可以称之为谎言。谎言不是出自任何个体的意志，而只不过是世界的一种先验的“缺陷”。K的案例是这个寓言的最精彩的实现。
K精神觉醒的那天早上，法就开始了对他的清算，清算的第一步就是抽掉他赖以在世俗中生存的基础——职位和身分。K出于求生的本能自然要反抗，可惜在无比冷酷的法面前，唯一可行的反抗形式就是自欺。于是，自欺就和自审同时开始了。K这种对法既拒绝又接受的态度与神父的要求也是一致的，神父要求他意识到法，他意识到了，只是仍然消除不了陌生感。
K被捕的那天夜里，与房东太太之间有一场精彩的对话，这场对话预示了K后来的全部处境。在他俩的对话当中，作为有身分的房客，K竭力想通过自欺，也通过房东太太的证实来抹去早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他要从房东太太口里得到令他放心的答案。与书中除了K之外的所有人物一样，房东太太也是知情人，她知道那种特殊法律的存在（只是认为没必要去搞清），也知道K目前处境的暧昧和不可逆转。出于对K的关怀，她用同情的口气劝K不要对自己被捕的事耿耿于怀——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年妇女的忠告。K要的不是这种忠告，K想要求房东太太与他一道参加他的自欺，一道来忘掉早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房东太太躲在门后观看）。K的要求是房东太太做不到的，这两个人的思维在相反的逻辑上运行。不论K认为自己的解释是多么的有力，自己的品格是多么的正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多么的卑鄙，在房东太太听来仍是莫名其妙，就像她的耳朵出了毛病似的。世俗的逻辑只属于K个人，他身旁所有的人都遵循法的逻辑思考。房东太太不但在这一点上令他完全失望，接着又对他说出许多有失身分的闲话，将K这位听者的身分也搞得不伦不类的，直到敏感的K大发脾气。房东太太是很有意思的，在她那种认真劲后面隐藏了幕后者对K的调戏和嘲弄。银行高级职员的身分有什么用？不照样想说不体面的话，想干下流的勾当吗？K到底想坚持什么呢？K的第一次操守上的全盘崩溃是那天夜里那场拙劣的表演。表演及表演后的劣行使K本性中下流的一面暴露无遗，使他拥有的优越性化为乌有。正如看守提醒他的那样：“您今后会体会到的。”眼睛上蒙着布的K当然没去深入思考这一切。
意识到法的过程就是进一步觉醒的过程，一个又长又艰巨的过程。在案情发展中，生命与法对K产生二律背反的作用，他处在尴尬的妥协中，自欺是使这妥协延续下去的秘密武器。每次K用他的所谓的优越性来反抗法，就会有执法人教导他：反抗是没有用的，大声嚷嚷也是没有用的，捉摸法庭的意图也是捉摸不到的，还不如多想想自己（一生中到底犯了哪些罪）。当然法并不鼓励自暴自弃，比如监督法官就对他说：“当然，这并不是说您应当放弃希望。”执法人的潜台词也可以理解成：“反抗下去吧，捉摸下去吧，这样您就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法的无边的威力，当然这体会也是没有用的，有用与无用的判断是世俗的判断，您只要活下去就成。”按照法的逻辑，K长期以来认为如此宝贵的生活毫无意义。K畏惧法，崇拜法，又不可能抛弃生活，当然就只能在自欺中挨一天算一大。即使他决心改过自新，也不知道具体该如何着手，那“过”在哪里。他无法可循，法律“只存在于你们（执法人）的头脑中。”
清算是不留情面的，法律就像一个入侵的暴徒，剥去了K所有的衣裳，随随便便地将他称之为“房屋油漆匠”。当K在法庭上强调自己是一家大银行的首席业务助理时，周围的人狂笑得喘不过气来。的确，与这铁一般的法相比，K的软弱的辩护就如同痴人说梦！举的那些他自己认为雄辩的例子又是多么的幼稚可笑2若不是血气方刚，冲昏了头脑，他怎敢当庭作出那样拙劣的长篇辩解，那种既丢丑又毁了自己前途的辩解呢？谁要听他这些毫无意义的横蛮无礼的话？一个人怎么能无知到这种程度？法官不耐烦地在椅子上蹭来蹭去，下面的人们议论纷纷，而K居然自我感觉很好。直到最后法官提醒他：“今天你放弃了一次审讯将对被捕者肯定会带来的全部好处”时，他还在大声讥笑，完全是执迷不悟。人类身上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惰性是多么他顽固！这情性裹住人的身体，使他们不会因袒露而直接受到法律那利剑一般的光芒的直接伤害，使生命得以延续。
自欺发展到后来干脆变成了白日梦。例如大学生抢走了他的女人，他第一次承认了自己明白无误的失败时，他马上在脑子里设想出一个最可笑的场面：这个大学生，这个白痴，跪在他从前的情人面前求爱。在这种场面里，他要比这些蔑视他的人优越一千倍。可惜的是，事物每次都朝着他设想的反面发展。不过就是朝反面发展，也还是阻挡不了他那无穷无尽的白日梦。不自量力的较量终究是较量。说不定这正是法所要求于K的呢。法不是要毁灭个体，也不会真正为难被告，反而保护被告，让被告有种虚幻的自由感。K因此可以不断犯规（出于本能，也出于报复）而不受惩，也可以受了小小的惩罚后胡思乱想一气，在幻想中取胜。女看护告诉K，他的错误只在于他太倔强，她这话的意思不像批评倒像欣赏，或许可以说二者兼而有之吧。难道不正是K的这种倔强，这种梦想的能力使得女看护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他吗？被审判的被告的魅力就体现在此。
法终于胜利了，K与两个打手组成一个无生命的整体朝屠场迈步。他还利用最后的力气反抗了一下，在最后的自欺意识指引下选择了毕斯特纳小姐消失的方向作为前进的目标，接着就用身体向自己说出了必然的结果。临终前远方出现的那模糊、细瘦的身影就是从灵魂中释放出去的精灵，那身影渐渐升腾、消散，与那无边的、看不见的法融为一体。
法的逻辑毫无疑问不可动摇，但它无法抗拒一个想要活下去的人。逻辑只能在妥协中得以实现。对于K来说，颠倒逻辑的体验具有某种英雄主义的意味。
模拟的机构内部——思维的限制
K在好奇心的促使下，跟随听差参观了法院办公室。在那昏暗简陋的楼上，一切生命的痕迹都消失了，K所看到的一切都令他沮丧，令他厌恶得要死，最后他产生了头昏眼花的生理反应，几乎晕了过去，虚弱得再也无法照顾自己。办公室的内部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可供呼吸的新鲜空气（维持生命的第一要素），这是一个真正封闭的处所，在这个模拟的法机构的内部，一切微弱的希望都没有立足之地，被告们全都处于瘫痪状态，绝望他坐在一旁等待申诉的机会，或仅仅是等待探听一点消息的机会，官员们所说的话就如汽笛在尖利地鸣叫，一句也听不懂。而K，“好像置身于一条在大浪中颠簸的船，翻滚的波涛冲击着两边的墙壁，过道深处仿佛传来海水咆哮的声音，过道本身好像要翻转过来……”他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