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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简直就是在自己策划、安排自己的命运，在为了贴近那种体验走火入魔地折磨自己——巴纳巴斯像狗追踪不现身的主人一样追踪克拉姆，内心苦不堪言；父亲弄得倾家荡产，神经兮兮地作践自己的身体，最后成了残废；阿玛丽哑拒绝一切生活，把自己变成了一堵沉默的墙；奥尔枷则变成了妄想狂人，成日里醉心于那种疯狂的发明，那种一厢情愿的灵机一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火，从这团火被点燃（由阿玛丽妞事件）的那一刻起，人的活动就被纳入了寓言；日常生活完全改变了，一举一动都是朝着纯粹的努力，这种努力又没有任何模式可循，除了自力更生还是自力更生；目标是那捉摸不定、又永远无法真正接近的“气味”或影子，也可以说是心造的幻影，他们要它有，它就有了，他们用自己终生的努力，证实着它的存在。虽然城堡给他们“提供”的环境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处于完全被剥夺的状况，但是我们从他们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中，不是处处可以感到，他们都是清醒的城堡机制的自愿参与者吗？他们心里必定早就意识到了：理想就是对粪堆里的那块宝石的渴望。宝石是否真有倒不要紧了。沉沦与被剥夺，只有在沉沦与被剥夺中，才能看见宝石的光辉，自愿受难成了超脱的唯一途径。在城堡大门边的大石头上，在快要冻僵的两位老人的心中，精神的火焰那耀眼的光芒，于一刹那间照亮过人类灵魂的全部黑暗。在全家人的追求中，阿玛丽妞是精神上的承担者，这种承担是默默无言的支持，虽然她从未说过支持的话（那是违反她的本性的）。还有什么比她无怨无悔，身体力行地担负起照顾父母的繁重工作更能说明她的态度呢？所以阿玛丽妞的“不动”，她的以不变应万变，也是一种主动，一种沉默的坚定不移，一种向现实挑战的姿态，全家人都从她身上获得鼓励，获得信心。全家人在挣扎中沉得越深，她的负担就越重，这正是她所愿意的。如果不是这样，她的爱情就不会在根本不可能的条件下爆发了。巴纳巴斯在奥尔枷的怂恿下选择信使的工作就是清醒地选择受难，即明知虚无不可摆脱，偏要竭尽全力去摆脱，把这当作生存的意义，那感人的场面类似于人对宗教的狂热。巴纳巴斯一家人共同选择了沉沦，也就是选择了自由，沉沦使每个人的精神得到了无比的净化，城堡山上的光芒透进灵魂，每个人都进入了大彻大悟的境界。
弗丽达在与K相遇之前一直沉浸在对克拉姆的抽象之爱当中，这种爱因为其高高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深深地折磨着她的虚幻感，因为爱的对象是一种缺乏。长久的饥渴终于使她明白了：要达到实实在在的爱情就必须沉沦，必须抛弃现有的一切，到地狱里去滚一遭。于是在城堡的安排下，K以猎物的形式出现了。在她俘虏K，并与K一道下沉的过程中，在那些邪恶的追逐与被追逐的游戏中，克拉姆的声音，他的强大的威慑力，他的严密的控制腐，没有一瞬间不被她刻骨铭心地感到。而在这同时，她也感到了那种亵渎神灵的、自暴自弃的幸福，每获取一点这样的世俗的幸福，就离克拉姆更远一些，痛苦更深一些，对克拉姆的渴望也更强烈一些。她只有在灵肉分家的状况中，才能发展真实的爱情。灵肉分家又不是那种简单机械的分家，而是撕裂中的整合，永不停息的搏斗中的同一。这种撕裂到了后阶段差不多要使她的神经发生崩溃了，她既痛苦得要发狂，又渴望得要发狂。在这场沉沦的狂热的爱情中，K与克拉姆是她情感本质的两个部分，缺了哪一个都不行；这两个部分又是势不两立的，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离心装置，正不断将弗丽达拉下去，远离中心，弗丽达在这个远离中心的运动中不断地体验克拉姆的控制力，两种力总是相等的。弗丽达在维持这两个部分的对立，使他们在统一中运动的操劳中耗尽了心血，变得樵怀不堪。这正是弗丽达所追求的、城堡式的幸福。爱的降临势不可挡，其本质从一开始就蒙着死的阴影。死是什么？死是那追求不到的克拉姆——属于城堡的，最纯粹、最虚幻的爱的对象；邪恶的、黑暗的地狱之爱摆不脱的前提。K则是真实的生命运动的载体，加入这种运动的弗丽达以向下沉沦的形式，不断沐浴着来自上方的理想之光。谁能平息弗丽达内心的风暴呢？谁又能比她更懂得爱情的奥秘呢？在爱情方面，她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她不是去平息冲突，消除紧张，而是有意挑起冲突，制造紧张，一次又一次自觉地与K一道朝那更黑的深渊一头往下扎，那种不顾一切的气魄正好类似于艺术的追求，也使我们领略了诗人在幻想力方面的伟大天才。从事情的初始克拉姆在酒吧客房里对她的呼唤，到事情的结束克拉姆明确地命令她回到酒吧去伺候他，这之间发生的事相当于一场自觉的革命。她为现实的火热的爱驱使，义无反顾地抛开原来的身份和职位，同K一道落入底层，成为一个不三不四的人，但不论在何等恶劣的条件下，她始终坚持初衷，要爱他个死去活来，要将这一场不平凡的爱值最后完成。越卑微，越沦落，越体现出饥渴的强烈，以致于要用狭窄的棺材里被钳子夹在一起的两个人这样近于自杀性的比喻来形容爱的渴望，生的渴望。又因为不论沉得多么深，两人贴得多么紧，克拉姆的阴影也是摆不脱的；因为现实之爱包含了对死的渴望，爱情和对爱的唾弃同时到来，弗丽达就处处显得寸步难行而又不得不行。她追求的是一种达到了死的境界的生，那种境界只能存在于她和K的饥渴的想象中。整个这场动人的爱情戏里，最令人难忘的便是弗丽达那种非凡的勇气，那种非要成就不可能的事情的决心，还有那种视一切规范为无，在亵渎中超脱的气魄。
1998年2月22日，英才园
城堡的起源
当所有的“生”的理由全都被否定，人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如《审判昨的周时，人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体内那种不灭的冲动了。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还不甘心死，还要冲动，对于他，城堡的轮廓也就在那山上初现了。由于没有理由，人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理由，那理由以自身的纯净与虚无对抗着现实的肮脏与塞塞。实际上，在先前的否定中城堡就同时在建立，只是K不知道而已。这样看来，城堡起源于人对自身现实的否定，也就是起源于自审。整部《审判》都在描绘着K如何徒劳地为自己那阴暗卑琐的“生”找理由，就是他的艰苦的寻找在证实着那种强大的法的存在，证实法也就是建立城堡。当法战胜了人的那一天，城堡的基本工程也就完成了，只是城堡还隐藏在云雾之中，要等待一个契机让K去发现而已。于是在一个大雪天的晚上，K就稀里糊涂地闯进了他自己用无数痛苦、绝望和恐怖建立起来的庞然大物。他没有完全认出它，却又隐隐感到似曾相识；他自始至终将它看作自己的对手，却又到它那里去寻找继续生活的理由；（从前他否定了生，现在他又在用行动否定死。）他欺骗它，违犯它，目的是为了获得它的认可，以加强同它的联系。我们可以说，法是生的否定，城堡则是生的依据。否定了生的K还在继续活，他当然需要一个依据，有了依据的K的活法，已经大大不同于从前的那种活法了。从K的身上，从城堡的其他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那种相似的认知风度。那是一种毫不留情的、甚至是残酷的自我批判的风度，一种严厉地将自己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生活的决心，从那当中城堡的气味弥漫出来，使人回忆起关于起源的那个机密。城堡开拓了人生，又限制了人生。在它属下的人都只能够为它而生，任何别样的生都是遭到它的否定的，只因为它就是你自己。与城堡相遇的K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死，要么留在城堡把戏演到底。已经觉醒的K是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无知状态中去的，从前的一切挣扎和斗争，不就是为了今天的清醒吗？很明显，从银行襄理到土地测量员的精神飞跃完成后，现实就显出了一种混饨中的澄明，人的行动较之从前更为艰难，人可以获取的东西在不断减少，欲望则在成反比地增加着。正是“缺乏”在激发着人的冲动。从另一方面来看，被激发出来的K的旺盛的精力又有了更广阔得多的用武之地。由于破除了内心的限制，现在他不论在何种难以想象的情况下，不论碰上谁，都可以即兴发挥，将其纳入自身城堡式的现实，进行一场生的表演。从前的无可奈何渐渐转化成了主动出击。
我们从K所遭受的每一次碰壁事件中，仍然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当初城堡的起源，那就像在更高的层次上再现当时的情景。取代了法的城堡机制同法一样坚不可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它变得更灵活了（或者说K变灵活了），表达更曲折和晦涩了。表面的拒绝总是隐含着内在的引诱，自审不再像从前那样致命，那样令人绝望得马上要窒息过去，而是总给人留下活的余地。熟悉了这一套的K的行动便透出“反正死不了”的派头，再也没有从前的拘谨。他这种玩世不恭是一种非常严肃的玩世不恭，其本质仍然是自审，一种高级阶段的自审，一种战胜了庸俗的自审，也是城堡起源时那种氛围的延续和发展。只要重温老板娘教训K的那些话，就能清楚地领略到自审的历程，领略到在法面前的自审与在城堡面前的自审的不同之处。老板娘的暧昧源于城堡方式的曲里拐弯，即一方面无论如何地不可能，人总是要活下去的；另一方面，无论人怎样地活，总是不可能达到纯粹的“活”。那么K，为达到纯粹的活，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活下去。总之前提是否定了死。城堡已经产生了，城堡产生于生的终点，现在成了死而复生的K继续活的前提，K只能以生命来丰富它。它的机制呈现出现在的K的意志，这个意志是排除一切放弃的。生是什么？生是同死的搏斗，城堡的起源也是新的生命的起源。老板娘用城堡的激将法亦步亦趋地激发着K体内生命的运动，使之发展，使之在难以想象的情况之下不断冲撞，以这冲撞来开拓空间。在这方面老板娘真是个了不起的高手，城堡事务方面的万事通。K的理性认识永远落后于她，K的自发的行动却正好与她的预期合拍，城堡起源的秘密就装在她的心中，无论K怎样做都是在促成她的事业——将城堡的意志化为城堡式的现实生活。也可以说她是K行动的意义的解说者。老板娘身体臃肿，早就过了有魅力的年龄，从前有过的那些冲突已变成了回忆，或者说肉体变成了纯精神。现在她能够做的，只能通过她的学生弗丽达和K（一个不情愿的学生）来做，她从他们的内心冲突里吸取养料，使自己的理想之树长青。超过了死亡阶段的、城堡的活法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又是何等的难以理解啊。然而无论多么难以理解的活法，不都是从那个细胞发展的原则演变而来的吗？
于是，城堡的机制不管发展得多么高级复杂，其表现形式不管多么令人眼花缭乱，总给我们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印象。所有的事件，都离不开那种彻底否定的阴郁的内省。那种彻底否定后仍不罢休而达到的奇迹，则是原则的进一步延伸。K与城堡官员的那次奇怪的会面，应该说是一次K运用外乡人的蛮力直逼中心的冲击，然而毕格尔的一番说明就足以将他的初衷完全打消了。毕格尔要向K说明的只有一个道理：城堡绝对容忍不了现实的人生，人身上的臭气会将官员们熏得晕倒过去，城堡与村庄永远势不两立，人的努力还未开始，就已经注定要失败，一丝一毫的希望都没有。这个道理与《审判》中的那种自省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只在于毕格尔表达它的形式。毕格尔说这些话时，并没有赶走K，而是让K留在客房里，自己一边阐述一边让K在睡眠中与他的逻辑搏斗，让K在搏斗中体验推翻逻辑、战胜死亡、创造奇迹的快感。道理仍然没变：K绝对不能与城堡直接晤面，一切努力都等于零。可是与城堡下级官员的这次接触，以及K在整个过程中的行为，不是自始至终在以他的对抗展示着“生”的不可战胜吗？像死神一样的官员不是也只好发出了那种奇异的怪叫吗？当然，没有当初全盘否定的死，也不会有今天奇迹般的生。毕格尔将K带进一个生死搏斗，在濒死中体验生的奇境，将他体内的力榨出来，直至极限。经历了这一切的K，应该说离大彻大悟不远了，他后来的冷静和随遇而安也证实了这一点。那种大彻大悟又不是出世的，而是继续对抗，抓住每一